总理李克强：在北大时替同学做媒被拒绝

　　1977年入学、学号排第37位的这名学生如今开始掌管国家。某种意义上，他通往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之路是从那间位于北京大学37号楼3层的并不整洁的宿舍里开始的。

　　“李克强肯定是个开放的人。”与他同学4年的何勤华总结一个人和一所学校间可能发生的联系，“你也知道，那时北大本身就是开放的、包容的。”

　　他在那间有7个人、两张桌子的宿舍里拥有一张下铺，那究竟是在305室还是307室，很多人都记不清了，但有些事情即使远隔多年也仍然可以确定。

　　他消瘦，冷静，鲜有在酒桌边喝醉的记录;他不是在人群里或饭局中挑起话题的领头人，但也不乏犀利言辞;他起初并不愿意担任学生干部职务，潜心学术，但对从政也不反感，很早就表现出这一方面的才能;他沉默寡言，不修边幅，喜欢打篮球，但技术一般，围棋水平则数一数二，热心肠，偶尔也替同学向女生表白。

　　他在北大度过的是一个新旧激烈交错的年代。1977年，卢新华的《伤痕》引起轰动，李克强的几位同学每天中午围在收音机边上听刘心武的《爱情的故事》。

　　昔日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省级先进个人”李克强，如今除了在油印讲稿上学到知识，也能在大学课堂上听到那个年代北大特有的言论。

　　比如，他私下聊天时多次表示赞赏的宪法课教授龚祥瑞，在课堂上把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当作口头禅，并曾这样对学生解释“责任”：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完成人民交给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向人民解释原因，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

　　他不止一次参加同班学生组织的读书会和讨论小组，其中争论的话题包括法律、道德和政策的关系。教授杨敦先回忆，李克强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

　　他曾日以继夜地在北大图书馆读书和写作，这段日子理应为他输入丰富的思想资源，他爱读《联邦党人文集》、《社会契约论》和《论法的精神》。他运用纯熟的英语主导翻译了英国上诉法院法官讲述法律程序的着作，这表明他对书中所讲述的西方法律原则毫不陌生;同样，他也翻译了《英国宪法史纲》，由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参考。

　　远在他有机会对世界上人口最大国家的整个社会系统进行实际操作之前，他已经在写过的论文里讨论“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

　　“我们那一代学生对政治都很感兴趣，对国家大事都满怀激情。”何勤华说，“这方面克强同学比较成熟、观点比较适中，不是那种过分极端的人。”

　　北大当时民主氛围浓厚。同学陶景洲回忆，早在他当选总理之前很多年，他就曾参加北京大学为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而组织的辩论，这是有据可查的他第一次参加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政治活动。

　　他也在有机会掌管一个国家的经济之前就深入大公司内部，理解投资规范、合同等领域的法律应用。当时，荣毅仁创建了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哈佛大学一位法学博士成为顾问，这位在北大教授国际法的博士带着包括李克强在内的十几名学生实习了一个多月。他们每天到位于崇文门的中信总部看案例材料。

　　此外，他还在赴南京一家区法院实习时，参加了他第一次(也许是唯一一次)法庭辩护，为4名犯罪嫌疑人担任首席辩护。他查阅卷宗，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并在开庭前夜与陶景洲等人讨论到很晚。当时，犯罪嫌疑人从被拘留那一刻就被推定有罪，并被称为“犯罪分子”。但这一过程证明他心中怀有对法律原则的谨慎态度。

　　讨论问题时，他“说话比较慢，带点合肥口音，表情很严肃”，陶景洲说。这与他后来在许多别的场合给人留下的印象吻合。也就是说，抛开那些随着时间推移必定会改变的事情，北大时代的一部分印记有可能将牢牢留在他身上。

　　一个例子是，他始终没有改变低调的行事风格。酒桌上，他跟随话题而不是制造话题;合影时，他不愿意占住中间位置;上课时，他也总是坐到后面，表现并不活跃 ——他中学时倒并非如此，根据中学班主任吴天华的回忆，那个聪明调皮的少年喜欢和同学讲话，为了不影响教学，老师只能把坐在班级中间的他调到教室后面。

　　但与现在相似，在北大时，他便是那类刻意远离中心但总被视作领头人的角色。他先后被任命为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当他的同学希望有人出面竞选学生会主席的时候，大家都想到了“最成熟”的李克强，并建议他参加。

　　他并不排斥从政。无论是政治上的成熟度、办事能力、老练程度或是威信，他都被同学认为是最有可能在政途上获得不凡成绩的人，以至于总有人劝他不要从事学术工作。

　　除了偶尔组织活动之外，他作为学生干部收获的评价大都语焉不详，这部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学生并不在意这个身份。不过，起码有一名校友回忆说，在学生会讨论中，他发言较多，“而且见解尖锐深刻”。

　　大多数时候，他温和持中。何勤华说，“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1980年，中国男排在国际比赛中战胜韩国男排，他加入北大学生连夜上街游行欢庆的队伍。对不喜欢吵闹的李克强来说，这是别人能记起的他为数不多的一次参与类似活动。

　　他对国家的情感是以一种冷静观察的方式显现的。

　　何勤华回忆，他曾凭借观察来评点某个处于封闭状态的国家，指出只搞个人崇拜的恶果：即使有人崇拜，但经济落后，在世界上还是没有地位。

　　在同学面前，李克强始终保持着过去的坦率。他自始至终以一种既念旧情又不违原则的态度对待昔日好友。毕竟，早在读书时，他就是被最多人围住的学生之一，两堂课的间隙几乎全部被前来请教英语和专业问题的同学占据。

　　说到他的热心肠，这倒并不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他代同班同学向一位中文系的年轻女士表露爱慕之情的故事无疑传播更广。很难说李克强是个最佳选择，据陶景洲回忆他最终碰壁而归，并且带回了对方不无泼辣的意见。

　　当然，用这个例子证明他缺乏语言上的锐利和机锋并不公允。因为有一次，同学何勤华将自己的一篇文章请他过目，他给出的一条意见是文字太啰嗦，“至少可以删掉三分之二”。

　　李克强不讲究饮食，“吃东西比较随便，也会随便喝几口冷水”;不在意穿着，一整个冬天，他都穿着一件藏青色、卡其布料的列宁装，这是他仅有的两件衣服之一，另一件是军装，大学四年，他只有两条裤子，但这比那些只有一条裤子的同学好多了。他背着当时流行的黄色军用挎包，在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之间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经常闭馆后才回到宿舍。何勤华相信，农村生活的经历让他具有自律的能力。

　　他的专业成绩广受认可。他爱看书，书卷气重，涉猎广泛，可以随口指出某篇文章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运作的新情况及经济学理论的新成果”的不足。

　　他从大三就开始翻译英文原版法律文献。翻开何勤华在1980年5月17日记下的日记，可以看到惊叹：“克强同学真不简单，他翻译的《英国宪法资料》已被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录用，共一万多字。他另外翻译的两篇文章，也初步为我系杂志《国外法学》看中。他写的《信息控制与法学》的论文，已由系里打印，送交《法学研究》。他与周振想同学合写的报道《法律系学生五四科学讨论会》也将被《光明日报》录用。”

　　优秀的外语和专业水平，龚祥瑞的推荐，再加上对宪法专业的兴趣，假如历史的风向没有变，这些也许会让李克强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或律师。

　　如今，李克强偶尔还会提起当时的梦想。大学同学举办毕业30周年聚会时，他含蓄地表示自己不便前来，但写了一封信托人代为宣读。何勤华说，信里谈到年龄，嘱托大家保重身体，同时谈论了当年的中国法律梦想，“他希望大家继续做梦，把法制推进下去”。

　　他本人最终选择以行动者而不是研究者的身份推进这一梦想。毕业时，李克强曾与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约定，合写一本叫“法律文化”的书。这一约定迄今并未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