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学者透重大内幕：林彪尸体发现了惊人秘密

　　2007年，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朝伦·达西达瓦写了一本小册子《林彪元帅之死》，没有公开出版，仅印了300册。我通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有幸得到一本，从中读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九·一三事件”细节。

　　苏联人拿走了林彪飞机上的黑匣子

　　- 达西达瓦教授在书中披露：1971年9月13日1时53分至55分，蒙古边防总队的哨兵发现一架大飞机自中国方向414号界碑入侵，声音非常大，没有灯光，飞向苏赫巴托省那伦县。2时，肯特省贝尔赫萤石矿的警卫也发现了从东北向西南飞去的这架大飞机。不久听见巨响，看见火光。

　　2时27分，在贝尔赫矿西南14.8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这架大飞机坠毁。

　　这是首次披露林彪飞机坠毁的准确时间，过去都是说2时30分。而达西达瓦的这个坠机时间是准确的，后面还要交代。

　　最早到坠机现场的是肯特省公安厅驻贝尔赫矿小组代表珠尔默德，其他还有数人到常

　　坠机现场燃起大火，面积有一平方公里。他们首先是把火扑灭，同时采取保护现场的措施，白布单盖着的九具尸体没有挪动。然后搜集没有烧毁的文件、物品，派人骑摩托车到省会报告。

　　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带着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到坠机现场时，蒙古人和苏联人已经把重要的物品拿走了。

　　蒙古肯特省公安厅厅长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在休养所休养，9月12日晚上他去参加舞会，13日凌晨2时多他听到飞机的声音，并不知道是什么飞机。

　　这说明林彪专机飞得低，所以声音非常大。

　　9月13日一大早，县政府叫他快到省会去，中午，省里派了一架双翼小飞机送他到现常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在空中绕着坠机现场飞了两圈，用电话向蒙古公安部长德吉德少将汇报了看到的坠机现场情况。

　　不久，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登比列格、公安部长德吉德、情报局局长德钦将军，国防部第一副总长图门登贝尔勒少将坐伊尔-14飞机也来到现场视察。

　　9 月14日零时，蒙古公安部部长德吉德接到中央电话，让去现场的人员立即返回乌兰巴托，向以泽登巴尔为首的政治局汇报。可是温都尔汗机场没有夜航设备。正一筹莫展时，蒙古人民军空军司令朝克将军责成机场，准备一批小铁桶，隔一百米放一个，装上木块，浇上汽油，点上火，以此充当跑道灯。

　　原来温都尔汗机场没有夜航设备，潘景寅夜间驾机，就是飞到温都尔汗机场上空，也不可能发现简陋的红土跑道。

　　-9月14日这一天，朝克将军到坠机现常一批苏联军事人员从俄罗斯赤塔州后贝加尔军区乘坐米格-8直升机也到了。朝克将军和苏联人在现场会晤。

　　苏联人刚开始关注的是这架英式三叉戟飞机的技术资料，并没有关心飞机上的乘员。

　　云登副外长回忆，苏联大直升机9月15日上午拉走了一台发动机。

　　苏联人拉走发动机的动机非常可疑，过去人们都说是苏联人想研究英国的先进技术，现在看未必，很可能苏联人想掩盖什么。

　　达西达瓦说，苏联人把坠毁飞机的黑匣子也取走了。黑匣子里有很多仪表，记录着工作情况和人员谈话，是比较可靠的工具。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认为不行，不能让他们拿走，但是朝克将军还是把黑匣子给了苏联人。苏联人拿走黑匣子之后，从来没有对蒙古讲过黑匣子里有什么内容，这给我们调查飞机坠毁原因带来了困难。

　　林彪专机的黑匣子在苏联人手里，可至今俄罗斯仍秘而不宣，还大量散布林彪专机飞到苏蒙边境的谎言。至于中国人为什么不要黑匣子?首先国内没有指示，当时大使许文普、孙一先等并不知道飞机失事首先要找黑匣子。更何况因为中蒙谈判中断，现场所有物品都没有移交中国。

　　“林彪手令”和航图也不见了

　　朝伦·达西达瓦在《林彪元帅之死》中比较详细地列举了坠毁飞机的有关物品。他在担任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前，曾任蒙古国家档案馆馆长，他应该是看到坠毁的林彪飞机清单的。

　　达西达瓦说蒙古的调查人员在现场看到一些文件，如飞机低空高度仪的俄文说明书等有关材料。可能是飞机的遗物太多了，达西达瓦并没有详细列举所有物品。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一书中提到，他在现场拣到一张英文注意事项，写明飞机型号Trident-IE(三叉戟IE)，据此孙一先估计这是一架专机。再往前走孙一先看到一条宽条纹的小型毛毯，上面印着PIA(巴基斯坦国际民航缩写)。这些达西达瓦都没有提到。

　　沈庆沂在坠机现场发现一个红色塑料皮的小册子，64开。红塑料皮大部分烧焦，看不出书名，里面的文字只烧掉一个角，开头是“首长和同志们”，结尾是“长时间热烈鼓掌”。看来是一个讲用报告，讲了空军的发展，其中讲到技术革新，举例说有一种微型电台超过国际水平，还有型号和数据。孙一先用照相机把这几页拍了下来，心中奇怪为什么蒙方没有拿走?

　　当时孙一先、沈庆沂他们并不知道这是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据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回忆：林立果把这个讲用报告放在上衣口袋里，里面夹着一张横写的“林彪手令”。1971年9月8日，林立果从北戴河到西郊机场，下飞机时他曾出示给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看，以后林立果又给林办老秘书关光烈看过。

　　沈庆沂和孙一先在坠机现场翻过这本小册子，想拿走，但被现场看守的蒙古人制止。他们注意到小册子里面并没有夹着“林彪手令”。

　　-难道是蒙古或苏联人把讲用报告扔下，把里面的“林彪手令”拿走了?

　　沈庆沂注意到两堆尸体中间，有一堆物品，明显是蒙古人堆集起来的。其中有两个飞行员图囊，一个烧了一半，另一个基本完好。孙一先打开图囊，里面只有几只黑铅笔和红蓝铅笔。他问航图哪去了，蒙方陪同人员摇头不语。

　　图囊旁边是一堆手枪，大多完好，有几只枪的枪把烧焦，露出空子弹梭子。孙一先数了数，子弹43发，没有空弹壳。还有两个手枪套和几个空弹夹。沈庆沂看到手枪有六支，一支苏制AK型，五支写有“59SHI”。蒙方问“59SHI”是什么意思，孙一先回答，是手枪型号，1959年中国制造。

　　坠毁飞机上有一块手表定格在2时27分

　　达西达瓦在《林彪元帅之死》中记录的坠机现场物品：

　　六支枪(蒙古和苏联的联合调查报告中说是八支枪)，有的枪上了膛，有的保险关着。还有一支微型冲锋枪，两把匕首。

　　中国纸币65元，一张5元，六张10元。

　　李平出入证，3726部队营门出入证。

　　林立果证件，002003号。

　　一张合影照片。

　　其他物品：钢笔、铅笔、罐头、糖、梳子、餐具。

　　还有烧坏的一只白色女鞋;烧坏的一只灰白手提包，里面有一件绿色军上衣;还有三件旧蓝布裤、胶鞋、白背心、手帕等。

　　物品记录本、燃油记录本、手电、轮胎压力表、逆光镜等。

　　飞行员包一个。

　　3726部队第三中队邰起良的空勤工作记录。

　　布票，飞行员须知，飞行专业课本。

　　便携式录音机一台，三盘录音带，录有毛主席语录歌曲。

　　手表五块，一块上海牌，表针指在2时27分。

　　这个时间准确说明了林彪飞机坠毁的时间。因为飞行人员的手表必须准时。而叶群、林立果等人要跑，也需要准确对时。还有一块黑盘表没停，17时30分，与乌兰巴托时间相符。此表可能是林立果的，确定了蒙古政府官员到达坠机现场的时间。

　　飞机交接记录本，新疆地区飞行图，泰山机场图，油本，低空技术说明书，使用细则，华东地图，飞行时刻表，译文四页，报务制度，航空简语。

　　在这些地图中，应该有达西达瓦没有提到的山海关到伊尔库茨克的航图。

　　时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云登事后回忆，机内发现一张标出航线的航图，从河北省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茨克。

　　- 迫降在怀柔的直升机现场也发现同样的航图。就像“林彪手令”有横竖两个一样，山海关到伊尔库茨克的地图也应该有两个。不知道为什么，达西达瓦没有提到这张标有伊尔库茨克的航图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及讲用报告里面的“林彪手令”。很可能这张航图同三叉戟主发动机、黑匣子一起，被到坠机现场的苏联人拿走了。

　　在这些物品中，孙一先和沈庆沂见到了林立果出入证，没有贴照片，但写有林立果的名字，男，24岁，干部。沈庆沂让孙一先把这个出入证拍下来。

　　孙一先和沈庆沂还见到达西达瓦省略的一些物品：一本《法兰西内战》，一个巴掌大的拍纸本，用铅笔写一些零散的字，内容不连贯，难以猜透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红塑料皮空白日记本，一个汽车驾驶执照的塑料封皮，数张一角钱，以及扑克、小勺、水果刀等。

　　至于白色女鞋，达西达瓦说见到一只，而沈庆沂和孙一先则见到了两只，是乳白色半高跟浅口女皮鞋，其中一只鞋腰和后跟烧焦了，另一只完好。鞋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在迫降前，机上所有人已经脱掉了鞋。也就是说，飞机坠毁时，鞋和人不在一起。

　　关于林彪专机的有关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朝伦·达西达瓦披露了林彪专机坠毁现场发现的“飞行登记本”的内容。

　　从1970年12月5日至1971年9月12日，每月飞行6至50次，共飞270次;1971年9月，飞行80次。

　　1971年1月至9月12日，每月夜航2至18次，特别是9月2、6、7、8、9、10日夜航。

　　8月飞行50次，9月20次。

　　在新疆沿苏联边界12个城市飞过。

　　从华中8个城市，加油17次，共加油63492升。

　　这些数据是真实的吗?

　　林彪专机地面机械师沈宝发解释说：加油本应该是256号三叉戟的。加油63492升，并不多，三叉戟一次就可以加20吨以上的油。至于“飞行登记本”，不是 256号三叉戟的，而是某飞行员个人的，与256号三叉戟无关。因为专机机组成员是临时组合，并不是完全固定在某一架专机上。

　　也就是说，达西达瓦公布的飞行记录是飞行员个人的飞行记录，不是256号三叉戟的飞行记录。

　　256号三叉戟1971年9月6日才交付使用。沈宝发回忆：此前256号三叉戟一直在改装，拖得我们都烦了。

　　据沈宝发讲，本来林彪专机是要用254号三叉戟的，这是巴基斯坦总统座机。但因为飞行时机头被小鸟撞过，有一个小坑，显然不适合再作为一号专机，于是决定改装256号三叉戟，用作林彪专机。四架三叉戟进口时已经在巴基斯坦飞过好几年，一些机件老化，必要的备件买不到，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四架三叉戟的飞行时间不一，原则上把四架三叉戟上最好的零件换给256三叉戟。西郊机场修理厂和林彪专机的机械师一起，开始大规模改装。除把普通客舱拆掉，隔出单间，设置卧室、办公室外，还按林彪怕风、怕光和喜欢绿颜色的习惯，精心布置机舱，整整改装了三个月。

　　“九·一三事件”后进驻空军34师的总政工作组成员刘岩回忆：1971年8月潘景寅试飞，去过山海关，也飞过较远的航线。但他始终对自己的落地动作不满意。9月11日，潘景寅再飞东北航线，经沈阳二台子机场，再到长春，接回在长春解放军医院治疗小儿麻痹的大女儿。有人看潘景寅情绪不好，询问他。潘景寅回答飞机落地还是不理想。

　　9月12日傍晚，林立果坐林彪专机从西郊机场到山海关机场，9月13日凌晨林彪第一次坐256号三叉戟，就机毁人亡。

　　蒙古政府关于林彪专机的现场调查

　　-达西达瓦在《林彪元帅之死》中披露，蒙古政府调查人员从林彪专机坠落地点向南500米的地方看到第一具尸体。九具尸体散布面积为50米×20米，尸体之间相隔3米至15米。烧伤程度1至2度。

　　蒙古政府调查人员开始只拍了八具尸体，没发现第九具(飞行员潘景寅)，后来才发现，他爬远了。

　　而据孙一先拍的潘景寅的尸体照片，潘景寅仰面朝天，两臂伸过头顶，手心朝前，似举手投降状。他的两脚叉开，左腿挺直，右腿弯曲，脚跟蹬地，像是要挣扎着站起来。孙一先说：看来潘景寅生前似非常痛苦而折腾过。翻过身来，他的后背尚贴着衣服残片及枯草，臀上剩有裤腰碎布及一段腰带。

　　难道潘景寅在飞机爆炸时还活着，并在火中爬行了一段，然后挣扎翻身想蹬地站起来?但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与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谈判的蒙方人员认为，中国这架256号三叉戟在蒙古坠毁，可能有特殊任务。蒙方要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提供飞机乘员名单，中国方面没有正式答复。蒙方认为：如果真是民航飞机，蒙方的要求是可以满足的。

　　在这种情况下，蒙古政府认为，要确定这架飞机坠毁和人员死亡的原因，必须要有一个调查报告。

　　蒙古政府组成由国防部第一副总长图门登贝尔勒少将为首的政府委员会，成员以去过现场的有关部门负责人为主。应蒙方邀请前来的苏联有关部门高级专家协助该委员会调查。

　　1971 年10月12日，在蒙古国防部、总参谋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中，苏军驻蒙古司令官克里夫达中将介绍了苏方对坠毁飞机调查的看法。克里夫达说：坠毁的中国飞机隶属驻扎在北京郊区的第34师，中方说该机民用。我们很容易证明，这架飞机属于军用，机上人员穿着军衣，这是否认不了的。还有所有人都带了手枪，还有自动枪、飞行地图、唿号，从这些来看，完全表明这架飞机是军用的。找到的枪大部分是有子弹的，有一支上了膛。是什么原因要子弹上膛?是用于野外降落，被俘时自己使用?除此没有别的目的。估计飞机的平均时速670公里，说迷航没根据，这架飞机装备现代化，不可能不知道飞到哪里。如果说迷航，飞机应该发出求救信号，但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潘景寅没有发出求救信号?因为通信员陈松鹤没有上去，潘景寅不会发求救信号，或者还有其他原因。

　　克里夫达强调雷达是看不见的，当地人看见这架飞机飞得非常低，声音很响。

　　克里夫达认为，至于燃料用尽完全是谎言。剩多少油?还能继续飞多长?通过仪表就能知道。从着火情况看，证明这架飞机有足够的燃料。

　　林彪专机在坠毁时决不止2吨半油。

　　迫降也不可能。要迫降，大飞机必须照亮降落地点。

　　如此说，林彪专机迫降时没有打开飞机翅膀上的灯，那蒙古目击者再老眼昏花，又怎么可能把灯光看成火光。

　　蒙古专家认为，当时飞机翅膀灯没有打开，根本没有考虑照明，也没有放下起落架。林彪专机在迫降时确实没有放下起落架。按一般迫降应该是尾部先着地，但林彪专机不是这样，飞机头部先着地。证据是所有仪表在着地一刹那都已经碎了，降落时发动机没有熄火。飞机落地后又第二次跳起来，再着地，飞机就解体燃烧了。不过发动机没有完全烧毁。

　　空军专家组的研究报告认为，林彪专机是以较大速度尾部接地，形成跳跃，然后两翼先后折断，机身呈圆筒状，带惯性前冲，破碎解体。机上人员被甩出。在此过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积燃烧。

　　克里夫达说：飞机弹起又第二次着地时，机上的人还活着。为什么?因为尸体主要是在机舱左边，说明有准备，企图通过舱门下飞机。

　　从九具尸体都没有戴手表和穿鞋看，他们是做了迫降准备的。

　　如果我们到现场早一些，也可能有轻伤员被活捉。从九具尸体的最后动作看，至少潘景寅和林立果在被飞机甩出时还活着。因为他们的表情痛苦，似在火中挣扎过。

　　-苏联克格勃任命侦察员扎格沃茨丁将军和病理学家托米林组成鉴定小组，10月中旬来到蒙古温都尔汗坠机现常

　　奥特根扎尔嘎勒回忆：苏联克格勃派来的人员住在乌兰巴托大天口(蒙古国宾馆)。这个小组到现场工作，是取得蒙古有关部门批准的。派给他们一排士兵、公安部司长姜仓巴拉桑上校、国家保安总局四处化学鉴定专家班兹拉格奇少校，陪他们一块去现常

　　为了蒙古这些工作组，在苏布拉嘎盆地，搭了五个蒙古包。苏联来的人员中，还有苏联国防部法医局局长、克格勃侦察局长、根据头骨恢复原貌专家。

　　1994 年4月17日《红星报》提到，1971年10月19日，鉴定小组在坠机现场打开坟墓，看到两具尸体镶着金牙，怀疑是林彪和叶群，取走了两人的头骨，带回莫斯科。11月中旬，扎、托两人又冒风雪赴蒙古，将林彪无头的尸体再挖出来，查看肺部是否有结核病症。托米林用双筒显微镜找到林彪尸骨的右肺有钙化点。

　　林彪飞机因机内发生争斗而坠毁

　　朝伦·达西达瓦说，蒙古政府委员会进行大量工作后，于11月20日写出《查明飞机坠毁原因的报告书》。其结论如下：有民航标记的256号飞机是军用飞机，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需要。多数座位被拆除，用于特种的军事需要。中国256号飞机由于飞行员犯下了飞机驾驶错误而坠毁，不是因为某种迫降原因而降落的。

　　关于“九·一三事件”，有三个国家的人到过温都尔汗坠机现场，蒙古、苏联和中国。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外交官最后到坠机现场，没有拿走任何东西。苏联虽然比蒙古晚到坠机现场，却拆走了飞机的主发动机和黑匣子。后来为了证实是不是林彪，苏联人又第二次、第三次来到坠机现场，挖开坟墓，取走了林彪和叶群的头骨，并检查林彪的肺部钙化点。

　　关于林彪飞机坠毁原因，1972年，中国空军专家组根据坠机现场的照片，结论是“油料不够”。

　　2006 年9月13日，日本共同社驻乌兰巴托记者获得了蒙古政府1971年11月20日关于林彪坠机的调查报告——《中国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原因的确定文件》。这份调查报告共有16页，包括现场照片。蒙古的调查报告否定了林彪飞机因燃油不足而在迫降坠毁的说法，蒙古相关人士暗示当时机内曾就逃亡问题发生争斗。日本共同社记者采访了蒙古国家检察厅前副长官，曾作为当地治安最高长官的奥特根扎尔嘎勒。

　　调查报告说：1971年10月8日至18日，蒙古专家和苏联专家共同进行了林彪飞机失事调查。排除了林彪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英国制造的三叉戟在气候良好时极少犯航线错误，而且也没有接到这架飞机的任何无线电通信。中国解释说这架飞机犯航线错误是说不通的。调查报告还对燃油不足表示了怀疑，说坠机引发的大火，在极广的范围(975米×321米)内燃烧了很长时间。

　　调查报告说林彪飞机的发动机是正常的。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机上人员作出了降落的决定。蒙古专家和苏联专家得出一致的结论：导致这架飞机坠毁的直接原因是机内发生了争斗，一方想去苏联，另一方想返回中国。在发现的八支枪中，有一支已经上膛。但机上是否发生与枪击有关的暴力行动，还是一个谜。

　　据日本共同社得到的另一份蒙苏联合调查报告中，说在林彪尸体上没有发现弹孔。

　　- 蒙古和苏联的调查报告为什么不提苏联拿走的黑匣子?苏联人对温都尔汗坠机现场最积极，但却始终缄默，更只字不提林彪专机上的黑匣子。只有一位采访过苏联知情者的澳大利亚记者汉纳姆在报道中披露，黑匣子里没有与地面通话的声音。还说林彪的死因(苏联)只有勃列日涅夫等四个人知道。

　　至于林彪专机的残骸，奥特根扎尔嘎勒回忆：在坠机现场，我看见有些很好看的残留小地毯、餐具碎片，当地人作为纪念品拿走了。还有到当地旅游的人找金属碎片做刀子。当地人说尤其在90年代初蒙古搞出口废铁运动，飞机金属片完全没有了。有中国国旗和飞机标志的飞机尾部，曾存放在贝尔赫萤石矿的一个院子里，90年代初把它作为废铁出口到中国去了。还有一个发动机，“雄鹰”公司经理、历史学家思赫赛汗在乌兰巴托西南26公里处建立了成吉思汗庭院旅游点，用吊车、货车把林彪出逃时坠毁的飞机发动机残骸拉到旅游点的空地展览。

　　(此文得到沈庆沂、孙一先老师的大力协助，并经他们逐一审稿，特向他们和朝伦·达西达瓦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谢。)

　　沉寂40年：林彪256号飞机坠毁之迷终于解开

　　1971 年的“913”事件至今已过去近整整40年，近两年再次抛起风波。抛起这次风波的不同于普通的研究者，而是前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由毛泽东1957年亲自为他起中文名，顾大寿)。在顾大寿出版的俄文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中披露，“林彪和叶群、林立果乘坐一架军用飞机在山海关机场紧急起飞，却在飞越中国边境上空进入蒙古共和国的领空时被击落，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坠毁。”“蒙古人民共和国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作是侦察机。”或许因为中国人接受信息和知识的环境相对闭塞，生活中被欺骗的太多。国人常常会带有一种喜好“阴谋论”的情节，宁愿相信“有故事”，喜欢猜疑“内幕”便是这种情节的典型表现。所以顾大寿的“击落”，一下便点燃了许多国人的兴趣和猜想。

　　其实，“被击落说”是256号坠毁之迷中最不客观和最荒唐的结论。

　　这里笔者从航空技术、空难调查和防空作战等角度，参考众多对“913”事件的分析文章，对相关疑点做一个解释和再分析。

　　一、谁有能力击落256号?

　　所有的256号“被击落说”的予头基本都指向前苏联，事实上苏联人是绝对无辜的。——因为苏联人没有条件，没有手段也没有可能击落256号。

　　一、歼击机击落的可能性-防空截击(尤其夜间拦截)是一个复杂的作战过程。需要能提供足够预警时间的地面远程雷达网，需要截击机有完备的机载雷达、空空导弹、通讯导航等武器和机载设备，还需要地面有高精度的指挥引导保障，高效通畅的通讯系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指挥体系。在冷战时期，苏联的国土防空重任是由专门的国土防空军(PVO)来承担。国土防空军是前苏军中地位独立，对等于陆军、空军(VVS)、海军和战略火箭军的五军种之一。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苏联防空军截击机(几乎)均是专门研制，区别于苏联空军(VVS)，历装机型也(几乎)从不出口。因为苏联的国土辽阔，要同时面对多线的空防威胁，保卫本土领空的压力就已经很大，所以国土防空军(PVO)的部队也从不部署于境外。

　　当时苏联驻外蒙的确有航空兵部队，但是属于苏联空军(VVS)的前线航空兵，其作战使命是支援地面部队遂行战役作战。通常由一个前线航空兵集团军负责一个方面军(或军区)的战术空中支援，包括近距空中支拨、空中阻滞、区域掩护和空中侦察。

　　关于苏驻蒙空军实力，时任驻蒙使馆二秘孙一先先生着书描述：“驻蒙空军两个歼击轰炸航空兵师、三个直升机团和一个运输机团，共有飞机三百多架。这些空军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别部署在新修的乌兰巴托、巴彦、乔依尔和乔巴山等四个大型机场上。另有三个野战机场，供现有飞机转场之用。”(孙一先，《在大漠那边》，91 页)

　　孙一先的描述并非完全准确，作为外交官(虽然孙一先也曾是军人)所回忆的情报或有一定误差。更权威的军方情报为：时苏驻蒙空军辖一个歼击机师和两个轰炸机大队加一个运输航空兵团，按苏军驻外传统以团为单位部署。歼击机师，机型为米格-17、米格-19及少量米格-21，所属三个团分驻巴彦(BayanSuma)、乔巴山(Choybalsan)和苏木贝尔(SumberSuma)场站;两个轰炸机大队，机型伊尔-28，驻纳来哈(Nalayh);运输航空兵团，机型为米-4和米-8直升机，驻苏木贝尔(SumberSuma)。整个驻蒙航空兵部队合计作战飞机230架，归属前线航空兵第23集团军司令部指挥，司令部驻地赤塔(苏联城市，非外蒙)。256号从入蒙至坠毁(凌晨1点55分越界，约2点30分坠毁)只有35分钟时间。即使当时驻蒙苏军战机有意拦截256号，

　　～那么一线指挥官要向谁汇报请示?

　　～由哪一级指挥机关来决定是否攻击?

　　～指挥机关如何引导执行拦截的歼击机?

　　～空情保障单位如何向执行任务的航空兵单位提供情报?

　　～地面及空中各单位间如何区分敌我，识别目标?

　　～在35分钟时间内，歼击机要完成升空、飞抵拦截空域、搜索识别目标、警告并判断敌情、开火攻击等等一整套程序……

　　-——这一系列的技术细节都无法解决，甚至没有时间来完成!

　　-

　　从苏联驻蒙航空兵的客观条件来说，驻蒙苏军的夜间防空拦截战力实际和当时的中国空军在一个水平线上，甚至还不如连续十多年拦截国民党侦察机的解放军空军有经验。最关键的是这些前线航空兵部队并不承担防空作战任务，其相关作战条例、指挥体系也根本不可能完成复杂的夜间拦截任务。

　　除了驻蒙苏军外，剩下的就只有蒙军和中国两方了。但这两方就明显更不可能击落256号了。

　　蒙古方面，从1960年代开始整个蒙古军队的指挥权都交由苏军指挥。关于蒙空军当时的实力，孙一先描述：“防空部队有一个歼击机团、一个雷达团、一个高炮团、两个防空导弹营。”(孙一先：《在大漠那边》，页91);同期中国官方资料描述：“防空力量方面，有一个高炮营，一个火箭营(即防空导弹营)，一个雷达营。没有作战飞机，其航空局仅有三个运输大队，一个通讯大队，人数两千人。”;另有外军情报描述：“从1969年到1979年蒙古装备过米格-17歼击机”;

　　——这里无论是哪个版本，蒙军当时即使有歼击机，其指挥权也在苏军手中。其装备型号(米格-17)也无法完成夜战拦截任务。

　　最后再看中国空军?

　　当时中国空军的使命就是国土防空，也刚刚经历过拦截国民党侦察机和越战入侵美机的激烈实战，也能够第一时间获悉256号的相关情报。从作战指挥体系和经验上说，其实中国空军是当时最有可能实施拦截的，但却在拦截256号上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

　　当时的中国空军的夜战装备还很弱，即使最先进的米格-21/歼-7型歼击机也非全天候型，不具备夜战能力。当时中国整个夜空几乎完全开放，仅有的几个夜航大队(装备歼-5全天候型和歼-6全天候型)和二十余个防空导弹营，所防范对象还是半夜来访的国民党侦察机。防空导弹部队的作战形式也是要地防空或设点打埋伏，根本没有预计过会有拦截副统帅专机这样的任务。

　　整个256号在中国境内的航线上，只有赤峰驻有歼击机部队。虽然这支部队是王牌师空一师，但同样缺乏拦截手段和必要条件。9月13日凌晨1时12分，在256号飞临赤峰附近时，吴法宪(在西郊机场)曾打电话给周恩来，请示是否拦截?并提出了拦截方案(后吴法宪解释，“我说的拦截，不是打下来的意思，而是要截回来”)。这个拦截建议也引出了毛泽东“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名言。- 无论吴法宪的拦截指是“打下来”还是“截回来”，对于当时的技术手段和条件来说都是不可能。普通昼间歼击机夜间升空拦截，仅靠地面引导，单是找到“副统帅”就非常困难。这样的情况在50～60年代拦截台湾国民党空军34中队(“黑蝙蝠”)侦察机作战中就常有发生，在913当天也实际再次发生——9月13 日3时15分，在北京的周宇驰和于新野、李伟信三人劫持3685号直升机外逃。空军派出数架歼击机拦截，但根本没能找到直升机。最终还是靠飞行员陈士印和陈修文的周旋，3685号才未能出逃成功(陈修文牺牲)。

　　对于上述这些中苏蒙三方的空防军情，林立果和潘景寅是一清二楚的。从歼击机拦截的可能性上看，当时的各方对256号都是望尘莫及。

　　二、防空导弹击落的可能性

　　256号被防空导弹击落，也是各种传说中比较流行的版本。不过这一版本比战斗机拦截版，更加没有可能性、更加不靠谱。

　　先姑且不论苏联是否在蒙古部署有防空导弹，既然不少人怀疑是导弹打了256号，那就假设外蒙有苏军防空导弹吧。

　　256 号的航线始终保持在3000米的中低空，这对于当时的防空导弹来说很尴尬。当年的防空导弹还主要是用于拦截中高空轰炸机和侦察机，对付中低空目标还主要是由大口径高炮来完成。要对付3000米左右飞行的256号，苏联当时唯一可能的导弹只有“萨姆-3”型(更先进的“萨姆-6”型在1967年才刚刚定型)。

　　“萨姆-3”(C-125)系统是设计用来辅助“萨姆-2”(C-75)高空防空导弹留下的防空空白区域，执行要地防空任务。“萨姆 -3”的实际最大射程为15公里(有资料称21KM或30KM，是不准确的)。所以，除非256号准确的撞进了“萨姆-3”的伏击圈，让“萨姆-3”守株待兔式的开火——但，这显然不可能*—在256号飞经的茫茫荒漠上，苏军兴师动重的预先埋伏上先进的防空导弹，而且还准确的等到了256号，这不是天方夜谭就真是活见鬼了!

　　实际上，苏军当时在蒙并未部署过防空导弹部队。关于苏军驻蒙防空军力，孙一先的着作中提到：“防空部队有二至三个防空导弹旅，三个雷达团。”(孙一先，《在大漠那边》，91页)。这一描述同样也有误差，根据权威军方资料，当时驻蒙苏军只有一个雷达团，没有防空导弹旅。苏军的这个雷达团下辖七个雷达连，团部在乌兰巴托以北，雷达连部署于蒙古中部腹地：一连，赛音山达(Sainshand);二连，苏木贝尔(SumberSuma);三连，温都尔汗(Ondorhaan);四连，曼德勒戈壁(Mandalgovi);五连，乔巴山(Choybalsan);六连，纳来哈(Nalayh);七连，恩格尔山达(EngerShand)。

　　三、两个关键性证据的缺失

　　256号若是被击落，至少要留下两个关键性证据——攻击后留下弹片痕迹，以及击落当时高强度的电子通讯。

　　首先从弹片痕迹上分析，导弹(无论空对空或是地对空)一般有两种战斗部，连续杆式(还有一种离散杆式)和破片式。

　　- 所谓连续杆战斗部，就是由一连串的小钢条采取首尾相连的方式，连成一个金属环。这个金属环平时压缩成直径很小的金属圆筒，存放在导弹战斗部中。在爆炸时炸药冲击金属圆筒，使其瞬间膨胀，形成一个不断扩张的链条状金属环。这种战斗部爆炸时的威力相当大，金属环张开时产生的机械力能将目标整个飞机拦腰切断，造成严重的结构损伤。故一般此战斗部专门用于对付体积较大、速度较低的大型目标(如轰炸机，大型侦察机)。(离散杆的原理与连续杆在一定程度上近似，但小金属杆首尾不相连，由炸药爆炸的能量使其在空中旋转，在某一半径处正好构成一个杆环。)

　　破片式战斗部顾名思义，就如同散弹枪一样。战斗部里装有数千块小型破片(或导弹壳体即充当破片形成材料)，炸药爆炸引发这数千块小型破片瞬间高速散开，形成很大的散布面，毁伤附近的目标。“萨姆-3”型防空导弹即为破片杀伤式，战斗部装破片3670块。而苏军当时主要装备的P-3“环礁”(AA-2)型空空导弹也是破片式(由壳体爆炸形成破片)，其爆炸后能产生的破片数量超过1000块。

　　关于空空导弹攻击客机的杀伤效果，前苏联做过两次“演示”。1978年4月20日，大韩航空902号班机(KAL902，波音707机型)迷航误入苏联重镇摩尔曼斯克附近，遭国土防空军第365航空团波索夫(A.Boskov)大尉的苏-15截击机拦截。苏联战机向902号发射两枚导弹，一枚射失，另一枚击中左机翼，将机翼外侧全部打掉。同时爆炸碎片打坏左侧引擎，又击穿机身直接导致2名乘客死亡，爆炸后的弹片在该机上随处可见。后该机迫降在苏芬边境附近科皮亚维湖(Korpij?rviLake)冰冻湖面上。

　　第二次“演示”则是五年后的1983年9月1日清晨。这次还是大韩航空，还是苏-15截击机，也还是射两枚导弹一枚命中。所不同的则是，此次受害者KAL007号航班在13分钟后凌空爆炸于库页岛西南方的公海上，全机无人幸免。

　　从导弹杀伤效果也可以看出，如果256号遭到了导弹攻击。无论是防空导弹还是空空导弹攻击，256号一定会被打的千创百孔。这种如散弹枪式的攻击效果所留下的证据，是根本无法掩盖的。

　　但事实上，“913”近40年过去了，飞机残骸也被多方人士、多次的考察。除了右机翼根部有一个直径40多厘米的圆洞外，却从未有人发现飞机有被导弹破片命中的痕迹。

　　-其次，若是击落256号，还将有一个不可缺的必要技术细节——瞬时爆发的电讯信号。

　　时隔近40年过去了，国内外关于256号专机的各种小道消息不断，甚至有顾大寿、前KGB官员这样的前官方人士。但却从未有过消息(哪怕是小道消息)或猜测角度，认真描述过256号入蒙当时的中苏蒙军的电子通讯监听情况。

　　无论是引导拦截机升空作战，还是指挥地空导弹攻击，一线部队与后方机关之间必然要产生大量的电子通讯信号。这些瞬时爆发的电子通讯信号，均是各国军事侦察的首要关注对象。

　　关于913当天的电子侦察，唯一见到的描述便是有关“技侦八团”报告监听到蒙方有关飞机坠毁的通话。这一消息有若干版本：

　　“有一架飞机正在升空”，“不明飞行物沿边界飞行”，“有个大型目标从中国方向入侵”，“发动机空中起火”，“大型目标在空中起火了，掉下来了”，“空中不明物体燃烧降落下来”，“温都尔汗有一架大型飞机失火掉下来了”……。所有这些版本均只提到了256号的飞行过程和坠毁，却没有提到拦截机与地面，或是防空部队与指挥所的通讯。而且各版本多侧重点在强调256号“失火”，以证明“被击落说”。

　　在真实的防空作战中，如果侦察到了入侵敌机，产生的电讯就并非会是这样简单的报告，而是指挥机关与各级作战单位之间的高强度通讯。同时上述版本还不同程度的存在自相矛盾，比如“发动机空中起火”“燃烧降落下来”这些都不是靠雷达能判断的，只有空中的飞行员(或地面观察员)肉眼才能看到。而当时若有空中的飞行员，则空地间的通讯强度至少要勐增百倍以上(如有地面观察也是同理)。如此高强度的电讯信号，要是有所谓的“技侦八团”是不可能监听不到的。

　　类似的如1978年苏军拦截大韩航空902航班，1983年苏军拦截大韩航空007航班，甚至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在这些真实发生的入侵拦截作战中，都少不了提及电讯信号的爆炸性增长或空地通讯被监听到(哪怕是传闻)。913事件最早被西方获知并关联上林彪，也是由日本的电子侦察机构，通过事后中方突然爆增的电讯信号，做出了“中国高层发生重大异常”的情报判断。-事实上，根据苏蒙方面的资料，由于9月12日是周日，翌日(9月13日)凌晨仍处于休假状态。苏军和蒙军的雷达站都对256号进入蒙古未有察觉。更夸张的是256号入蒙的414号界桩附近的阿沙盖图蒙军边防站，他们在9月13日凌晨第一时间就发现256号飞入蒙境，但却把这个情报压了 9个小时17分钟才上报边防总队，而边防总队又因各种原因延误了8个小时40分钟才再上报。也就是说，蒙军边防系统在256号越境17个小时57分钟后(已到9月13日下午4时)，才上报到乌兰巴托公安部边防内务军事务局。苏军和蒙军的这一系列防空漏洞，促使当年10月底，苏联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巴季茨基空军元帅亲赴蒙古，检查并整顿苏、蒙军的防空系统(这是“913事件”后驻蒙苏军指挥官受处份的真正原因)。

　　所以，256号“击落说”中鲜有提及高强度电讯，本身就犯了一个相当低极的军事常识性错误。这一关键证据的缺失也说明了256号并非是被击落。而那些包括“技侦八团”在内的“失火”监听，也很可能只是业余人士的“个人创作”或是有所篡改，并非完全真实。

　　总之，虽然持256号被击落观点的猜测理由有很多：有顾大寿回忆录的“击落”，有所谓的“‘起火’目击”，有“周恩来故意隐瞒”猜测，甚至有内鬼放炸弹的猜测，等等不一而足。

　　但最关键的是，无论如何击落必定留下千创百孔的弹片痕迹;实施拦截作战也必然产生高强度的电讯信号而被监听到。这两点证据只要缺失，256号就不可能是被击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