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记者江夏编译报道：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外交》杂志8月7日刊登南韩延世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教授德鲁里（John Delury）的文章说，世界奢侈品生产商今年以来心惊胆战，因为主要奢侈品消费国之一的中国，正因习近平的反奢靡指示而风声鹤唳。习近平宣布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官场的反奢靡措施，最近甚至下令各级政府停建楼堂馆所五年。
但如果把习的禁食鱼翅汤等反奢靡措施，和西方世界自2000年以来，从雅典、都柏林到华盛顿因紧缩措施而开始过节俭生活混为一谈，那就大错特错了。西方的节俭、紧缩是经济政策的工具，中国的节俭则源于孔夫子悠久的政治哲学——崇尚节俭而不是激励商业信心。这种中国传统从儒家到共产党一脉相承。
孔夫子的政治哲学和社会伦理，2500年来影响着中国和整个东亚文明。他告诫统治者征收最少的赋税，保持最低的开支。孔夫子及其追随者认为，英明的统治者应当在个人行为和国家财政上，体现节俭美德。这样，大部分是农民的国民自然会“风行草偃”，奉皇帝为楷模。换句话说，通过节俭、简朴展现统治者的政治美德，以确保政权的广泛合法性和王朝的稳定性。
儒家通过节俭达至仁政的观念，从古至今贯穿中国政治思想。蒋介石在上世纪30年代推行的“新生活运动”，核心理念之一就是崇尚节俭、简朴。而毛泽东的节俭观更激进。他要求共产党干部抵制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包括只能穿着毫无特色的毛服等。但毛终其一生更像是罗马皇帝，而不是斯巴达战士。
旧儒家“清官”的楷模形象，仍然强有力地影响着今天半资本主义、半共产主义、伪儒家的中国。当前的反奢靡运动很容易理解——习近平企图在传统的仁政观念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而习的施政有明显的毛泽东痕迹。最近习甚至袭用毛的“六不”措施，防止官员挥霍民脂民膏。习还重提毛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铺张浪费”的言论。
习也从19世纪中国政治中进步的改革传统，借鉴独特的话语。习有关党不能脱离群众的言论，可从晚清洋务派思想家冯贵芬认识到“君民不隔不如夷”，主张学习西方民主政治，确保“君民不隔”寻到踪迹。但冯贵芬和孙中山等认为，选举和代表大会有助于拉近人民和政府的距离，加强国家的团结。习也很希望中共和人民“不隔”，但却想通过节俭，而不是民主来达到目的。
显然习近平知道，中国存在许多比经济增长更严重的问题，而节俭事关中共政权的前途。中共想通过自上而下，以劝导节俭为基础的反贪污运动，以及惩治贪污受贿的高级官员，来赢得人民的信任。习近平上台后迄今最大的动作，是对贪腐的前铁道部长刘志军处以重刑。而万众期待的薄熙来案，也即将开始审判。习近平希望本着节俭、简朴传统，辅以相应的惩罚，能够避过自下而上的民主诉求。但直截了当地说，在欧洲和美国，替代节俭、简朴的是激励；在中国，替代节俭、简朴的是民主。
中共统治碰到的最近一次严峻挑战，就是1989年的六四运动。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的诉求只有两个：要民主，反贪污。当这两大目标交织，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就开始动摇了。这有助于解释中共节俭、简朴的真正意义，以及习近平为什么要把自上而下的反贪污腐败，作为他日常工作的核心了。
在短期内，通过“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贪腐手法，可能比较容易加强党纪，重拾公众对党的信心。但从从长期看，习近平会发现，这种自上而下、自我监督的手段负荷太重，连北京最有权势的人都承受不住。对积重难返的贪污腐败，唯一可以承受的解决方法，是强有力的民主机制加上公民社会组织，以及传媒和司法的力量。这样才能使自上而下的纪律和自下而上的问责相匹配。而节俭无论作为经济政策，还是作为政治改革方式，其价值都是极其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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