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重庆在薄熙来和王立军时期的政治和民生，已经越来越公开了。这是重庆市新的市委书记到任后，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产生的新气象。现在，我们看到了更加令人发指的、眼花缭乱的事实。多时，当人们指政治人物“疯狂”，只是一种形容。但是，我们看到，“薄王时期”的许多政治和法律手段，以及他们个人生活的行事逻辑，只能说是实实在在的疯狂。
媒体形容王立军时期的公安局的仪仗，“有如上朝”。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警官们对局长的顶礼与臣服、紧张与惶恐，浑然不似阳光组织。现在，“薄王”二字成为一个联合词组。但是，王仅仅是一个公安局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构架里，公安局只是一个法律执行机关，理论上还有多个机关排在它前面，为什么可以用一位书记和公安局长的任期来定义一个地方的政治时段？这只能解释为：这是一个书记领导下的“警察管理”时期！
然而，这位不可一世的公安局长，也只是在公安局内部为所欲为，并可以对属地公民实施非法拘捕、刑讯逼供。当他来到薄熙来书记面前，就只能“俯首称臣”，甚至薄夫人要杀人，他也必须鞍前马后，前掩后盖，消尸灭迹，如同家丁。
这是人生的依附，比之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书记翻脸，局长立即自感朝不保夕。头一天晚上还满面笑容握着手勉励的下级，第二天见面便赏他一耳光。书记夫人也可以搜查公安局长的办公室并调查公安局长的部下。这是多么杀机四伏的游戏。一位浑身堆满荣誉的警界特级英模，于是被迫避走外国领事馆。
在他们的圈子里，充满了肮脏和罪恶、利用和控制、交易和博弈。他们视百姓如草芥，视法律为无物，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甚至出于捕风捉影的心理强迫症，蓄谋毒杀外国人。从他们的“事迹”，看不出他们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他们没收公民和企业的财产，甚至不需要真正的“得罪”，可以仅仅凭毫不相关的理由，不经法院，由公安一家办理，然后进入“公安局账号”。他们大批量地劳改劳教，发动了一场恐怖而且荒谬的大运动。他们使恐惧深入到日常生活，公众既不敢议论时事，更不敢评价官员。重庆市公安局还非法制作老虎凳等刑具，使用各种酷刑。那些刑具和酷刑的名称，有的在以重庆为背景的革命小说《红岩》中出现过，有的在“文革”中实用过。
而这一切无不出之以冠冕堂皇的红色正义。薄熙来一边滥用职权，掘取私利（仅被杀的英国人按协议即可从他们那里拿到一亿以上的中介费），一边让重庆卫视取消广告，耻于言利，只播“讲、传、唱、读”和革命剧；又一边制造冤狱，压制舆论，一边大讲公平公正，勤政为民，还声称疾恶如仇，又营造歌舞升平的和谐气氛。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国外最好的大学，还由国内的公安局长负责保安，却跑到治下的合川县去题字，要求平民的孩子向刘文学学习。他人格分裂，既肆无忌惮，又处心积虑。
红色的意识形态和黑色的权力，把重庆带入了“重庆模式”。
“重庆模式”在重庆没有遇到阻力。重庆以是否拥护“重庆模式”划界，拥护的以利益拉拢，批评者即视为敌寇。他们甚至有雄心建立全国范围的“黑名单”，实行技术监控。如果说“文革”的最大特点，就是自上而下的有组织、可操控的混乱，那么，“重庆模式”不正是这么回事么？
三十多年前，“文革”被彻底否定。但所有的罪过，近的归于“四人帮”，远的交给历史和文化。
现在，“重庆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破坏性实验，它证明了只要有一位权倾一时的地方诸侯愿意，“文革”即可重新登场。（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12月15日第45期，原题：《“薄王”的疯狂》。作者：何三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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