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最高法承认网络信息“转发500次入罪”在地方执法时出现偏差，将对地方法院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规范后，舆论认为这场自8月份开始的官方对网络言论进行的治理活动将进入一定的“纠偏”过程中。目前有消息称，虽然官方曾对习近平在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行刊发，但是在未刊发的习讲话全文中，曾明确对于什么样的言论要抓，什么样的言论要管，什么样的言论要做工作，进行过具体的分类。对恶意攻击的言论、对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对造谣生事的言论、对一般性争论等网络负面言论如何对待，亦作出了例如“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的解读。因此在此时，如何界定中共在言论方面的红线，对于很多网络大V来说，成为一种有需要的现实性推断。而秦火火、薛蛮子、王功权等人的案例对此提供了一些现实性的参考。
反党言论也需“做工作”
在习近平“8·19”讲话之后，包括《人民日报》、《北京晚报》和多省省委书记都曾表态要在舆论监管领域打主动仗，“敢于亮剑”。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贯彻下，多地出现了一些滥权逮捕网民的情况，高层对此也必然有所认识，这也是为什么最高法会在近日对外声明要对地方进行指导。对此分析人士指出，在习讲话的全文里，对于打主动仗、“敢于亮剑”的表态是希望官媒和各级党委能够面对外界非议，勇于表述自己的观点，敢于直面对手，全面还击，而不是“拔刀杀人”。
习认为，就算是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的“言论”，也是“要落地做人的工作”，这就清晰说明了即使是反党言论，官方在处理时也只是局限在“做工作”的层次。因此一些官媒将“亮剑”解释为要展开全面斗争的那种“文革”式说法显然是一种对于公众的误导。恰恰是这种“歪嘴和尚念错经”的做法，使得今天中国网络上出现了一片肃杀，更是一些网民因此事对政府乃至最高领导人口诛笔伐的重要原因。
可以看出，在以习为首的最高层眼里，如果是心平气和的讨论，即使是言论上有“恶意”的持不同政治观点人士，中共还是可以通过申明自己观点说服对方，实行统战。那究竟是什么样的行为是这次“净网行动”所必须要打掉的呢？对此，习亦给出了明确答复，对于“造谣生事的，必须依法查处”，对于“浑水摸鱼、煽风点火、信口雌黄的”，则更是要赶尽杀绝。如果说此前的不同政治观点的讨论还在中共的可容忍范围内，最让本届政府难以忍受的就是那些毫无事实基础的谣言传播，也正因为这样，例如秦火火这类抱着“谣翻中国”态度进行网络推广的人也就成为了第一个被官方打掉的目标。
在被捕的几个网络大V中，薛蛮子因为嫖娼和聚众淫乱被官方拘捕曾被认为是典型案例。从目前情况来看，在网络的舆论场上，薛蛮子不同于秦火火，有很多言论并非是主观造谣，不过最重要的问题是，作为对中国政府的监督者，薛蛮子自身并不干净。正如《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其微博上发表短评认为的那样，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但通过性丑闻、偷漏税等整政治对手，这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潜规则”，并提醒热衷“政治对抗”的人士，如果“有短又逢官必反，早晚会搞砸”。或许在此时，薛蛮子在官方眼里已经成为了“浑水摸鱼、煽风点火、信口雌黄的”代表人物，从而被“赶尽杀绝”。
王功权被捕凸显中共红线
而商人王功权和律师许志永的被捕，或许才是给外界一个窥探出本届政府在舆论宣传上的红线的重要机会。以“公盟”创始人身份亮相在公众面前的王、许二人，分别在今年9月和7月被北京警方带走。
虽然外界认为原因在于官方收紧舆论，但是有可靠消息指出，二人被捕的重要原因是他们所推行的“新公民行动”。
据悉，许志永的“新公民行动”发起于2010年，是以建立约束权力的民主法治制度为目标，理性、建设性地推动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的公民自发的公益组织，组织发起倡导以“自由，公义，爱”为主旨的新公民精神的一项运动。此前许和王一起创办的公盟在2009被官方取缔后，2010年3月，原公盟以“公民”为新组织机构名，继续从事公益维权活动。许志永等人由此发起“新公民运动”，即希望在同一个城市中的民众，通过聚餐、喝茶等方式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最终可以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但是，许志永和王公权的这个行动却与流亡加拿大的民运人士李一平在2011年底提出的“小圈子策略”有很多相似之处。李一平主张放弃正规的组织形式，以社交圈的形式来聚集民众，同样通过同城聚餐等方式让那些在网络上对中共不满的民众在现实中互相认识，最终以松散组织的形式“串联”，不过最终目的却是推翻中共的统治。
虽然许志永和李一平都曾通过各种方式向外界否认两个人各自发起的“同城聚餐”行动是相同的，但在中国官方看来，两个人的这种方式都触犯了他们忍耐的“红线”。李一平在海外难以控制，于是常年居住北京的许志永和王公权自然就成了需要严密监控的对象。了解此事的人士表示，实际官方已经“盯了”许志永很长时间，掌握了一些能判定许志永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事情之后，才对许、王二人进行了此番的刑事拘留。
一党执政不容挑战
以革命党身份上台执政的中共，虽然发端于学生运动，兴起于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但是在其建政后，对于民众在结社方面极为敏感，尤其是有政治目的的结社活动。以至于直到今天，中国各类社团和运动皆在中共领导之下进行。一旦有任何人碰及了这个红线，势必引起中共官员的强烈反弹。
这种时刻保持警惕性的思想也贯彻到了本届政府的宣传、运作之中，例如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曾公开表态认为，中共今天“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煳认识”。这里习所说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项被解读为就是要保证中共的一党执政地位。
在更早之前的1月1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了其上任后被广泛解读的第一个重要讲话，里面也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是敌对势力和错误思潮借以攻击党的重要方向”。而这里的敌对势力和错误思潮，就很明显地针对了例如这种“同城公民聚餐”一类的活动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思想。至于许志永、王公权，则极有可能在具体执行中被当作典型案例处理。虽然许一再强调自己所进行的行动并非针对中共执政地位，但是在官方的眼睛里，这其中的一些细微差别显然已经不重要了，并最终展开行动拘捕了许、王二人。
通过王功权和许志永的案例，可以看出，在中共的界定中，其底线要从言论和行为两个方面区分其性质。薛蛮子、秦火火的案例表明，“造谣生事、浑水摸鱼、煽风点火、信口雌黄”的案例主要通过行政、法律乃至一般沟通工作解决。但是一旦言论得到实践，整个事情就进入了另一个境地。如果是一般的社会维权行动，例如此前的乌坎示威，政府会持以较大的容忍度，在处理过程中主要是考虑如何解决问题，满足群众的要求。当然这其中如果出现类似破坏财产或者伤害他人人身安全等逾越红线的非法行为，必然会要受到法律制裁，这一点在2012年西安民众反日示威游行之后，对有“打砸抢”行为的人进行公诉可以看出。
但是，像对王功权、许志永这样有政治目的的行动，只要出现了任何有意义的组织性，而且具备清晰的纲领，意图是要挑战现有政权，那么红线就被逾越。一旦这种情况出现，今天中共当局所体现出的策略就是依据法律进行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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