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等人的报告 并非三中全会“改革路线图”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称“国研中心”）公开了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下称“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近一个月后，市场突然以改革“路线图”之名对其进行轮番解读。

　　资料显示，该报告由国研中心主任李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担纲领衔。近期有媒体报道称刘鹤为三中全会经济改革方案的规划者，市场因此揣测国研中心的报告有可能与三中全会报告大面积重合。

　　昨日，一名政府高层智囊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报告基本以国研中心的自主研究为主，属于提供给中央参考的众多咨询报告之一。市场对本次全会的期望较高可以理解，但不应因为国研中心的官方智库背景和该报告系统性的经济政策而做过多猜测。

　　他还透露，该报告大约是在今年年初开始启动，课题组集结了中心大量资深专家。彼时刘鹤还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作为整个中心的大型课题，刘鹤挂名符合规律，因此也不能将该方案解读成为某个单独个人的意志。

　　“383”报告如何出炉

　　近期，包括官媒在内的多家媒体都报道了国研中心发布为三中全会提交的报告的消息。记者了解到，该报告早在10月1日出版的《中国改革》杂志上就已全文刊登。而为何近两日突然走红，业内人士对本报分析称，除国研中心的官方背景外，作为该报告领衔人之一的刘鹤近期被“曝光”为三中全会经济方案的主要起草者，是该报告再次升温的一大原因。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报告？《中国改革》杂志文章最后落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研究报告”，前述智囊人士认为，这一落款基本上是准确的。

　　他称，随着三中全会的临近，今年陆续有各种各样的研究报告出炉。一部分将通过各种渠道提供给中央参考，一部分则作为学术成果在社会上交流讨论。“‘383’因其官方智库背景，因其在经济方面较系统，（所以）更受关注，但终归是众多报告之一。”他称，同样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国研中心为国家重大决策建言献策更是分内之事。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认为，由于课题牵头人身份特殊，竟引来市场众多遐想。一方面说明市场渴望，对改革有很强期待；另一方面说明市场浮躁，对中国政情不了解。固然，文中有些建议反映了人们某些期待，但了解中国政情的人，都很清楚，它只不过是研究报告。

　　根据已经公开的内容，所谓“383”方案，是指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报告认为，“三位一体”改革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此必须推动行政管理体制、垄断行业、土地制度、金融体系、财税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体制以及对外开放等八个重点领域的改革。

　　该报告引发广泛关注的原因，还在于其“尺度很大”，许多诸如涉及行政审批制度、反腐倡廉制度、土地制度、财税体制改革等内容，均是目前社会关注的焦点，其提出的政策建议也更直观和大胆。“获得广泛关注说明这个报告还是比较接地气的，至少是大家关心的内容，这也起到了传递声音的作用。”上述智囊人士评论说。

　　此外，报告还给出了改革的“时间表”，建议将改革分为三个阶段，即2013年~2014年的近期改革、2015年~2017年的中期改革和2018年~2020年的远期改革。这对于亟盼改革的市场而言，也是一剂强心针。

　　市场热盼“改革全会”

　　上述智囊人士称，将一个机构的研究报告看作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也是片面的误解。但应当承认的是，这也反映出市场对改革翘首以盼的心情。事实上，近期国家领导人的频繁表态，都显示出三中全会的全局性和非同一般的意义。

　　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时表示，大家都很关注中国改革进程，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总体部署。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创新活力。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26日上午在第九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开幕式上指出，下个月将召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主要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这一轮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必将强有力地推动大陆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促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上述人士认为，当前现实情况使得此次三中全会的改革备受市场期待，而俞正声所说的“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也传达了中央改革的决心。

　　“这个改革的路线图，是不是制定得好，能不能够圆满地执行，就决定了经济增长转型到底转得过来，还是转不过来。”经济学家吴敬琏此前在北京出席一活动时说。

　　“全民建言”时代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官方智库机构的研究成果对即将出台的政策会有重大影响，甚至会有大面积重合。也正是因为国研中心的官方背景，“383”才会引来如此多的关注。

　　前述智囊人士称，经过多年的执政探索，中国式决策正在不断变得科学化和民主化。

　　他介绍，一般来说，大决策会同时向多部门征求研究咨询意见。而真正的起草过程，会反复权衡，反复征求意见。“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关机构的研究成果上报中央已不是什么独家特权。”他称，现在是一个“全民建言”的时代，成果上报渠道的多元化和官方逐渐开明的态度注定某一家机构的研究成果不可能完全成为政策本身。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概念源于西方“think tank（思想库）”一词，侧重于独立于政府的非营利组织。这种智库在中国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在科技“下海”的浪潮下，一批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开始组建智库，如林毅夫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樊纲的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

　　目前，国务院研究室和国务院参事室被视为中国政府最核心的智囊团，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党校一直是中国执政党的理论智库。此外，各部委也有各自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这些智库因直接参与各部门的政策研究和制定，针对性更强。

　　还有一类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以中国社科院、国研中心和国家行政学院为代表。

　　记者从多名知情人士处了解到，官方和半官方智库多以报告和内参的方式建言献策，比如国研中心参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和调研，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参与“五年计划”的起草，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参与党代会报告的起草。

　　近年，一些拥有丰富经验的退休官员和资深学者纷纷创办和加入到多种形式的非官方智库机构中。他们利用各自的渠道，也将一些研究成果上传到中央或相关部门负责人手中，丰富了有关部门的参考素材。

　　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包括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在今年都曾向高层递交研究成果。（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