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记者江夏编译报道：日本的英文《外交官》网刊2013年11月12日刊登该刊副主编凯克（Zachary Keck）的文章说，在国企改革上，地方政府也是主要的障碍。习近平和中央领导表示，他们理解需要增强中国私营企业的作用，需要降低私企进入某些行业的门槛。但地方政府拥有大部分国企，2006年时，即已有82%的国企由地方政府营运。地方国企占总体国企的百分比仍在上升。
虽然地方国企规模比中央国企小得多，但由于不同地方政府营运的国企相互竞争，使它们成为中国经济中某些产能过剩的最大来源。如太阳能光伏工业就是典型的例子。李克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要求地方政府不要设立自己的企业，强调“地方保护主义”是市场经济的最大障碍。
中国的金融运作是利用普通中国存户的资金补贴国企，银行和国企存在政治上的联系。为建立内需驱动的经济，中央领导人必须削减对国企的津贴。地方政府及其国企的低息贷款受到威胁，将是这一波改革的主要输家。
从根本上说，由于地方政府已经成为投资驱动模式的核心，因此在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增长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将成为主要障碍之一。中央政府一旦控制了投资，就会威胁到地方政府在其辖区内，保持就业率和高经济增长的能力。地方投资过热的项目，许多并没有获得预期的盈利回报。一旦低息贷款断流，中央政府将迫使地方政府破产。
因此，如何克服地方政府的反抗，将成为习近平能否承诺必须的经济改革重要因素。习和他的中央领导班子似乎知道这点。他们一年来竭力加强对省市和其他地方大员的控制。如果他们改革成功，地方对中央的长期挑战将消失。但由于预料改革最终会向地方政府放权，这个问题可能变得更糟。例如，大城市将进一步积聚人口，主政的中共地方大员控制的GDP规模将比许多国家还大。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从沿海地区发端。习近平等当今领导人希望加快发展内陆地区，包括辽阔的西部地区。这将潜在两个问题。首先，开发内陆地区必然以沿海地区的发展为代价，很可能遭到沿海地区领导人的抵制。由于沿海地区集中了经济最繁荣，人口最多的省市，其方面大员也最有实力和能力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其次，即使成功地开发了内陆地区，也会使中国更难统治。因为开发内陆也使地方拥有了更大的经济实力和更大的控制力。按照中国著名格言“天高皇帝远”的说法，北京将难以控制日益坐大的内陆地方诸侯。
三中全会后 习中央和地方诸侯恶斗登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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