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借用陈云的比喻，中共推行的就是「鸟笼政改」，坚持党的领导是鸟笼，政改要在笼子内进行，不得飞出笼外。不过，「鸟笼政改」不等于无所作为。
中共十八届三中会公报发表后，有部分评论表示失望，认为会议只强调经济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却几乎交白卷。
这失望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憧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多党制议会民主，而这正是中共之大忌。中共历代领导人在如何建设国家的问题上可能会有分歧，但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问题上却保持高度一致。他们认为，共产党的江山是二千多万烈士用生命换来，绝不能在自己手上丢掉。他们反覆强调，中国绝不能照搬西方的多党制。
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发言时引用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时的讲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何谓社会主义？在当局的词典上，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可见，期盼中共实行西方式的政制改革，只能是一厢情愿。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社论，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归纳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言下之意，就是增强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依法治国，都要在坚持中共领导的框架中实行。
中共元老陈云曾提出「鸟笼经济」理论。他把社会主义制度比作鸟笼，把经济发展比作笼子里的鸟，鸟儿在笼里可以自由行动，但不可以飞出鸟笼。若借用陈云的比喻，中共推行的就是「鸟笼政改」，坚持党的领导是鸟笼，政改要在笼子内进行，不得飞出笼外。
不过，「鸟笼政改」不等于无所作为。事实上，过去三十五年来，当局在政改方面并非全交白卷。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政坛充满生机的时期。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三头马车推出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党中央委员和人大常委差额选举产生等一系列改革。
更重要的是，在邓小平推动下，中共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一九八二年《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其后中央因势利导，规定了各级党政官员的退休年龄。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能理解这一举措的意义。那时长期担任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沉醉于个人崇拜中无法自拔，成为实际上的独裁者。他虽然病入膏肓，神志不清，但他用含混不清的语言发出的「最高指示」，仍主宰着八亿中国人的命运，令国家危机四伏。
反观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无论水平多高，贡献多大，资格多老，一旦任期届满就要退出政坛。二十多年来，此制度已深入人心，以致有退休领导人企图过问朝政，就马上受舆论谴责。中国已不存在产生独裁者的条件，终于告别强人政治了。
由此可见，「鸟笼政改」还是可以搞出点名堂的。但在目前形势下，政改的重点是什么？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表示，改革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众所周知，当今中国政治体制中最大的问题是官场腐败，而这问题之所以长期无法解决，而且越演越烈，就是因为缺乏制度制衡。如何从制度上解决官场腐败问题，应该是当前政制改革的重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也作出了一些决定，例如把各地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上级纪委与同级党委双重领导；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这些都是从上而下的制衡措施，真正要抑制官场腐败，还需构建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但三中全会公报没在此问题着重墨，只重弹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等老调。
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些过去已实施的改革近年正在走回头路。例如村民自治制度曾被外界视为中国民主进程一大突破，现在却名存实亡。过去由村民提名候选人，无记名投票，不分党内外都有机会当选，但其后将村党委和村委会选举合二为一，村主任的人选就局限于中共党员。有些地方更借选派大学生村官，变相把村主任改为委任。
中国《宪法》规定，县以下的人大代表直选产生，除党派提名外，选民也可以联合提名，可是近年由选民联合提名的参选人，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这一切都是民主倒退，就是说鸟笼被缩小，政改被压制。
三中全会的一大贡献，是宣布废止饱受诟病的劳动教养制度，这是中国人权法治的进步。令人遗憾的是，当局没有同时改革户籍制度。现行户籍制度限制了《宪法》赋予公民的迁徙自由权，而且直接影响城镇化的进程。之前不少学者预期三中全会将采取措施，最终却只闻楼梯响，颇令人失望。
习近平上台后一度左右逢源，令人看不清其庐山真面目。有外国评论甚至质疑：习近平究竟是另一个毛泽东，还是另一个邓小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终于揭开谜底：习近平要走邓小平的路。
不过，习近平的两位前任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却陷入「重经改、轻政改」的迷思。由于没有政制改革配合，经济改革一度险些夭折。因此，人们关注习近平会不会重蹈覆辙，更期盼他能在政改上下功夫，即使是「鸟笼政改」也应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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