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关头 北京展开一场“正名运动”

　　一般来说，每五年一届的中国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度会议，只承担宣示最高层政策理念和代表委员“清谈馆”的作用，除了热闹以外，并不具有实质的意义。但由于2014年是中共重启全面改革计划后的“元年”，在贯彻落实改革决定方面是否会进一步提出具体举措，更兼中共中央新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后，是否仿照中央军委，在国家层面也建立相应的体制，“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地进行运作，尚存悬念，因此颇受瞩目。

　　对中共来说，如果经由全国人大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无疑将赋予此机构程序上的合法性，增强其履行职能的权威性。而中共中央作出的改革决定，在经过全国人大批准后，也将获得正式的法律授权，为这项全面改革计划提供必要的保障。

　　今年“两会”另外一个心照不宣的重要使命是，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决议和在法律程序上进一步确认的方式，对过去一年来中共治国理政、推动改革的工作进行肯定，巩固其权力基础，并强化习近平个人的政治权威。

　　仅仅一年过去，中国政治就从舆论公认的习李体制，隐秘地变成了当前的习近平体制。通过改变繁文缛节、采用鲜活朴实语言进行政治表达、新媒体即时报道、随机性访问民间，走访各界人士亲民秀等各种丰富灵活方式，习近平展现了集政治家、战略家、理论家于一身，和兼具硬汉情结但又不乏柔性面孔的全能政治领袖形象，集权趋势大大增强，从而削弱了已经实践多年的党内分权和制衡体制。

　　诸多事实表明，中共有意打破在胡锦涛当政时期九常委各掌一方、各自为政、元老幕后干政、总书记个人威权不足、只充当“维持会长”的旧格局，重树总书记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习近平成为中共自毛泽东、邓小平之后，拥有最多权力和个性色彩的强势领导人。

　　中共对习近平领导核心地位的维护，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变得更加自觉，针对最高领导人的造势运动密集实施。如中共党内作出决定，从2013年11月起，用半年时间举办七期省部级干部研讨班，学习研讨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在新近举办的省部级主官，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刘云山提出，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用习近平讲话精神“武装头脑”。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换届前夕，中共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由于矛盾集聚，已处在深刻危机之中，包括以党的贪腐现象愈演愈烈，和突发的薄熙来事件为标志的政治危机、以经济滑坡为表象的经济危机，以及以公民社会屡受打压下的朝野博弈、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社会危机。

　　从某种程度上说，自十八大后，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就进入了“危机体制”（成立超级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即是具体表现）。中共能否自我疗治顽疾、能否化解危机、推动中国持续发展，取决于习近平为首的新领导层是否具有足够的权威、智慧和能力，度过危机，开创新局面。其中，“正名”是第一步，包括为习个人“正名”，塑造国家重大事务“拍板者”形象；为执政党“正名”，强力推进党组织的改造；为党的执政能力“正名”，推动全面变革。为此，习近平领导做了三件大事：

　　多措并举，整党肃贪。谨慎处置薄熙来事件及其余波，以法治方式掩护政治斗争，既避免政争导致“鱼死网破”的恶果，又借此扭转党的不利形象，最大程度地挽回民心，维持并改善中共的统治信誉。党的自身危机，是妨碍其长久执政的最根本的阻力。因此，中共出台党内八项规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实行巡视制度、借深究薄熙来案之机对外宣示“反腐成果”等整党和反腐措施，成为习近平一代先于改革实施的重要步骤。

　　调和左右、古今，重夺党的话语权，坚守中共唯一领导体制。改变一段时期以来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软弱无力”的状况，利用“左”、“右”中体制基本支持派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坚持党的领导原则性的同时，增强执政正义话语表述的灵活性，既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又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权，以避免思想混乱，确保党的长期、绝对领导。

　　呼应朝野吁求，提出改革纲领，推动全面改革。胡温十年蹉跎，面对危局，束手无策。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端出“改革大餐”，旨在证明它才是领导中国继续发展的唯一力量。为避免自身溃败，在摸了三十多年石头后，中共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牵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脱逸出党的领导轨道。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提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其真实意蕴即在于此。

　　赢得了难得的回旋空间

　　随着“大老虎”浮出水面之日渐渐逼近，恩威并施下重占意识形态阵地，全面改革的态势也全面拉开。中共新领导层过去一年多来全力推动的“正名运动”，取得了某些成效：新一代迅速树立了权威，习近平左右腾挪、上下博弈，掌控了关键领域的最后拍板权，领导核心的政治形象逐渐鲜明；中共党内不正之风、贪腐现象和宗派主义，在凌厉攻势下暂时收敛，执政形象有所改观；改革全面启动，公共舆论从强烈不满、非议，纷纷到普遍持观望态度，不论改革能否贯彻到底，获得成功，中共都赢得了难得的回旋空间。

　　但考察政治现象，不能孤立、片面地看待，或者仅凭一时得失，需要从三个维度全面而客观地审视：中共建政的历史和改革所已经取得的水平和成果；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当政者的改革和施政，是否本着天下为公的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

　　中共建政和改革的历史，可以简单划分为毛泽东执政时期和邓小平开创的改革时期（江泽民、胡锦涛的执政可以说是邓小平改革的延续）。通过这两个历史阶段，人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搞的社会主义靠自身走不通，国家陷于崩溃的边缘；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改革扭转了崩溃的趋势，创立了国家发展的新局面；江泽民时代沿着邓小平的改革路线，更全面地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从而使国家继续得到发展；胡锦涛时代则是“萧规曹随”，在这一时期，改革的成果逐步显现，经济市场化格局得到稳定、政治和文化多元化势头明显、公民社会开始发育；但另一方面。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也高度集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社会期待和公民诉求的差距越拉越大。

　　世界各国政治现状足以表明，不论是何种形态的社会主义，如果固守传统，只能死路一条，要么灭亡——如苏东；要么苟延残喘——如朝鲜；要么走资本主义式的变革道路——如中国、越南、古巴。唯有西方体制在最近的数百年屹立不倒，其他多数国家最终选择的都是“西方化”，从而避免了崩溃的结局。

　　从这两个维度，可以得到结论，在中国，改革的必然逻辑是，应该积极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公民的新诉求，顺应世界发展的大势，抱着天下为公的精神，全面、彻底但可以是渐进地在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适应经济市场化的格局，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反观中国目前政情，不是顺着历史发展的河流推动改革，而是以顶层设计的名义，为其预设了前提。对这个前提的设置，不是出于公心，而仅仅是当政者的历史情结和狭隘私欲。

　　正因如此，不管是改革、施政的目标还是举措，都充满了内生性矛盾，表现在诸多方面：人治为体，法治为用，所谓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就是其形象化表述。根据这一原则，就不能实行宪政，因为宪政的本义，就是约束和规范权力，并对其进行制衡，使其无法肆无忌惮地施行；固权为本，反腐为用，反腐是为了巩固权力，确保长期执政，而非真心惩治一切腐败现象，所以坚持政党反腐模式，选择性惩治腐败，而不是制订更行之有效的财产公开制度；政治民主化的终极目标势必是分权和制衡，党的唯一领导体制无法永远存续，具有历史责任感的当政者，就有必要为其制订预应措施，在避免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的和平转型，但一系列事实说明，它不仅不是未来的政治目标，而且正在受到千方百计的阻挠。

　　最后用一句话结束本篇：正名或许有用，新一代领导人已雄赳赳气昂昂闪亮登场；改革未必可行，天晓得会生出什么样的怪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