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3月1日晚9时发生在昆明火车站的血腥屠戮，最终被证实为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随着习近平、李克强批示，孟建柱连夜赶赴暴恐发生地督导，这起震惊了世界的暴恐让刚刚从雾霾中走出的中国复又进入另一种弥漫着恐怖氤氲的深度雾霾中。在悲痛之余，人们也开始追问：该如何应对越反越恐的三股势力继续招摇过市、戕害无辜？中共又该如何在遭遇了致命一击时重新评估极端主义和保守思潮的不断升级？
可以说，新疆积聚多年的问题和矛盾在2009年的“7·5”事件中得以总爆发。随后，当局曾大举派员赴疆调研，从国家层面对治疆方略予以调整，并急调张春贤主政。但是，一系列或大或小，或久远或短期的治疆策略，在通过现代化取向的发展赢得民心，不断压缩极端势力存在空间的同时，规模不等的暴力恐怖袭击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更有甚者，暴恐开始从多发的南疆地州蔓延至经济状况较好、安全态势稳定的东疆吐鲁番，2013年11月28日发生在天安门的恐怖袭击，更是祸及内地，且发生在中国的心脏地带。
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大批学者试图搞清楚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恐怖分子或者恐怖主义呢？一个很容易想到的解释就是贫富差距，因为贫穷所以走上了极端。但是，“9·11”委员会的报告最终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恐怖分子通常都不是穷人，相反总体而言是出生中产阶级家庭、甚至是高收入家庭，且受过良好教育。还有一种解释是，这些恐怖分子试图通过极端行为来影响政治结果，最终实现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均衡，所以一旦国家的某些政策将利益相关者参与讨价还价的权力排除在外，反而更加容易激起恐怖主义行为。
那么，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崛起的缘由又该作何解释？新疆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吐尔文江给出了完全不同于美国“9·11”委员会的解释，地区经济衰落，社会矛盾丛生。“近年来维吾尔社会遭遇到严重挫折，就业率大幅下滑，整个社会贫困面大幅度提高。维吾尔人在中国市场化大潮中被严重边缘化。”“如果维吾尔社会是欣欣向荣的，什么极端主义来了都没用”。但现在，诸如“岗位都被汉族人抢走了，我们的资源一车一车都被拉走了，工厂里都是汉族人”等言论，成为极端主义者煽动信众的最好说辞。
类似的解释被附着在很多暴恐事件之后，但是反过来想想，是否真的如吐尔文江所言，“如果维吾尔社会是欣欣向荣的，什么极端主义来了都没用”吗？事实证明，在这种贫富差距乃一切问题祸源的表面之下，还有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被忽略且日益变得无药可医，那便是新疆分裂势力意欲实现的，不是与汉族人同等生活水平，或是通过暴力反抗倒逼当局作出政策调整，而是重塑地方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言外之意是，他们所认为的解决问题之径，是直接将新疆独立出去，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
打意识形态攻坚战是中共历届领导人都会选择的执政方略，被视为“极端重要的工作”。因为思想防线一旦崩塌了，是比肉眼可见的恐怖活动更具杀伤力的“武器”。同样地，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凸显，才真正敲响了警钟。
总结就近两年发生的暴恐事件，大多公开使用圣战旗帜，使用圣战口号，追求“伊吉拉特”意识形态化的迁徙圣战模式；从发生的独狼式袭击来看，都是接受极端宗教思想的洗脑，洗脑的方式由传统的地下传经点与出版物的灌输，到互联网、光盘、手机、境外电视等电子设备，呈现出分散化和虚拟化洗脑方式。不久前被批捕的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力哈木·土赫提，就是将这种洗脑术带入课堂的典型代表，宣称“维吾尔人要像当年反抗日本侵略者一样反抗政府”、“维吾尔人要用暴力的方式开展抗争。”
疆独分子重塑社会意识形态的计划，最先从人们穿什么开始。诸多迹象表明，“7·5”事件发生后，伴随日益加剧的维汉矛盾，维吾尔社会愈加趋于保守。这种趋势先是反映在服饰上出现的长袍面纱。多有维吾尔族妇女迫于社会压力重新蒙上面纱，蒙面的方式也由传统的白色、棕色的长幅蒙面巾变化为中东国家传入的黑色面巾和黑色长袍。维吾尔男性虽然在服饰上变化不大，但是不喝酒、不抽烟的人比例大幅增加，男性做礼拜的姿势也由新疆传统的双手相握自然下垂改为交叉抱肩。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遭到斥责和排斥，无形的“规则力量”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如同德国电影《浪潮》中的思想渗透，最先也是从统一着装这样简单的行为规范开始的，最后一步步滑向“独裁”和“纳粹”的深渊。
除了服饰，保守甚至趋于极端的观念慢慢渗透至日常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强化“阿拉力”（清真）和“阿热木”（不清真）的区别：如内地食品、汉族人种的蔬菜、政府发的结婚证、送给贫困户的电视机、盖的抗震安居房等等都是“不清真”，而与政府对抗就是“清真”。在南疆和田乡村，目前维吾尔族人的很多婚礼已经禁绝音乐与舞蹈，葬礼则不再有哭声，也不再给去世的亲人上坟。喀什也流传着一些连能够背诵《古兰经》全本的宗教人士也没有听说过的新观点。比如“女人出去工作、做生意赚的钱是不干净的”。这个观点的盛行，导致很多原本在外工作的维吾尔族女性被迫回家，失去经济来源，而因经济不再独立遭遇“合法”家暴的维吾尔女性日益增多。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充斥着暴力思维的极端思想也经由现代传播技术进入新疆。在很多南疆青少年的房间里，都挂着塔利班战士的照片，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古兰经》。这被一些青少年奉为偶像和崇拜的英雄。从他们的智能手机里，能找到很多这样的视频：一个人在用维吾尔语宣讲，天下穆斯林都是一家，而他的背后，是一排排拿着枪的阿拉伯兄弟。
结合刚刚发生在昆明的这起恐怖袭击，从思想到行为体现出的极端主义升级迹象也很明显。在思想上，虽然十几名蒙面暴徒的身份还未确定，尚且在医院抢救的一名女性暴徒成了破案的关键要素，但可以预见的是，他们是经过圣战洗脑术渗透的，否则该是怎样的蛊惑才能让他们残忍地将屠刀伸向无辜的同胞？在行动上，极端主义升级尤为突出，因为在此之前，暴恐袭击的对象主要集中于执法干警等，如2月14日的乌什县袭警案、1月24日警方处置新和县暴恐案时遭投掷爆燃装置，还有发生在2013年的喀什莎车县公安局被袭案、疏附县公安局袭击案以及巴楚县色力布亚镇派出所袭击案等，都是针对特定人群的暴恐行为。2012年2月和2011年7月，叶城县和喀什两地虽然也发生过针对无辜群众的疯狂砍杀，但不管是伤亡人数还是恶性程度，都远不如这一次的昆明惨剧。根据现场目击者所述，暴徒拿着长刀一路疯狂砍杀，连小孩都不放过，直插喉咙一刀毙命，如果没有捅死还会补刀，穷凶极恶令人发指。
摆放在昆明火车站行李领取处的大包小包，可能再也没有人认领了。刚刚遭遇过了一场血腥屠戮的售票大厅里，斑斑血迹记录着1日晚间发生在这里的一幕幕惨剧。这是中国两会前的一场难以平复的噩梦，也是当局反恐漫漫长路中遭遇的最为致命的一击。伴随着这场噩梦，各地火车站旋即紧锣密鼓部署武警镇守，两会的安保势必也会“武装到牙齿”，但是短暂的高压维稳远不是给新疆开出的最好“药方”。下一步怎么做，考验着习李牵头的当政者，也让很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的普罗大众愈发惴惴不安。此外，恐怖主义事件正好发生在中国的两会召开前夕，将会促使两会代表就恐怖主义在中国的猖獗提出相应的反恐法案。中国刚刚成立了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否需要在这个机构内成立专门的反恐机构，成为两会绕不开的话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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