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全了 中国进入恐怖活动高发期

　中国已经进入了恐怖主义活动的高发期，每一个中国人都再无法做到“自扫门前雪”式的置身世外了。图片来源：路透社

　　继3.01昆明火车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后， 4月30日和5月7日，新疆乌鲁木齐市火车南站与广州火车站再度先后针对无辜百姓的恶性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两次袭击中，恐怖分子都延续了昆明3.01事件中使用砍刀大肆砍杀无辜群众的残忍手段，其中乌鲁木齐袭击中，恐怖分子还丧心病狂的在人口密集处引爆土制炸弹，造成了大量无辜民众的伤亡。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其后果之惨痛，让人扼腕；其影响之恶劣，使人愤慨！

　　不仅如此，乌鲁木齐袭击中，恐怖分子还故意选择了习近平主席在新疆考察调研，以及几名流亡作家在英国《卫报》发表“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因分裂主义言论而遭到逮捕的伊斯兰学者伊力哈木”的文章的“敏感时间点”作为作案时机，不可谓不是“处心积虑”：他们在此时机作案，不仅更能吸引国际舆论的关注，还更能够被其支持者、赞助者捧奉为“挑战中央政权”的“英雄”，进而获得更多的“美誉”、赞助和支持。仅从时机的选择和把握上看，本次恐怖袭击就非单纯的中国本土恐怖分子所能预谋和组织的，国际恐怖势力的影子若隐若现。

　　面对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恶性暴力恐怖袭击，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民众必须正视“恐怖主义”的威胁，认清当前中国存在着的四大现实：

　　一、与世界“接轨”，中国已经进入了恐怖主义活动的高发时期

　　”9.11“后，随着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开打，恐怖分子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可以通过“不平衡的威慑”来改变世界的格局和影响世界的发展。这一“发现”不仅极大的振奋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神经，还鼓励了更多激进的穆斯林加入恐怖分子的队伍。此外，由于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所犯下的暴行，也迫使许多穆斯林改变了温和保守的态度，选择以极端手段来对抗“外国入侵”，以及为亲友报仇。与此同时，因为受到两场战争的影响，恐怖组织在当地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挤压，它们纷纷选择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转移和扩张，非洲、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越来越多的区域出现了它们的身影。

　　如果说9.11是世界恐怖主义活动走向高发的转折，那么08年3.14事件后，中国也开始进入恐怖主义活动的高发时期。在3.14事件前，中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中国公民在海外遭遇的恐怖主义事件，例如，伊拉克冲突中，中国工人经常成为武装分子的绑架对象；阿富汗混乱中，中国援阿人员曾惨遭杀害等；第二类则是“三股势力”在中国的边远地区频繁发动的恐怖袭击。-仅在92年到01年这十年时间里，“三股势力”就在新疆境内制造了200多起暴力恐怖袭击。3.14以后，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进一步升级，两类新情况值得警惕：

　　1，境内外恐怖组织勾结愈加紧密，它们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个体自杀式爆炸、冲击地方党政军部门和小规模伤害无辜民众等作案方式，开始学会利用特殊的“政治时机”，在敏感度较高和人群密度较大的地点，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制造出骇人听闻的惨案。犯案后，它们再联合反华媒体，扭曲真相，进而达到抹黑中国，兜售自身政治诉求的目的。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昆明火车站3.01事件、金水桥10.28事件、4.30乌鲁木齐火车站事件等严重事件中，恐怖分子的所作所为无外乎如是；

　　2，中国的一些社会矛盾有激化的趋势，个别普通民众，出于各种原因，开始“仿效”恐怖分子进行自杀式袭击，借此来报复社会、报复政府。以公交纵火爆炸系列案件为例，贵阳2.27公交纵火案，厦门6.7 BRT纵火案，成都6.5公交纵火案，北京7.28公交纵火案，昆明7.21公交连环爆炸案等等，它们无规律的从东向西、由南到北的发生，切切实实的让全中国百姓感受到：原来恐怖主义袭击离自己并不遥远。

　　基于日益严峻的反恐形势，无论我们如何渴望和平和稳定，我们都必须开始正视这一现实：中国已经进入了恐怖主义活动的高发期，每一个中国人都再无法做到“自扫门前雪”式的置身世外了。

　　二、政府和军队在预防、控制及处置恐怖主义事件方面的能力依旧不足

　　中国政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及“运动式”处理问题的毛病，在反恐问题上也不例外。例如，3.14事件发生了，全国的反恐神经都紧张了一阵…...然后……7.5事件就发生了……之后，武警、特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可又过了一段时间后呢？金水桥事件，昆明火车站，乌鲁木齐火车站……在这场猫和老鼠的游戏里，中国政府和军队的一些表现和反应恰如动画片中“汤姆猫”一般：反应迟钝，应变不足，效果欠佳。

　　从预防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和军队的情报工作存在着很大的空白和漏洞，这直接导致了我们对上述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预防和警戒。以7.5事件为例，在事件发生前，以“世维会”为代表的境外势力一直通过网络、手机等方式与国内的极端分子进行联系，并由此完成了对7.5暴力恐怖袭击的策划、组织和煽动。在袭击发生的当天，部分维族人还向他们的朋友发出了“友情提示”，可遗憾的是，中国的情报部门终究没能及时掌握相关的信息和证据。

　　从控制及处置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和军队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尤其是大规模的暴力事件时，经验明显不足，应急反应也不够迅速，处置效果亦不够明显。无论是3.14事件，还是7.5事件，当地政府和军队都留给了恐怖分子过于充裕的施暴时间，这从客观上“促成”了恐怖袭击的成功实施。此外，在某一次具体事件发生后，全国的反恐神经都会开始紧绷，关联的或不关联的区域都开始进入草木皆兵的状态。可是一段时间过去后，一切又逐渐恢复原样，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不仅如此，由于受到国际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中国式的反恐还只停留在打击国内施暴者的阶段，对于幕后策划者的处置能力，尤其是对境外反华恐怖势力的打击能力，还基本为零。

　　全国各地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警醒着我们：政府和军队在情报收集、提前预警、快速反应（处置）、常态巡防、跨境反恐等方面的问题依旧繁多，许多地方甚至依旧是“反恐”的真空区。如何增强情报收集能力，提前预警能力，快速反应（处置）能力，常态巡防能力，将是接下来中国军警亟待提高的“业务能力”。当然，值得肯定的是，中国的一些城市已经从昆明火车站的暴力袭击中汲取了教训，开始允许警察持枪实弹的执勤，并且还加强了重点区域的警力部署，这在昨日的广州火车站5.07暴力袭击案中收获了很好的效果。政府和军队反恐意识的增强，对预防昆明火车站式的大规模暴力袭击将有着明显的效果。

　　三、全民反恐的意识不强

　　在当前的中国，民众“谈恐色变”：每当有大规模恐怖袭击出现时，民众无不人人自危，生怕哪天自己或者家人遭遇此类事件。可即便人人“谈恐色变”，但却鲜有民众知道恐怖主义到底为何，恐怖袭击的方式和种类有哪些，遭遇恐怖袭击时应当有怎样的应对办法，平时该如何提高反恐意识，以及如何控制恐怖主义所造成的舆论影响等等。云南昆明火车站袭击事件便是最好的例子，十几名歹徒竟然能追砍数百名乘客，进而造成29人遇难，143人受伤的惨痛后果。更严重的，事件发生后不到几分钟的时间里，网络上便有许多谣言出现，一些网友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便乱发或转发“某处又发生严重暴力砍杀事件”等造谣信息，一时间，闹得全国人心惶惶，这就促成了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所想要达到的舆论效果。同时，也从客观上刺激了它们策划和组织下一次大规模行动的欲望。

　　中国社会对于传统的恐怖袭击行为的反应尚且如此，可以预想，一旦生化袭击、核袭击或网络恐怖主义袭击等新型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出现后，中国社会将面临怎样严重的混乱情况。因而，我们需要正视当前中国全民反恐意识薄弱的现实，居“危”思危，从以下三点逐步提升中国民众的反恐意识：

　　第一，由政府主导，从中小学开始，向青少年讲解恐怖主义的相关问题，逐步提高青少年的反恐知识和意识。同时，社会媒体也应当有计划的向市民宣传恐怖主义的一些常识，以帮助更多的市民提升反恐意识。

　　第二，各个单位、机构应设立反恐预案，并定期开展反恐演练和播放反恐宣讲影片等活动，以提升民众对于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现场应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第三，反恐“常态化”。在现实社会里，政府应当引导民众以社区、街道或村落为单位，建立常态的“反恐机制”，民众一旦发现任何非正常情况，便须及时向相关单位进行报告。在虚拟社会中，民众也应当留意网络平台上“涉恐”的相关信息，遇到任何可疑情况，也应当向网警及时反馈。

　　中国想要有效的降低恐怖主义的危害，就必须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全民反恐的态势，进而让恐怖主义无处藏身。

　　四、反华媒体和一些西方政府有意在反恐问题上针对中国

　　每当中国发生了“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后，反华媒体和一些西方政府便会打了鸡血般的跳出来与中国唱反调，它们要么无视现实的对暴力事件进行恶意扭曲，将事件渲染成中国政府对“特殊人群”的镇压；要么就对事件“添油加醋”，以此来转移民众的关注点和注意力。

　　以7.5事件为例，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刊发了一张名为“受伤的维吾尔族人躺在医院”的照片，可照片中明显是一张汉族人的面孔，其身旁的病床床号上也清晰的写着“32床，刘永合”；英国《伦敦晚报》转发了中央电视台配发的一张“无辜群众遭暴徒袭击后，相互安慰”的图片，可脚注却改为了“两名女士在遭到警察攻击后，相互安慰”；法国《解放报》以“镇压”为题对事件进行了报道，并在其封面上配上了“中国与‘革命’的维吾尔人”的醒目大标题，标题下，还不忘配上一张“愤怒又痛苦”的少数民族群众的照片……此类颠倒黑白、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报道，在反华媒体的涉华“恐怖主义”事件报道中屡见不鲜。

　　除了反华媒体外，某些国家的政府也有意在反恐问题上是非不分，混淆黑白。3.01昆明火车站恶性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官方在开始时竟然以“可怕且毫无意义的在昆明的暴力行为”来定性本次袭击，绝口不提“恐怖主义”。作为美国亲密盟友的欧盟，同样也在事件发生后对“恐怖主义”一词讳莫如深，改以“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来形容昆明血案。西方媒体和政府的双重标准，由此可见一斑。

　　正是因为感受到了反华媒体和一些西方政府的怂恿和支持，国际恐怖组织开始将越来越多的目光转移到了中国。它们明白，在中国制造“恐怖袭击”，不仅“成本小，风险小，舆论效果显著”，还有可能取得一些“意外收获”。此外，结合中国所面临的国际舆论情况，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联合国至今无法就“何为恐怖主义”达成统一共识：各国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对恐怖主义有着“大同小异”或者“截然不同”的理解，这就使得“恐怖主义”的定义无法更上当前“全球化”浪潮的脚步。

　　简而言之，在多种因素的促成下，恐怖主义，那个曾经离我们如此遥远的“概念”，就这样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恶性暴力事件渗透进了普通中国百姓的生活里。当前，恐怖主义活动走向高发的大趋势暂时无法扭转，因而，我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进一步完善自己：从政府到人民都应当积极增强反恐意识，提高反恐能力，同时，我们也应当对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府肆意扭曲现实的行为给予坚决的回应，以实际行动来打击恐怖主义，以最坚强的意志来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