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与邓力群可称得上一对冤家，本文是1987年7月10日李锐给赵紫阳、邓小平的一封信件，在信中，李锐称根据近几年来自己的观察，十三大后，应当让邓力群离开中央领导工作岗位。除此之外，李锐还向赵紫阳、邓小平大吐苦水，曝光了延安整风时期邓力群利用工作之便，“勾引通奸”自己夫人范元甄的“夺妻之恨”。以下为《李锐致赵紫阳邓小平函》原文摘录。
紫阳同志并小平同志：
邓力群同志在中央担任领导工作期间，有许多言论和行动于党于国十分不利，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中影响极坏。我认为十三大后，应当让他离开中央领导工作岗位。我向中央作这样的建议，不仅根据近几年来自己的观察，而且还根据他在延安审干期间，利用职权，奸占审查对象这一恶劣表现的具体材料（见《附件》：《一九四五年一月卅一日中直学委会对大会讨论的总结，杨尚昆同志讲》），同今天言行的对照。
先谈近年来的观察：
一、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改革和开放这一根本方针，他是一贯抵制的，认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做法，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过是援引西方资本主义某些经验。举一个例子：八五年十二月六日晚在国防大学讲话中说：“紫阳同志访问拉美，看到巴西外债很多，但日子还好过，考虑我们可不可在引进外资上更大胆一些。但这涉及两个世界的问题。巴西不管怎么变，不管谁上台或军人执政，终究是资本主义内部问题。李光耀访华回国后有个谈话，他的态度是很清醒的。他告诫新加坡的企业界到中国投资，不管合同协定规定得怎样好，怎样详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说变就变了。外国资产阶级希望我们开放政策继续下去，但他们是希望我们继续到资本主义去（哈默的例子）。”这段话的意思明显不过：赵紫阳不如李光耀清醒。我的印象，他从来不正面宣传改革和开放，而是从意识形态出发对改革和开放进行各种各样的指责，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
二、组织上严重地不守纪律。远的如八三年春，中央常委会上耀邦同志受到批评后，下午他就捅到新华社全国会议上去，两天内在《红旗》全国联络员会议等三个地方传达，引起全国震动，不知中央出了什么大事。近的如对待今年中央的四号文件，认为是一个框框，宣传口一系列会议总想突破，如说这项反自由化斗争是“第二次拨乱反正”等。多年来，他在自己的身边重用了一批“文革”时的造反派。如派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卢志超（《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起草人）到上海当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被书记处否决；这次又要让卢当中宣部副部长，再次被否决，仍任卢为部务会议成员。
三、思想上顽固坚持“左”倾教条主义，空谈共产主义理想，表现理论水平低下。这些延安同他熟悉的人最清楚，五十年代田家英多次同我谈过。开国初，在新疆工作时犯过严重“左”的错误，被中央撤职（据说毛主席几次提到开除他的党籍）。近年又搬出《资本论》雇七个工人即形成“资本剥削”，来指责搞活经济、允许雇工的政策。他尤其喜欢打扮自己。八一年十一月在党校作过五次报告，借讲陈云思想吹捧自己，学员印象极坏。
总之，对邓力群同志的一贯“左”，党内外一直议论甚多，非常不得人心，在广大知识份子中影响尤坏。去年九月六中全会时，我在中顾委小组会上，曾两次发言指名批评他（和胡乔木同志）的“左”的思想和做法，特别是本性难移喜欢整人，再让他们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将使中央在这方面严重脱离群众，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极为不利。
我过去没有同邓力群同志共过事。在延安抢救运动时，有过一件与我有关的私人“恶性事故”。当年我也不想计较，说，“让他们好去算了”，还受到富春同志的批评。现在由于他的两面派作风，“左”的一套，四十多年来一以贯之，且愈来愈严重；由于他身居高位，便于上下其手，假公济私，以致不得不翻出这件旧案向你们报告，俾能察微知着。
一九四三年四月，审干时我因诬告被捕后，我的爱人范元甄（一九六一年我们离了婚）也被怀疑，她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邓力群是机关学委负责人，受命审查范。他乘人之危，向范讨好泄密，花言巧语，勾引通奸。（他的爱人同在一个机关，有两个孩子。）事发后，不仅不听党的多次劝阻，且顽固坚持错误。由于恩来同志亲自过问，我于一九四四年六月释放，他还是狂妄地继续进行破坏。直到四五年一月，党不得不召开大会批判，指出他在这件事上显露出来的恶劣品质：“严重的政治错误，玷污审干”，“目无组织，破坏纪律，有恃无恐”，还钻党的空子；若干很坏的思想，“最尖锐的是狂妄的个人主义，导致明知故犯”。在会议上还充分暴露了他为人的言行不一，满口仁义，一肚盗娼（范后来同我谈过很多）。这五天大会的结论是杨尚昆同志做的，时间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卅一日。范元甄随即下放到延安乡下，当乡文书。不料，在如此严肃的会议和结论之后，他仍偷偷跑到乡下，以丈夫名义同范同居一周（这是范与我复婚后告知的）。
一九四七年范在哈尔滨时（我在热河，我们已有了孩子），邓仍到范处纠缠，被范拒绝。现在我将尚昆同志做的结论送上，以证明邓力群目无组织的政治品质，以及阴一套、阳一套的思想作风，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今天因权位高升，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我现在只摘引《结论》关于“思想上的错误”两段话，以为今日的对照：“在延安的生活与工作是脱离群众的，再加上中了相当深的教条主义的毒，这就给那个狂妄的个人主义以一身漂亮的外衣，掩盖住了劣根性，并且增加了狂妄性。能够说出一套，听起来很好听，但是言行不符。再加上在党内受器重，有了地位，领导别人，就发展了‘不平凡’特殊化的思想。”“能力是有，是搬弄教条、概念的能力，是与群众运动脱离的。表现在整理材料，在概念上兜圈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没有见过。不踏实，脱离群众，浮在上面，说空话的时候多，经常有些教条在内。”
一九八二年十二大前在玉泉山时，因听说邓力群将进书记处，我曾找耀邦同志谈过他的问题，认为选错了人。最近听说，还有人在活动他进政治局当总书记，这就更加令人担忧无比，寝食不安。我一直认为邓力群同志是中央改革开放方针的反对派，十三大后，决不能再让他留在中央领导班子之内。这样可以使党在前进的道路上除掉一块绊脚石，去掉一个隐患。
四十多年前这种旧案，本来不必再计较，但当年邓力群利用权力审查干部之权，干这种伤天害理之事；四十多年之后，他这种品质并未改变，且变本加厉。所以我不得不交出这份旧材料，请中央明察。此致
敬礼！
李锐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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