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香港变成了粗暴之城？

　　部分示威者在抗争的时候可能希望摆脱中央政府所施加的制约。但是，如果没有了中央，香港可能会随之分崩离析。——叶刘淑仪

　　民主党成员参与“和平占中”宣誓（摄影记者：Nora Tam）

　　只要与曾被派往动荡地区的驻港外交人员见过面，就会知道他们多欣赏香港这个安全的城市。出名爱自由的港人过去因公众示威的和平而备受称颂。相比世上其他被政治乱局撕裂的地方，香港一直是和平的绿洲。可悲的是，这个情况看来势将改变。

　　虽然目前香港所面对的实质安全威胁看来十分轻微，但是社会气氛日趋粗暴，已正在荼毒我城的文明和稳定。粗暴的行为见于各个方面：自命民主斗士的人以"占中"胁逼北京接受他们的要求；一些学生组织拒绝任何妥协，在特首选举安排的问题上采取极端立场；议员在立法会莽顾后果，不停拉布，完全漠视对香港前途所造成的代价；年轻的激进份子史无前例地冲击立法会大楼，有些甚至持有攻击性武器；一些市民因为内地访客未熟习香港的先进城市生活方式，而对他们作出充满仇恨的辱骂。

　　此外，最近演艺学院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侮辱政务司司长，是另一种形式的粗暴行为。那些学生侮辱主礼嘉宾，其实贬低了整个典礼，侮辱自己。

　　许多较年长的港人不禁问道：我们的城市发生了什么事，出了什么问题？香港的确出了许多问题。首先，虽然香港整体财富有所增加，贫富差距却日渐扩大。坚尼系数为量度贫富差距的指数，而香港的坚尼系数在已发展经济当中属于最高之列。贫富悬殊同样严重的还有新加坡、美国等自由市场经济体，大概因为在自由开放的市场，总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根据政府统计数字，香港的坚尼系数不但高，而且逐年上升，由1971年的0.43升至1996年的0.518及2011年的0.537。坚尼系数持续上升，部分是全球化所致，部分是因为香港的经济结构随着制造业外移而日渐收窄。现在香港经济有93%属于服务业。制造业迁移意味着香港丧失了一系列相关的就业机会及附带的技能。

　　香港已经没有制造业，现在我们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贸易、物流和旅游服务，客户大多来自中国内地，一方面是作为金融中心，提供相关的金融和专业服务。

　　除了金融和专业服务，香港所提供的大部分服务都处于低端，根据一些资料，甚至有每况愈下的迹象。

　　过去十年，社会的财富惊人地集中在地产行业。内地财富外溢，以致香港房产价格飙升，直至政府推出各项印花税措施，才把升势压抑下去。年轻人透过置业致富的希望变得渺茫，因此感到幻灭。此外，物业价格过高，挤占了其他高风险创新经济活动的发展空间，并且令未能置业的市民和地主阶级对立起来。

　　就教育和技能而言，过去数十年，教育当局在扩大普及教育方面大致成功，但在相当程度上犠牲了精英学校的水平，迫使许多名校转为直资学校，务求在课程设计和筹募资源方面取得更大的自由度。

　　希望子女拥有国际竞争力的家长争相把孩子送到直资学校、国际学校或私立学校。与此同时，教育制度较低的一端则引进越来越多「实用」课程，例如旅游及款待科。学生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越来越两极化，发展机会亦随之两极化。这个问题也使缺乏社会上流空间的青年心生不满。

　　除了上述各种烦恼，我们还面对关于2017年特首选举方法的争议。很多港人反对北京尝试设限确保特首候选人是可信的爱国者。表面上，这是北京与港人就着应否给予市民「真正选择」的对决。其实，这个问题应归结为港人是否愿意支持国家维护主权、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目标，抑或是坚持背道而行。

　　香港并没有根深柢固的宗派或种族分歧，这里的政治裂缝总是围绕中国因素。部分示威者在抗争的时候可能希望摆脱中央政府所施加的制约。但是，如果没有了中央，香港可能会随之分崩离析。

　　作者叶刘淑仪是香港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新民党及汇贤智库主席，曾任保安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