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600天转入持久战 更多大老虎将被曝光

   　整整600天。

　　从201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到2014年7月7日新一期财新《新世纪》周刊出街，整整600天。对中国所有关心时事的民众进行一次民意调查，给这600天总结一个关键词，答案必有一个：反腐。

　　2012年12月2日，获选十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不足一个月，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就被中央纪委带离，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副省级官员。到财新记者发稿时为止，十八大以来，已有33名副省级以上官员因严重违法违纪遭到调查，其中包括2名副国级领导人、2名十八届中央委员、3名候补中央委员。

　　尤其是刚刚过去的2014年6月，先后有原江西省委常委赵智勇、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原山西省委常委兼副省长杜善学、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原广东省委常委兼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等包括两名副国级领导人在内的六名高官密集落马。

　　与徐才厚一起于2014年6月30日被宣布开除党籍的，还有之前已经遭到调查的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原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以及原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王永春等三位十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新华社官方微博@新华社中国网事评论称：“一天打四虎，中国共产党以特殊的方式迎接自己的93岁生日，也向人民昭示，不管大老虎、军老虎、老老虎、病老虎，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不但要摸老虎屁股，还要把老虎关进笼子”

　　“将反腐进行到底”“反腐无禁区，打虎无死角”“苍蝇老虎一起打”“全天候反腐”“覆盖更广、触角更高、处理更快”—这些说法已经不只是过去见诸文件和讲话的口头宣示。

　　如果说反腐整党是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共领导层的第一把火，这把火一点燃，就以燎原之势，不仅摧毁了一个横跨地方党政大员、垄断性央企以及国家政法强力部门，中共建政以来腐败规模、程度和权力地位空前的“涉黑贪腐集团”，而且，在山西、江西、能源、宣传、军队更多的窝案正在一一揭起。

　　十八大后的强力反腐，正在进入腐败越查越多、越查越大的胶着地带—这是决定成败的关键阶段，各种“反腐过度损害政权稳固，拖累经济发展”的声音开始出现，权贵资本的既得利益开始结盟反扑。

　　反腐不仅是一场遭遇战，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作为反腐的主力军，中央纪委担负着从严治吏护航改革的重任，担负着标本兼治、以治标为治本争取时间的历史使命。

　　反腐600天，虽然战果累累，不言初胜。

　　一场遭遇战

　　2012年7月12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下称中石油）选择成都召开自己的2012年领导干部会议。时任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在会上指出，要努力把川渝地区建设成中国天然气工业基地。

　　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出席了大会。他在会上表态称，四川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石油在川发展。

　　参会者阵容强大。来自中石油系统的还有王永春、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温青山等副总级高管；四川本地官员则包括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他们的命运都在之后一年多里逆转。

　　2012年可谓中国的多事之年。“薄熙来事件”带来巨大震动，必须以空前力度反腐整风，成为党内共识。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2年开学典礼上，发表的题为《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的讲话，被外界称为对官场腐蠹痼疾宣战。

　　“坚决把背离党纲党章、危害党的事业、已经丧失共产党员资格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清除出党。”习近平说。

　　这一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蒋洁敏、李春城、王永春如愿当选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但这是他们最后的辉煌。

　　在十八大一系列人事变动中，受到广泛关注的七常委中，除了总书记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还有从国务院副总理转任中央纪委书记的王岐山。

　　王岐山素有“救火队长”之称和“铁面”形象，能力超群，更兼特立独行，在金融系统与地方工作经验丰富，熟谙政府运作与财金关窍，因此，外界对其新职起初惊诧，继而体得其中深意，对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反腐肃贪期望尤殷。

　　谁都知道反腐是一场攻坚战，但少有人能够想到，王岐山和他的新同事们面对的，更是一场遭遇战。

　　2012年12月2日，十八大闭幕后仅仅18天，56岁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即被中央纪委带离，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副省级官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参见本刊2012年第49期“李春城的‘圈内人"）。

　　多人向财新记者提及纪检人员出现后李春城的第一反应，“他要求上厕所，并试图抠出一张手机卡扔掉”。

　　第一时间试图毁掉“关系网”的李春城，其最初被举报的违法违纪行为，据称与成都郊区五龙山房地产项目有关，其背后是成都党政系统内官员举报的线索：来自李春城老家的商人史振华，安排亲属注册了一家名叫同泰置业的房地产公司，2010年在成都新都区五龙山低价拿下一块2000多亩的商业用地。史振华还在2007年中标了成都市政府新办公大楼里会议中心和党委楼的装修工程，中标金额数千万元。

　　这个看似狭小的突破口，迅即推倒了四川政商两界的多米诺骨牌。

　　201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名67位的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在李春城出事后不到两周即最先被查。进入2013年，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张俊、成都会展旅游集团董事长邓鸿、汉龙集团董事长刘汉、成都兴蓉投资董事长谭建明、原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国腾集团董事长何燕、明星电缆董事长李广元，成都高新投资集团董事长平兴、成都银行董事长毛志刚、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雅安市常务副市长蒲忠、成都市质监局局长孙建成、成都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吴忠耘、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等先后落马。

　　尤其是2013年12月29日，比李春城资格更老、级别更高、看似已经安全落地的李崇禧遭调查，不啻四川官场的一颗炸弹。

　　现年63岁的李崇禧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在四川上学，毕业后到四川省纪委摸爬滚打，外放到甘孜、阿坝，2000年被提拔为省委秘书长，又从排名靠后的四川省委常委升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抓后，李崇禧还荣升省政协主席，晋身正部级干部。只是在这个位置上，他最终没有干满一年。

　　“四川官商两界仿佛经历了一场大清洗。”这是很多受访人一致的感慨。“官商勾结哪里都有，但像四川这样一扯一大串，确实罕见。”一位纪检反贪部门干部对财新记者解释说，“李春城、李崇禧、郭永祥等几员干将在这里经营十多年，涉及的枝蔓太繁杂，被攫取分肥的利益也太多。”

　　一直到今年春节前后，四川坊间传言还会有些人要“遭了”（四川话，倒霉的意思），草木皆兵持续的时间长达一年有余。

　　果然，2014年3月2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四川省遂宁市市长何华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何华章，现年50年，他在担任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期间，亦是成都城市形象提升协调小组组长，为李春城强力推行的成都城乡统筹改革模式进行舆论宣传和城市营销，立有汗马功劳。财新记者的调查还发现，2002年，时任成都商报社社长、《成都日报》总编辑的何华章为能步入仕途，与在四川省和政法系统官场关系深厚的“特异功能大师”、年代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曹永正达成桌下交易，以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名给曹白送6000万元。

　　四川官场蠹虫、不法红顶和食腐商人越查越多的同时，中央纪委和审计署的锋芒，又按图索骥，指向了与四川官场多有交集的能源国企中石油。

　　2013年8月26日，先是中央纪委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中石油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27日，国务院国资委纪委再宣布，中石油副总经理李华林、上市公司中石油股份公司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中国石油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等三人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两天之内，中石油两名集团副总经理和两名股份公司副总经理级别的高管落马，实为罕见。自2013年3月，原中石油董事长、中央委员蒋洁敏升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后，王永春是中石油高管中惟一一名候补中央委员；同时还担任昆仑能源董事会主席的李华林，2013年7月29日刚刚被公布获任中石油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另外，冉新权所执掌的长庆油田是中国第二大油田，仅次于王永春执掌的大庆油田。王道富此前亦于2003年1月-2008年5月担任过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一职。

　　“大家都蒙了。”一位中石油中层干部告诉财新记者，纷纷联想这四位各掌一方的高管之间有何交集。中石油集团曾在8月24日组织党组成员去西柏坡参观学习，王永春、李华林都参加了，“丝毫看不出犯事的迹象”。

　　“有人说是卖油田和勘探开发，但李华林早就不管海外勘探业务了；有人说是招标采购，可大笔金额的采购权都上收集团，几百万的小采购对石油来说哪里算个事。”这位中石油干部说，“不是没联想到之前四川的事情，但大家都相信蒋不应该出事。”

　　蒋洁敏也在强作镇定。8月27日国资委公布中石油集团李华林等高管被查时，主持会议的是国资委党委书记兼副主任张毅，而非蒋洁敏。接近国资委的消息人士称，蒋洁敏当时看过文件，但被请回避。他当日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进行调研，落实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研讨班会议精神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关部署。8月28日的国资委网站上，还发布了蒋洁敏赴中航工业调研的消息。

　　9月1日，星期日，上午11时，新华网发布消息，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蒋洁敏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中央委员，时年58岁。

　　消息人士称，蒋洁敏是头一天（8月31日）傍晚时分被带走的。有说他当时正与秘书打乒乓球，亦有说法他是从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附近的塔里木油田宾馆被带走。

　　事实上，蒋洁敏之前一直有被查传言，但传言屡次被破。此前一年，蒋洁敏在成都主持完2012年中石油领导干部会议后，曾有近一个月时间未公开露面，当时即有微博网友称蒋洁敏“神秘失踪”，不过当年11月，蒋洁敏顺利当选十八届中央委员；2013年3月15日全国“两会”结束，蒋洁敏就任新一届政府国资委主任这一重要职务，直到3月25日国资委网站才挂出他上任的消息，其间亦有各种传言。此次落马在夯实了一个猜想之后，又催生出更多的猜想。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核心人物后，对中石油的清查毫不停歇，数以百计的纪检、审计人员在中石油总部及吉林、大庆、长庆甚至海外分部展开工作，上百名中石油干部协助调查或遭问询。

　　中石油总会计师温青山、中石油股份副总经理薄启亮分别于去年12月和今年5月落马，中国华油集团总经理王文沧、中石油规划计划部总经理吴枚、中国联合石油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沈定成、印尼公司总经理魏志刚、伊朗公司总经理张本全等多位局级干部亦先后遭带走调查。

　　接近中石油的权威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由于集团内部人心惶惶，中石油高层已于去年国庆前后发布内部预案，中层干部每日须与单位联络一次，一旦失去联系，由预先指定的人员代行其职，以免影响工作连续性。

　　这场从冬天延续到冬天的围猎高潮迭起。如果说2012年底由李春城落马开始的四川官场地震是第一波高潮的话，2013年8月底9月初中石油四高管和蒋洁敏落马，掀起了这次打老虎行动的第二波，而至2013年底，担任过原中宣部副部长的原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李东生落马，则是拔光了老虎最后的牙齿。先挑四川帮，再破中石油，三振政法系，其中有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的谋划，亦有顺藤摸到瓜、导火索烧到弹药库后的抉择：是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还是一查到底，不管查到谁，职位有多高，不管查到哪，范围有多大，绝不姑息？

　　从过去的600天看，习近平、王岐山等反腐指挥官选择了后一条路。

　　这600天里，人们不仅看到了一个横跨地方党政大员、垄断性央企以及国家政法强力部门，中共建政以来腐败规模、程度和权力地位空前的“涉黑贪腐集团”被摧毁，而且，在山西、江西、能源、宣传、军队更多的窝案正在一一揭起。

　　从一起山西煤矿并购案开始，上至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已经调到北京多年并升至正部级的原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下到基层多个县市的“一把手”，从焦煤、水利到交通、公安，腐败枝蔓上的“老虎”“苍蝇”越查越多，直至6月19日，中央纪委网站发布两条消息，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和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亦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接受调查。

　　“很难想象中央纪委在山西的调查，会涉及申维辰这样离开山西已历经中宣部副部长和科协党组书记两任职位的部委高官；也很难想得到，调查的目标会指向令政策这样有背景的地方实权人物。”一位接近高层的消息人士称，随着调查的深入，中央纪委的工作组时时面临要不要查下去的挑战，“他们更没有想到自己内部也有蛀虫。想打虎，就必须付出壮士断腕的代价”—他指的是5月初被带走的两位司局级纪检干部，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和中央纪委监察专员曹立新，两人曾分管联系四川和山西的纪检监察工作。

　　反腐加速度

　　与高密度的官员落马相辅相成的，是十八大以来快节奏的反腐办案速度。2013年，人们还在津津乐道于中央纪委“周一拍苍蝇，周末打老虎”，进入2014年后，打老虎已经开始“全天候”。

　　原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发声明否认举报事实的次日，中央纪委网站就发布消息称其被调查；原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落马当天，媒体还发表了他的署名文章；原山西省副省长杜善学和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都是6月17日还公开出席活动，6月19日即名登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原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等，都是被抓第二天即对外公布；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更是当天被抓、当天宣布，当天的晨报和晚报还有他此前一天“自我批评要‘怕不辣’，相互批评要‘不怕辣"的讲话。

　　在很大程度上，如此卓有成效的反腐加速度，源自纪检监察机关与审计、公安、检察院反贪部门的通力合作，尤其是巡视和审计这两个制度化常规武器的双轮驱动。

　　中央巡视组发轫于2003年，但从2013年开始，中央巡视组的威力更多地被公众见识。

　　根据人民网的一篇介绍文章，中央巡视工作可分为两类：一是对各省市自治区的巡视，称为常规巡视；一类是对中央国有企业、大型国有银行、大学以及中央各部委局的巡视，称为专项巡视。2013年5月的第一批巡视中，中央巡视组对湖北省、内蒙古自治区、重庆市、贵州省、江西省进行了常规巡视；对中储粮总公司、水利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民大学进行专项巡视。2013年11月的第二批巡视组，对吉林省、云南省、山西省、安徽省、广东省、湖南省进行了常规巡视；对商务部、新华社、国土资源部和三峡集团进行专项巡视。今年3月到6月的新一批巡视组，对甘肃省、北京市、宁夏回族自治区、山东省、天津市、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海南省、河南省、福建省和辽宁省进行常规巡视，对科技部、复旦大学和中粮集团进行专项巡视。

　　尽管在为期两到三个月的巡视中，巡视组“不直接查办案件”，但如果发现了必须要查的人或事，即交由不同级别的纪检监察部门进行查处，涉及副省级以上官员及其他中管干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重大问题，可向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汇报，甚至可以直接向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甚至总书记汇报。

　　根据财新记者统计，2013年以来32名因严重违法违纪遭到调查的副省级以上官员中，有15人在2013年的两批中央巡视组巡视时于受巡地方任职，另有两人虽已调离，却也是被案件牵出。

　　第一批巡视组2013年5月-8月巡视鄂蒙渝贵赣五省区市，2013年6月，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长王素毅最先落马；2013年10月，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被查；11月，轮到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陈柏槐和原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12月，原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安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今年3月，原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落马；6月3日，原江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赵智勇落马；10天后，66岁的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成为自十八大以来第一位被宣布落马的国家领导人。之前的2014年5月，60岁的原重庆市人大副主任谭栖伟亦遭调查。

　　“3+1”的江西并不孤单。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的第二批巡视组巡视吉滇晋徽粤湘六省，55岁的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最先落马；2014年3月，原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被查；3月，原山西省人大副主任金道铭落马，5月，曾任太原市委书记的原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落马，6月，原山西省委常委兼副省长杜善学和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同日被查，和江西一样，山西也是三名副省级以上高官加一名前任高官落马；2014年5月，已经退休将近一年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被调查；6月，年届知天命的原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仕途戛然而止。

　　去年第一批巡视组踏足的五个省市区无一幸免，第二批受巡视的六省，唯吉林和安徽尚无高官落马的消息。

　　今年的第一批巡视大幅度扩大了常规巡视的力量，同时展开对十个省市区的巡视工作，目前巡视阶段已经结束，接下来是向被巡视地区、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反馈巡视期间了解的情况和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意见。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民众排队举报、当地政府派人在巡视组驻地昼夜截堵的场景。可以预期，会有更多害群之马将在不久后遭到曝光。

　　对于巡视工作的丰硕成果，中央纪委曾做出解释，一是改变了过去巡视工作面面俱到、着力点多的问题；二是增强中央巡视组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重点线索，责任到人、逐一核实，做到件件有着落，对违纪违法的，及时报告、及时移交，形成强大震慑；三是创新方式方法，组建巡视组组长库、一次一授权，实行巡视组组长不固定、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提高了巡视质量和实效。根据中央部署，今年中央常规巡视由两轮增加到三轮。今年的第二批中央巡视组，可望完成对剩余11个省市区的巡视。

　　尽管与纪委分属不同系统，审计署对“打老虎拍苍蝇”亦是功不可没。李金华当年掀起的审计风暴音犹在耳，对央企的例行审计最终将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拉下马的故事广为人知，本届政府的审计署助力反腐也不多让。事实上，在对中石油蒋洁敏、中央电视台郭振玺等人的调查中，审计署及各地特派办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2013年3月蒋洁敏自中石油“一把手”履新国资委后，依照惯例需要进行离任审计，相关时间范围为2006年-2013年，即他担任中石油总经理的七年时间。但据接近中石油的消息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对于蒋洁敏的离任审计时间延长至十年，“审计时间的延长与蒋洁敏本人也沟通过，但审计涉及的范围很广”，还涉及如中石油临时资金拆借方面的情况、石化项目建设中总承包商的利益关系等问题。

　　据财新记者所知，2013年6月，派至中石油的审计人员被召回国家审计署开会，随即审计力度和范围加大。在审计中亦发现了王永春及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等中石油集团和股份公司高管的违纪违法问题。审计署还调派多个特派办的数百名审计干部，对国家电网、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等能源企业展开任中审计和离任审计。

　　从6月16日到6月25日，国家审计署在10天内连发17份审计公告，包括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西电东送项目审计结果、中投等三家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损益审计结果、审计署移送至2014年5月已办结的35起经济案件和事项、中国烟草总公司等11家国有企业2012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国家发改委等37个中央部门单位2013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仅11家央企2012年财务收支审计，就对190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其中厅局级干部32人，揭露和查出一些企业人员涉嫌经济违法违纪线索，并将有关案件线索移送纪检监察或司法机关立案查处。

　　这些已发布公告中没有涉及的还有很多。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5月31日被吉林省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半年，审计署已经派员进驻中央电视台。财新记者获悉，郭振玺案部分涉嫌犯罪事实曝光，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指派吉林检方办案。国家能源局窝案同样由检察机关为主办理或联合办案，5月21日和23日，最高检分别发布消息，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犯罪，依法对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司长郝卫平、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在这场与贪官污吏及环绕四周的不法商人、“白手套”们的攻坚战、遭遇战中，北京、湖北等执法部门也侧身其中。对于非党人士执行强制措施及进行必要搜查任务时，公安人员都有参与。湖北咸宁、宜昌等地，则成为大小“老虎”“苍蝇”移交司法程序后的聚集地。

　　不治标即无本可治

　　过去600天关于反腐的欢呼中，人们总是不免对一些戏剧性的场景津津乐道。比如原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出近2亿元人民币现金，办案人员从某银行调来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4台；还有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据说是在参加省委常委会时，被当场拿下。

　　对于此情此景，《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表评论说：“昨天还意气风发指导工作，今天就雷霆万钧被拿下，这已成为反腐‘新节奏’。毫无征兆的动作、又快又稳的手段，就是要斩断贪腐官员的侥幸心理，形成有效的心理震慑。伸手必被捉，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谁贪污腐败，谁就是下一个被突然带走的人！”

　　然而，反腐揪出的贪官日多，查办贪腐宣布的速度日快，媒体报道、民众谈论的声音日大，一些怀疑之声也逐渐出现。有论者认为，腐败不可不反，但应适可而止，否则，会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也有论者认为，持续的反腐影响了经济发展；还有一些官员“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尽可能的不干活，少干活，内部为求自保一团和气。

　　事实上，纵观世界史，无论东方西方，无论何种政治制度，各国现代化、城市化加速阶段，腐败高发、易发都是普遍现象。“以去年的美国奥斯卡影片为例，《为奴十二年》《卑贱人生》《美国骗局》《华尔街之狼》，都展示的是美国‘进步时代’甚至最近三十年政治社会中权力与金钱的危险关系。”一位接近纪检机关的人士评价说，从目前揭露出的案件看，土地和矿产开发、交通设施建设等是政府官员贪腐的高发区，工程招投标和设备采购、海外并购，则是央企高管常见的利益输送通道，“这些领域恰恰是中国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时期的重心所在，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一阶段没有为此付出代价，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我们的近邻韩国日本，这段时期都是腐败高发期”。

　　一方面，社会各界需要正视腐败现象丛生的现实，另一方面，正视并不意味熟视无睹—相反，越是高发、易发，才越需要纪检和司法机关痛下狠手。

　　腐败对资源配置与价格的扭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严重阻碍，其对于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如社会心理、治理制度的戕害更是难以估量。“中国的腐败发展到今天，已经于经济增长无益。”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Andrew Wedeman）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腐败从根本来说，就是官员可以利用手中权力从经济中榨取金钱，经济受自由裁量权力的影响越大，腐败的机会就越多，“我们要认识到，现有体系中形成了许多既得利益，腐败与既得利益集团紧密相联。所以要打破这些既得利益，推进改革，反腐是行动手段之一”。

　　反腐与改革被很多观察人士看作习近平新政的“一体两翼”。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但在利益格局已经被既得利益集团“封建化”、改革共识因为社会矛盾加剧而难以凝聚民众合力的背景下，以反腐打破固化利益链条，高压肃贪聚拢党心民心，从严治吏护航改革深化，是中央纪委重拳出击的题中应有之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学者任建明对财新记者说：“反腐败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的保障和基础支撑，反腐败成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魏德安对中国十八大后的强力反腐评价甚高：“这是中国自1978年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次反腐行动，而且不断地在查高层官员，强度很高。从质量、系统性上说，此次的反腐行动也都比以前更为突出。”

　　他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时期的坚定反腐，值得很多发展中国家学习，“每当中国有高官被调查或被限制行动，很多人都说，看，腐败有多严重。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腐败只是在人们的传言中，没什么人真的受到查处，很多腐败官员常常是出于政治原因才起诉。在中国，不仅人们传言腐败的存在，而且有大量腐败官员正在被查处，这就把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反腐败区别开来。”

　　在任建明看来，与之前中国自身的反腐败相比，这一轮反腐也有了“质的不同”。他向财新记者总结了四个方面的实质性特点：反腐败目标的终极化（十八大提出“建设廉洁政治”），反腐败决心的彻底化（习近平在中央纪委十八届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反腐败行动的坚定化（“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等表述不仅写进党的文件，也以实际行动落实）、反腐败战略的科学化（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在加强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等方面有新的进步）。

　　王岐山走马上任中央纪委书记后不久，即在2013年1月的一次中央纪委研讨班上阐述了自己的反腐战略思考：要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这与十年前王岐山任职北京市长期间对北京交通拥堵问题的思考如出一辙。新华社一篇名为《求真务实 尽责奉献—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的人物特稿中写道：“面对北京日益拥堵的交通，王岐山清醒地意识到，北京刚刚进入交通拥堵的历史时期，解决这一问题，要标本兼治，疏堵结合，当前以治标为主，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

　　持续600天的高压反腐，已经对腐败分子形成了强大震慑作用，亦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公众的认同感。从这个角度讲，治标虽才发动，治本的时间已经开始赢回。

　　“反腐对党内外产生的震撼是空前的，它对干部思想上产生的震动和威慑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蔡霞教授说，“很明显，现阶段干部冒风险违纪的很少。”

　　任建明也认为，这一年多，治标方面有很大的改进，打击腐败的震慑力明显提高，遏制效应提升，“坚持下去，腐败蔓延势头可望得到遏制”。

　　任建明历数了治本方面还面临的诸多挑战：“深层的制度、体制改革，消除腐败发生的原因，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还有大量工作有待开展。宏观的政治体制改革，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权力结构的改革，民主政治的展开，难度很大。微观上，腐败高发领域的制度能否得到实质性改革，也面临很大阻力。”

　　作为一名外国学者，魏德安也强调了中国反腐“治标的长期性”和“治本的艰巨性”。

　　“一两次反腐行动不可能根除腐败，中国必须像现在这样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行动来排除腐败官员、震慑那些想要腐败的官员。”他说，与此同时，也必须改造国家的官僚体系、行政体系和政治文化。既要惩治腐败，也要防治腐败，“这意味着中国不仅需要致力于修建规则与法律，更需要培养出廉洁的文化。这样的过程往往缓慢，不乏挫折，但不能失去耐心”。

　　中国的领导层显然对此心知肚明。201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下称中央反腐五年规划）中，在“把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的同时，还强调科学有效预防腐败，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包括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制定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等。

　　今年5月，中央军委印发根据中央反腐五年规划精神制定的《贯彻中央精神 深入推进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规划》；6月30日听取对徐才厚严重违纪案审查报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审议通过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备受关注的纪检体制改革也将进入实操阶段。会议强调，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关键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会议再次指出，要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落实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等，落实各级纪委正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要实现巡视工作对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全覆盖，探索开展专项巡视，突出发现问题、强化震慑作用。

　　这些标本兼治的大政方针与制度变革或许拗口难读，但如果真能落实，其意义和威力比杀鸡儆猴更为长远有效。

　　“仅仅是权力内部的自清仍然不够。”蔡霞教授补充道，目前反腐的主要举措是加强纪委的权力，强化纪委的职能，“这将强化纪检委的独立性，减少干扰，但还要发展党内民主，如何使党内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如何使党员有能力监督领导干部。”

　　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些可喜的变化。2013年9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开通，并迅速成为第一时间发布重要案件查办信息和接受网络信访举报的热点网站，今年以来，中央纪委官网的“在线访谈”互动交流板块，密集邀请云南、黑龙江、甘肃、江苏、海关总署等地方和部门的纪检工作负责人与网友交流。据介绍，中央纪委官网的日页面浏览量（page view）达150万-200万次。

　　另一方面，反腐案情信息的及时公开，以及在军队反腐、媒体反腐等方面的突破，也给舆论监督、民众监督的反腐全民参与提供了契机。

　　过去的600天里，一批坚守社会公器大旗的中国媒体，在报道中石油、四川、山西、江西和谷俊山等腐败案中不惜工本，屡立战功，不仅为官方反腐力量提供了群众动员和舆论引导协助，其调查报道的事实也经常对案件查办起到补充作用。

　　“你们基于事实的严谨报道，有力地杜绝了一些社会传言和外媒对真相有意无意的歪曲和抹杀。”一位财新读者在一封致财新编辑部的信中写道，“我很高兴地看到，《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国际主流媒体在引用你们的反腐调查报道。我想这是中国媒体第一次在重大政治新闻上获得外国主流大报仰视的国际领导力。”

　　“我希望明年毕业的时候，能够回国参加打大老虎的调查报道，不管是作为你们的同事还是同行。”这位在美国攻读电视新闻的中国研究生写道。

　　打虎已经600日，再一个360天过去后，还能看到打大老虎的消息吗？新大老虎又会是谁？全国人民都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