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无法无天 外交部长的悲惨结局

 

　　1967年，印度尼西亚发生反华排华浪潮，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的姚登山负责领导抗暴而遭印尼政府驱逐。姚回国后受到周恩来、陈毅、江青、陈伯达等中共高层领导人接见。回国后的四个月内，姚迅速成为实际掌握外交部大权的显赫人物。然而姚登山的政治生涯极为短暂，四个月后姚家四度遭红卫兵抄家，他本人也被隔离审查三年多，最终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囚禁九年。曾任外交部行政办公室主任的邹一民撰文《文革中外交部昙花一现的姚登山》，详细讲述姚登山大起大落的悲剧人生。

　　1967年4月回国前，姚登山（1918～1998）是我国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他在印尼领导我国使馆人员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同印尼反华、排华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维护了国家尊严，被印尼当局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4月30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中央领导人和首都群众数千人在机场热烈欢迎他回国。5月1日晚，毛主席、林副主席等最高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他。他被媒体誉为“红色外交战士，一跃而为一棵迅速登天的政治明星。

　　回国后的四个月，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他紧跟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参加极左造反派，坚决打倒陈毅，到处煽风点火，参与篡夺中央外交大权，顶撞周总理，欺压另一派革命群众。威风凛凛，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可惜好景不长，姚登山的政治生涯极为短暂，寿命仅仅只延续了四个月（1967年4月30日至9月1日）。四个月后，他家四次被红卫兵抄家，不敢回家，数次被学生批斗（1967年9月1日-10月26日）。他在外交部和外交部的三个“五七干校”接受群众批判和隔离审查三年多（1967年9月14日至1971年6月11）。他最终被司法机关以“现行反革命罪”囚禁了九年多（1971年6月11日至1980年8月）。他一共被剥夺人身自由十三载（1967年9月至1980年8月）。

　　四个月内，姚从“红色外交战士”像火箭升天似的成为实际掌握外交部大权的显赫人物（群众戏称其为“姚登天”），突然一下子沦落为众人批斗的“阶下囚”。可悲！可叹！

　　一、建国前担任抗击日本鬼子的英勇游击队长和县委书记

　　姚登山（1918～1998），又名姚忠。山西襄汾陶寺乡陈庄村人，出身贫农，上完小学。1935年他参加山西军阀阎锡山“防共团”，当过班长、副小队长。20岁时参加共产党，在党员训练班学习，后被派到八路军213旅。抗战期间，姚在山西家乡一带领导群众打游击，建立地方武装，抗击日本鬼子，打击日伪政权。在他带领下，游击队逐步发展，后扩建为游击支队，姚登山任支队长。

　　1942年1月，姚登山被派到曲襄大队，任教导员、副政委。1945年3月，姚登山任中共曲襄县委书记，带领襄陵独立团参加了解放临汾、太原、兰州等战役。1949年3月，这支部队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185师554团。1951年春，编入解放军工程兵第10团，姚登山担任第一任团长兼政委。

　　二、建国后是一名高级外交官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东单外交部街33号（晚清奕訢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旧址）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后，中央从部队调来一大批经历过长期战争考验、政治上可靠的军官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司局长。兵团将军级干部被任命为驻外大使，师、团级干部担任驻外使馆政务参赞和一、二等秘书。周恩来对出国的外交官说：“你们这些同志，中央选了又选。现在你们脱下军装搞外交，武仗不打了，文仗还要打。”所以当时外交部的干部被称为“文装的解放军”。

　　姚登山就是在这个时候调入外交部的。当时姚登山任成都部队18兵团62军军政干校政治部代主任。1950年2月，他被调到北京参加军委武官训练班，学习结束后调到外交部。同年8月，任外交部驻丹麦、芬兰使馆一等秘书、参赞。1955年4月，任外交部西欧司专员。1957年4月，任驻锡兰（现国名改为斯里兰卡）使馆参赞。1962年3月，任外交部总务司副司长。1966年3月，任我国驻印尼大使馆参赞。由于中国印尼关系恶化，我国政府于4月7日召回驻印尼大使姚仲明，姚登山担任使馆临时代办。

　　三、1967年在印尼雅加达领导使馆全体人员进行抗暴斗争

　　1967年，中国印尼关系恶化到极点。4月22日，印尼军警包围、封锁和冲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并无理宣布中国驻印尼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和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为“不受欢迎的人”。印尼当局粗暴地践踏国际法准则，肆意破坏两国关系。中国政府随即发表声明，向印尼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并宣布印尼驻中国临时代办巴伦和参赞苏玛尔诺为“不受欢迎的人”。

　　4月28日姚登山和徐仁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回国。在他们离开使馆时，使馆全体人员列队鼓掌欢送，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姚登山临时代办和徐仁总领事在雅加达机场受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柬埔寨、阿富汗、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驻印尼大使馆的大使、代办的热情欢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也到机场送行。

　　他们在离开雅加达前夕举行了告别招待会。

　　4月30日姚登山等人抵达北京时，在机场受到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政府领导人以及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负责人和数千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被媒体誉为“红色外交战士”。

　　在姚登山回国第二天在天安门城楼“五一”焰火晚会上，在周总理引荐下，毛主席接见了姚登山和徐仁，后来林彪、江青、康生也来了，并照了相。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一张大相片：姚登山左手挽着毛主席，右手挽着江青，站在毛泽东与江青中间，林彪和周总理分站两旁。

　　之后，国内新闻媒体陆续报道这位“红色外交战士”的英雄事迹。

　　四、姚登山文革四个月无法无天的表现（1967年5月3日-8月31日）

　　文革初期，外事口和外交部围绕陈毅问题展开斗争。一派（造反派）主张“打倒陈毅”，另一派主张“批判陈毅”。

　　5月3日，拥有雄厚政治资本的姚登山拜会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打倒陈毅派）（以下简称《联络站》）核心组（外交部掌权组织）。姚要求《联络站》安排他去拜访《中央文革》，安排他作抗暴专题报告。

　　同日晚，《联络站》核心组开会讨论干部“解放”问题。（文革开始后，所有“长”子号当权派全部靠边站。得到群众“解放”即获得谅解后才能重新上岗工作。）决定对姚登山这样的“革命领导干部”要“大树特树”，并同意安排姚登山在部内、外做报告。

　　5月5日，外交部《联络站》举行“热烈欢迎毛主席的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徐仁同志大会”。姚登山讲话时说：“我首先要报告大家一个极大的好消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满面红光，精神焕发，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接着姚登山描述他面见毛主席的情景。他说：“见到毛主席，我的心高兴得都要跳出来了。我抓住主席的手，握啊握啊！总理在我耳边说，‘你轻轻的握，你轻一点。’那时候，由于心情激动，我还是使劲地握啊握！主席的伟大双手特别温暖，握住伟大的手越握越紧，握住不放。那时候，我又再一次向主席转达了驻印尼使馆全体同志和全体爱国侨胞对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问候和祝愿”。

　　然后他作在印尼抗暴斗争的报告。他说：“驻印尼使馆全体同志以及印尼的全体爱国侨胞已经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的新高潮，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敢于斗争，敢于造反，敢于革命，敢于造印尼反动派的反，敢于胜利。而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胜利的原因，最根本的一条是归功于光焰无际、威力无比、战无不胜的伟大毛泽东的思想。”

　　《联络站》核心组当场吸收姚登山为他们的成员。姚欣然接受，随即成为响当当的“造反派”。不久，他就成为“打倒陈毅”极左造反派的领军人物。

　　5月6日晚，外交部举行文艺晚会欢迎姚登山等人。

　　几天来，外交部各单位举行座谈会，造反派们表示要以姚登山为榜样，要“敢于把外交斗争中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臭东西扫个精光，把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条条框框砸个稀巴烂。要向姚登山学习，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要把所有使领馆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办成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红色阵地”。

　　5月9日，姚登山和徐仁在北京体育馆给《批陈联络站》（外事口“打倒陈毅”极左造反派组织，由外事口一些单位和一些大专院校造反派组成——见注）作“抗暴斗争”报告，万余人出席。姚在讲话中污蔑国内对印尼抗暴斗争的指示“右倾”，说他“没有执行那一套”，“那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呼喊“打倒陈毅”口号时，他举手跟着喊。姚的表现得到了《批陈联络站》的赞赏。

　　5月10日，姚登山出席外交部《联络站》召开“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彻底揭开外交部阶级斗争盖子的动员大会”。

　　5月11日，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以“揪陈（毅）”为名，煽动外交部群众到中南海去示威，向中央施加压力。周总理得知后，按照最高指示，通过外交部党委明确表示反对，并说：机关不能同学生一样，不能上街，无论如何不能采取这项行动，要考虑国际影响。

　　《联络站》核心组和姚登山召集各战斗队长大会，表示要坚持实施他们的游行计划，并借机要挟总理接受他们“停止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对外活动”，“撤消姬鹏飞常务副部长职务”等无理要求。姚登山完全站在他们一边，主动打电话给总理，以“请示”为名帮《联络站》核心组说话。总理当即责令姚“劝阻”，但姚竟说“《联络站》的小将们造反精神很强，群众情绪很高，都发动起来了，正在礼堂开会，就准备出发了。”他还以“我无能为力”“不好劝”等语句为由对总理进行要挟。周总理驳斥了姚的诡辩。

　　遭到总理严正批驳后，姚登山回到队长会议上说：“大家讲的有道理。可是总理要我来做工作，我就传达总理的指示，听不听是你们的事。”他还说：“总理来电话不让你们游行，但我是同意你们游行。”在姚的纵容下，《联络站》的头头仍组织了一百多人上街，打着外交部的大旗，在中南海同“打倒陈毅派”《批陈联络站》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造反团》、《井冈山》、外交学院《造反兵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红卫兵》、外国专家局《造反团》、外交人员服务局《临时指挥部》、对外文委《联队》、侨务委员会《红旗兵团》、归国留学生《遵义兵团》等造反派会合，一起向中央示威。

　　同日晚，周总理准备就白天游行事找《联络站》核心组和外交部副部长们谈话，但《联络站》核心组却坚决抵制，扬言总理有权见他们，他们有权不去，坚持要周总理同时接见参加游行所有单位的造反派组织。

　　5月12日凌晨，总理接见《联络站》等《批陈联络站》的造反派组织代表时，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团》等又在陈毅问题上给总理施加压力，总理很生气。总理批评他们说，“现在不是你们听中央的，而是中央服从你们！”说完站起来就走了。姚参加了接见。

　　同日，姚登山在党中央调查部做“抗暴斗争”报告，并被该部《联络站》（造反派组织——笔者注）吸收为该站成员。

　　同日晚，姚在中调部观看三军“冲派”（部队造反派组织——笔者注）的演出，并上台同“冲派”演员握手，与他们亲切交谈，表示支持，并答应代向中央反映他们的情况。

　　5月13日上午，姚登山根据中央安排在北京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印尼当局暴行。

　　同日下午，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批判陈毅派）学生冲入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办公楼，妄图摘抄陈毅问题的大字报。他们同《联络站》的造反派发生肢体冲突，上演了打斗场面。外交部造反派扣押了数名学生。（此前，北京外国语学院“打倒陈毅派”的《六·一六》和《造反团》多次冲入外交部摘抄大字报，《联络站》造反派却视而不见。）

　　周总理得知外交部内发生武斗事件后，指示不要扩大事态，并委托姚登山宣布他的指示：双方脱离接触，释放《红旗大队》的学生回校。《联络站》核心组对此极为不满，姚登山埋怨总理把“难差使”交给他办。

　　姚登山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汇报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冲进外交部情况，并提出“回拜”的要求。

　　5月14日，姚登山在北京师范大学给北师大《井冈山》、中侨委《红旗兵团》等二十个组织的造反派做“抗暴斗争”报告。在主席台上，谭厚兰（文革初期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向姚登山敬献“红卫兵袖章”。

　　5月15日，《联络站》在外交部召开“控诉《红旗大队》暴行大会”。姚在讲话中骂《红旗大队》的学生是印尼的“卡比、卡米”（印尼的青年暴徒组织——笔者注），攻击总理的指示“没有原则”、“和稀泥”。

　　5月16日，周总理通过秘书钱家栋批评姚登山骂《红旗大队》为“卡比、卡米”“不妥当”。

　　同日，外交部国际司冯淬（女）和秦小梅（女）就姚登山5月15日的发言贴出“姚登山同志，你错了”的大字报。当晚，《红旗杂志社》记者宋正民（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人员）找这两位女士了解情况。

　　5月18日，姚登山应邀参加《地派联络站》（北京某些大专院校红卫兵的联合组织——笔者注）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大会”。

　　5月19日，姚登山在工人体育馆给北京市组织的群众大会做“抗暴斗争”报告。

　　5月20日至26日，姚登山陪同驻华使节在山西参观。期间，他在山西做了一次“抗暴斗争”报告。

　　5月30日，姚登山在共青团中央大院给《地派联络站》组织的大会上作“抗暴斗争”报告。有三军“冲派”代表参加。

　　5月31日，回国参加文革运动的驻印尼使馆革命群众将姚登山揪回使馆参加运动。（当时驻外使领馆回国人员在东单外交部街33号外交部老部进行文革——笔者注）

　　5月底，《红旗杂志社》记者杨立功向《联络站》核心组第一把手王中琪等人了解姚登山的情况。

　　6月1日，姚登山携夫人去中调部观看《地派联络站》的演出。

　　6月5日，姚登山在中联部做“抗暴斗争”报告。

　　6月6日，姚登山在中央广播电台对工作人员做“抗暴斗争”报告。他同李敦白交谈，并共进晚餐。（李敦白当时是广播事业局高级外国专家，美国进步人士，中共党员，积极投身“文革”，一度是广播电台造反派的领袖之一。——笔者注）。

　　6月14日，姚登山在外交部亲切会见冯耳元。（冯耳元当时是四川省农业厅水产处的一名技术员。1965年12月17日，他致函陈毅外长，指出陈毅在1965年国庆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的“和平共处”问题，有“原则性错误”。外交部办公厅将来函转送当地有关部门处理，为此有关部门查询了此事。极左造反派认定，这是陈毅一手炮制的“政治迫害案”，证明陈毅在文革前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笔者注）姚登山对冯耳元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害死人啰！”

　　6月19日晚，姚登山在中央戏剧学院排练场观看儿童剧场编排的“四十一棵红心向太阳”话剧，并提了意见。

　　6月26日，姚登山去儿童剧院做“抗暴斗争”报告。在报告中，除吹捧他自己如何在印尼“抗暴”，攻击外交部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6月30日，姚登山去冶金部做“抗暴斗争”报告。

　　7月1日，《红旗杂志社》记者杨立功对王中琪（《联络站》核心组第一把手）说，现在不是有些司级干部，如：吴亮璞（国际司副司长）、邵宗汉（研究室副主任）、冼依（政治部副主任）、姚登山出来亮相了吗？你们是否把外交部领导干部给排排队？

　　7月3日，周总理指派姚登山、徐仁和外交部工作人员郑于中、刘作业、冉隆勃等五人去广州解决当地两派联合起来，共同支援香港爱国同胞反抗港英当局暴行的斗争。行前，周总理明确指示他们要在广州军区领导下工作，不要凌驾于两派之上。

　　7月4日至7日，姚登山等人和广州军区负责人开会，研究如何做好两派工作，建立统一的支持香港机构问题。姚宣称自己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战士”，说“造反派要坚决支持造反派”。

　　7月8日，姚登山等人由军区招待所搬到百花园招待所。姚等人接见一些穿便服的军内反军派组织《文体红司》的头头。

　　7月11日，姚登山去广州中山大学给《旗派》做“抗暴斗争”报告。

　　7月13日，广州军区安排姚、徐给军队干部做“抗暴斗争”报告。

　　同日，《联络站》精心策划的“外交战线上的红色堡垒展览会”出笼，突出姚登山个人，把姚吹捧为“正确路线的代表”。

　　7月14日，广州军区安排姚、徐向军区三军党委介绍印尼共产党的情况。

　　7月15日，姚登山、徐仁去广州暨南大学做“抗暴斗争”报告。

　　7月16日，姚登山在广州参加《旗派》组织的斗争赵紫阳（省委书记）大会。姚上了主席台。

　　7月17日，姚登山、徐仁去广州华侨补校做“抗暴斗争”报告。《旗派》组织的。

　　7月18日上午，姚登山在广东省外办做“抗暴斗争”报告。

　　同日下午，在《旗派》安排下，姚、徐去黄埔港访问并讲话，有记者陪同。

　　7月19日，姚登山、徐仁在广州参加《总派》斗争赵紫阳大会。姚未上主席台。

　　7月20日，姚登山、徐仁搬到沙面中南局招待所，与两位“记者”姜宏周和张景发交谈，攻击广州军区。

　　7月21日早8时，姚登山、徐仁去广州佛山专区为《地专红司》做“抗暴斗争”报告。因姚明确支持一派，使两派矛盾加剧，险些发生武斗，报告未做成，返回住地。

　　同日下午，姚登山、徐仁去中南局为《旗派》做“抗暴斗争”报告。

　　同日晚8时至次日凌晨1时，广州军区负责人到中南局招待所征求姚登山意见，姚等人公然指责军区负责人“支左旗帜不鲜明”，“支保（保守派）不支左（左派）”，“搞折中主义”。

　　7月22日，姚登山等人离粤返回北京。姚此行完全违背了总理的指示，一头扎进反军派组织的怀抱。

　　7月27日，中央文革宣传组朱庭光（王力的秘书）对外交部新闻司副处长吕霞（女）和科员王端湖传达有关业务和运动指示时，详细询问有关外交部干部亮相、群众组织、“打倒陈毅”和姚登山等情况。

　　7月28日，姚登山应天津大学“八·一八”邀请在天津人民体育场做“抗暴斗争”报告。

　　7月29日，姚登山参加《联络站》组织的党中央直属单位和国家机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的“声援武汉造反派大会”。大会由《联络站》核心组成员高诚（亚非司科员）主持。姚上了主席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