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贪官末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不少已落马的退休贪官们可能未曾料到，自己在退休之后，还会身陷囹圄。仍然潜伏着的那些，则时时被惊出冷汗。

　　这一群体向来处于反腐的较为隐蔽的角落，边腐边升、期权腐败、发挥“余权”……他们本身所涉之事，仿佛一面面多棱镜，折射出曾经少有顾及的腐败死角。

　　他们当中本就有着差异，有的是玩弄权术的老手，有的是一省官场的“教父”，有的是选择性同流合污，有的经历了从“苍蝇”到“大老虎”的不同感觉，有的则由始至终都在挑战法律的底线。

　　相同的是，从去年开始，他们在年年都将“流年不利”，末路来临。

　　阳宝华经常自诩“一身酒气、两袖清风”，可喝酒闹出了不少笑话，为官也屡有波折。在竞争湖南省副省长职务失败后，他迁怒于司机，认为“是司机让他‘触了霉头’，当场就把司机给开除了。”

　　阳宝华，旧病复发？

　　看到议论阳宝华出事的人越来越多，湖南省岳阳市退休副厅级官员杨东风5月26日好奇地给阳宝华身边人打了个电话。

　　“那是晚上7点左右，当时他的口气还很坚决，说不要相信那些，阳宝华好好的。”杨东风向廉政瞭望记者回忆称，“想不到，十几分钟后，他就打过来电话说，‘老领导啊，阳宝华刚被带走’。”

　　又过了十几分钟，中央纪委网站发布消息：湖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阳宝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组织调查。7月15日，中央纪委通报，阳宝华因涉嫌受贿和与他人通奸，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在十八大后被查的省部级官员中，66岁的阳宝华是年纪最大者。他曾在湖南衡阳、益阳、岳阳、长沙等地为官，担任过岳阳和长沙的市委书记，1999年任湖南省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2003年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2011年《湖南日报》刊文称，湖南省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同意免去阳宝华等3人的省政协副主席职务。不过，他仍担任该省政协党组副书记一职。

　　杨东风告诉廉政瞭望记者，阳宝华曾自诩“一身酒气、两袖清风”。但他最终没能守住“两袖清风”，在退休后落马。

　　背后有大老板

　　曾与阳宝华共事多年的衡阳市退休官员李红告诉记者，阳宝华离开衡阳时已44岁，仍然没有子嗣。

　　阳宝华退休后还经常出现在公开场合。2013年5月，中组部同意其退休后，当年10月有报道显示，他还到湖南涟源市考察。

　　“他是政协‘二把手’，与其他政协副主席还有所不同，是要管一些事情的。”一名在湖南省政协工作多年的官员称。

　　阳宝华是继去年底该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被查后，湖南政协系统又一落马官员。“衡阳任职”、“政协系统”是阳宝华与童名谦相同的仕途标签，相关媒体据此猜测，阳宝华落马是否牵扯童名谦和衡阳贿选案。

　　不过，三个独立信源告诉记者，阳宝华“应该不是牵涉到衡阳贿选案”。

　　“阳宝华的落马，可能与中央巡视组有关。”杨东风称，中央第十巡视组在湖南巡视期间，阳宝华“已经被巡视组约谈过”。

　　今年2月，巡视组对外通报称，湖南“有些领导干部与私营业主搞权钱交易，插手工程项目建设和国有土地出让，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子女经商提供便利，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巡视组“收到一些反映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移交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和有关部门处理”。

　　阳宝华是否是巡视组打的一只“退休老虎”，目前尚无官方权威发布。不过有消息称，阳宝华落马可能“与他情妇有关。他情妇牵涉到湖南此前落马官员的案子中。”

　　这一消息尚无法证实。不过，杨东风称，“阳宝华涉及与私营业主搞权钱交易”，“他背后有数个大老板”。

　　一名接触阳宝华办案组的湖南官员也告诉记者，“阳宝华与童名谦不一样，他是经济问题，至少牵涉受贿”。

　　该官员称，湖南一名王姓商人在被带走调查后一个多月，阳宝华才被宣布接受调查。

　　据称，王姓商人名下有商贸、房地产开发等一系列公司。这些公司基本上都是在2001年成立的，注册地是湖南一省级部门的接待宾馆。

　　“这是阳宝华的一个关键时刻。当时他在省长助理位置上已经3年了，仕途似乎受阻。1年后，他就到政协去了。”一名高官告诉记者。

　　王姓商人经营最成功的是一家运动俱乐部和俱乐部名下的超大场所。阳宝华曾担任该场所所在地市的主要领导。

　　该场所原来是由王姓商人和湖南一家国企联合建设，王姓商人占49%的股权，该国企下属的两家公司各占25.5%股权。

　　2010年，该国企分别公开转让两家公司名下的股权，前后两次挂牌。两次挂牌相隔一个多月，虽然股权数量与设定的受让方资格条件都没有变化，但前后评估价格相差5000多万元，而两次受让方都是王姓商人名下的企业。

　　记者查阅公开资料显示，王姓商人名下的房地产公司成立几个月后，就拿到了湖南省某市重要路段的建设工程，该工程以相应数量的土地和工程路两边的广告发布权作为回报。

　　上述官员称，不能说王姓商人是阳宝华落马的直接肇因，但阳宝华落马肯定与他有关。而阳宝华到底是在上述两件事情中与王姓商人有利益输送，还是在其他事情中有利益输送，一切都需要等待相关部门的调查结论。

　　关键几步没走好

　　阳宝华曾被认为是官场潜力股，一名湖南政界观察者称。

　　1968年，21岁的阳宝华通过招工进入原衡阳市制药厂当工人，很快就展示出了“极强的组织才能”。与阳宝华在药厂共事过的一名退休厂领导回忆称，“当时不管是做什么，都是他带一帮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也都服他。”

　　阳宝华的才能得到了衡阳市领导的认可。“与阳宝华一起被发现、重用的，还有许宗衡。两人不仅在衡阳共事了很久，还得到同一名‘贵人’的青睐。”衡阳市一名退休处级官员称，许宗衡后来在衡阳仕途受阻，选择离开衡阳，阳宝华则一路做到衡阳市常务副市长。

　　“阳宝华当了副市长后，在路上见到我们这些老同事还会主动打招呼”，“也是苦孩子出生，没有什么根基，为人很低调。”上述退休厂领导称。

　　阳宝华在衡阳留下的印象不错。1992年10月2日，衡阳市程控电话开通，在开通仪式上，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阳宝华的。此时他已调到益阳任市委副书记。

　　阳宝华曾经的一名同事称，阳宝华前期仕途能走得这么顺利，除了能力之外，能喝酒也是重要筹码。“阳宝华能喝酒，也爱喝酒，曾多次自诩‘一身酒气、两袖清风’。当时一名领导也喜欢喝酒，所以对阳宝华另眼相看，阳宝华也多了很多接触领导的机会。”

　　因为喝酒，阳宝华也曾闹出过笑话。岳阳市一名官员称：一次阳宝华到县里考察时，县里领导用当地酒的酒瓶，装茅台酒给他喝。他喝了很开心说，“你们这儿的酒不错啊”。县领导就顺水推舟说，“送几斤给领导喝”。阳宝华还真让秘书带了十斤回去。

　　“就是个酒肉干部。”一些退休官员对此表示不屑，称有地方给他起外号叫“宝壶子”。

　　据上述接触办案组的湖南官员称，此次被带走调查的商人除了王姓商人外，还有一名范姓女商人，“在长沙开一间很高档的酒楼”。

　　1998年，阳宝华从岳阳市委书记调任长沙市委书记。“从一个地级市市委书记直接到省会城市市委书记，中间跨越了很多‘看不见的台阶’，当时阳宝华一度被认为是‘潜力股’。” 一名湖南政界观察者称。

　　不过阳宝华一直只是市委书记，没有进入省委常委，有当地官员表示，“在长沙近20年里，阳宝华是唯一一个没有进省委常委的市委书记。”据称，阳宝华任长沙市委书记后，一次中央领导下来视察工作，交流中阳宝华几乎是一问三不知。

　　最终“关键几步没走好，后来就逐步失去优势，仕途越走越低。”湖南省一名处级官员称。

　　喜欢帮人，也迷信

　　数名与阳宝华有接触或共事过的湖南官员均称，阳宝华爱与商人打交道。

　　一名与阳宝华有将近15年交往的官员告诉廉政瞭望记者：“一次我去看阳宝华，早上他带他的秘书过来和我吃早饭。当时他已经到岳阳任市委书记了。我到餐厅一看，还有一个陌生人，阳宝华热切地介绍后，才知道是个商人。”

　　“那个早饭我们吃了半个多小时，阳宝华和那个商人聊得很投机，很公开地聊投资土方要找谁之类的，一点也不避讳。”这名官员看阳宝华对商人如此热切，以为是“大老板”，饭后特意交流了名片，一看才知道是个“小老板”。

　　“阳宝华是一个豪爽的人，喜欢帮人忙，尤其是帮了不少商人的忙。”杨东风称，也正因如此，阳宝华被“两规”后，还有商人特意找到他，请他帮忙出出主意，看怎么帮阳宝华“活动活动”。杨东风拒绝了。

　　阳宝华帮忙的人也不止商人、老板。一名与阳宝华在原衡阳市制药厂共事过的老工人，有次为了评职称找到阳宝华，想请他帮忙批个字，“阳宝华爽快地同意了，虽然当场没有签字，但几天后还是帮我批了个字。”

　　“只要你能当面找到他，事说完后，他一般都是哼哼哈哈地，或说‘好、好’表示自己记住了。总之不会当面拒绝。”杨东风称，这也是他的圆滑之处。

　　这些“哼哼哈哈”有多少能兑现就很难说了。一名衡阳市官员告诉记者，曾有当地官员找到阳宝华，希望调到岳阳工作，阳很爽快地答应了，说“只要省委组织部同意了，就没问题啊”。

　　除了商人之外，“阳宝华还喜欢结交各类‘大师’，经常请他们吃饭，甚至可以说有点迷信。”杨东风称。

　　杨东风告诉记者：阳宝华到一个地市任书记后，一名和他走得很近的“大师”对他说，市委大院的门口正对着一块“墓碑”，“你的官运怕是要受影响”。当时该市委大院门口正对的一幢大楼确实有点像一块碑。“大师”建议，要把市委大门改一个方向，从朝南改为朝西，正对一个大酒店，人气旺。

　　阳宝华居然信以为真，将市委大院的门口改了方向。“当时一些老干部对这事很有意见。我就劝说啊，还好他只是把门改了一个方向，如果‘大师’说要把那幢大楼给铲了，那就不是几百万能解决的事情了。”

　　长沙一名官员还给记者讲了另外一件事：当初，阳宝华与另一名官员被提名为湖南省副省长人选，两人谁在人代会上得的票数多，谁就当选。投票当天，阳宝华从宾馆去会场，途经大桥时，车熄火了。“也就是一两秒钟的事情，但阳宝华落选后，勃然大怒，认为是司机让他‘触了霉头’，当场就把司机给开除了。”

　　阳宝华爱好书法，岳阳市的南湖大桥建成后，他亲自题写了桥名。但为了莫名其妙的运气，有时书法他也会割舍。一名岳阳市退休官员称，“曾经有名书法家送了个‘帅’字给他。开始他很开心，挂在办公室，但过了几天，不知哪个‘大师’说了点什么，他就把字取下来了。”

　　不过，这些“大师”似乎都没有算到，阳宝华会在退休后被调查，成为年纪最大的落马者。(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杨东风、李红系化名)

　　多名湖北官场人士均表示：“边腐边升、带病退休、发挥‘余权’、道德败坏……陈柏槐算得上是退休老虎落马的一个典型样本。”

　　陈柏槐：退休老虎落马的典型样本

　　323天，这是陈柏槐从退休到落马的时间。

　　在2012年的最后一天，湖北省政协换届工作完成，62岁的陈柏槐从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退休。按照一些官员认为的官场惯例，他算是“平安着陆”了。

　　不过，323天后的2013年11月20日，中央纪委网站发消息，陈柏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他也成为十八大后，湖北省被查处的首名省部级干部。

　　从1971年担任新洲县旧街区农业技术员开始，陈柏槐42年官场生涯，从未离开过武汉到其他地方任职。他曾以“万言”长文来倡导“敬业为农、优质服务、文明执法、廉洁高效”的作风，并将“廉洁高效”视为推动工作的一大“法宝”。但他却最终因不廉洁而落马。

　　当地多名官场人士均表示：“边腐边升、带病退休、发挥‘余权’、道德败坏……陈柏槐算得上是退休老虎落马的一个典型样本。”

　　“这下可以与世无争了”

　　去年年初，陈柏槐退休生活开始。他曾公开称，“这下可以与世无争了”，湖北省一名退休官员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不过从公开报道来看，他至少仍担任了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等4个协会的会长、名誉会长或执行理事长，发挥余热。

　　“这段时间他也活跃于各种活动之中，但是公开报道中很少能见到。没有必要宣传。”上述退休官员称。

　　陈柏槐的老家在新洲孔子河。“新洲和农业是陈柏槐仕途的两个关键词，相比较而言，他更关注新洲，对新洲的影响也很大。”一名湖北政界观察人士称，“新洲朝花节就是在陈柏槐手里做大的。”

　　2013年3月，退休后的陈柏槐回到新洲参加朝花节，除了参加相关活动之外，“专程去看望了当初将他从一个普通技术员提拔起来的旧街党委书记”，上述退休官员告诉记者，这与他“不可一世”的作风明显不同。

　　他称陈柏槐退休之前“架子很大，有点不可一世的样子，争议也就比较大，所以他副厅和正厅都是外调到其他部门解决的。”

　　每年清明和春节，陈柏槐都会回新洲。即便回老家，他也是如此作风。“每次回来排场都很大，前呼后拥地，一般官员很难接近他。他每次回来，唯一的好处就是镇上会找人来把周围的垃圾捡一遍，平时才不会有人管。”

　　“清明节的时候，大队上的干部还要买各式各样的烟花鞭炮到陈柏槐家的祖坟上去放。”孔子河一名村民称。

　　一次，为了迎接陈柏槐，“从晚上9点开始，当官的愣是在国道和陈柏槐老家之间推出了一条路。”住在该条路段边上的一户村民称，这条路之前就说要修，但是涉及到征地还在僵持之中，“当官的等不及了，晚上就连夜把土地给推了，搞成事实。”

　　屡陷落马传闻

　　很快，陈柏槐却陷入到落马的传闻中。

　　“最早是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就有消息说陈柏槐被‘两规’了。”湖北省一名官员告诉记者称，当时官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传闻，是因为更早之前武汉市新洲区区委书记王世益被“两规”。

　　虽然2013年7月，湖北省纪委才证实了王世益落马的消息，但当地一名官员告诉记者称，早在4月27日，王世益在开会途中就被湖北省纪委带走，“当时新洲官场一下子就都传开了，而且官方也没有出来辟谣。”有意思的是，王世益被查后，新洲区政府食堂的两名厨师到王家行窃，盗走8万元左右的财物。

　　随着王世益被查，“陈柏槐很快就牵涉进这个案子中。他是土生土长的新洲人，所以新洲部分官员都以他为靠山。陈柏槐与王世益也多有往来。”

　　“王世益被带走前半个月，陈柏槐还到新洲调研，从时间节点上来看，他当时回来可能并非偶然。”上述当地官员称。

　　陈柏槐并非第一次陷入此类落马漩涡，只不过之前都“平安过关”。

　　出生于1950年的陈柏槐，从进入官场就在农业系统，除了中间“为解决副厅到水利厅过渡2年外”，一路走来，陈柏槐几乎全部仕途都在农业系统，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一直有争议。

　　2003年，陈柏槐担任农业厅厅长，对他的争议开始转化为举报。

　　“他在农业厅厅长位置上主导的几个基建，都很有争议，逐步开始有人举报他。”上述退休官员称。

　　陈柏槐落马前后，“武汉市数家农业企业老板被要求协助调查。其中一个老板的手机关了一个多月，他的企业就是在陈柏槐任厅长期间套取了不少涉农资金，迅速壮大。”湖北省一名农业专家告诉记者，“湖北是农业大省，这些年中央对农业也越来越重视，中间很多可以‘运作’的环节。”

　　对此，也有湖北官员称，“听说过有一些人对陈柏槐不满，里面利益纠葛不是那么简单，比较复杂”。

　　这些并未阻碍陈柏槐的仕途。2009年，他补选为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此次传闻出来之后，陈柏槐几乎没有参加任何公开活动，直到当年7月。

　　最后的露面与挣扎

　　2013年7月28日，湖北省孔子问津文化发展促进会成立，陈柏槐当选会长。这条新闻发在湖北日报的头版。

　　这被湖北部分官员视为对“传闻”来了一个大逆转。

　　“促进会成立的时候，还有现任省领导出席、讲话。大家一看，觉得陈柏槐可能‘平安着陆’了，还感叹他前几个月的‘活动’、‘工作’没白做。”上述官员称，此后，陈柏槐的活动就逐步高调起来。

　　“尤其是10月，由湖北省政府主办的海峡两岸武当文化论坛上，陈柏槐不仅出席，还宣布论坛开幕。这就与他之前的协会活动不一样了，具有了官方意味。”

　　陈柏槐似乎再次“平安着陆”了，他也变得比刚退休时更活跃了，其中之一就是极力推动新洲“问津书院”建设。

　　官方的说法是，问津书院因孔子使“子路问津”于长沮、桀溺而得名，始建于西汉年间，被称为中国最古老“大学”，与岳麓书院、东林书院、白鹿洞书院等齐名。

　　但也有湖北学者称，新洲问津书院将子路问津与孔子适楚混为一谈，胡编乱造历史，是典型的扯虎皮拉大旗，进行文化造假。

　　2011年前后，陈柏槐与王世益开始强推问津书院修缮及景区建设，投入大量资金。“仅仅2012年修缮工程启动仪式上，16家新洲企业就捐资1000多万，这还不算每年财政投入的钱。”上述学者称。

　　对于这些争议，一名官员称，“客观来说，即便书院典故有出入，陈柏槐将这个项目推到省级层面，对新洲而言也是一个机遇。如果真建成了，旅游起来了，当地村民也多一条赚钱的路子。只不过这个项目与他老家几乎就一墙之隔，也不能不说他还是有私心。”

　　再次“平安着陆”后，陈柏槐对书院项目更为重视，不仅担任促进会会长，还数次到新洲调研。

　　陈柏槐在落马前一周，他还以湖北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会长的身份，出席首届“陆羽杯”国际茶道邀请赛。这则新闻被刊登在湖北日报第二版上。

　　一名参加此次活动的官员告诉记者，“当时活动不少，他差不多全程参加了，看不出来有被调查的痛苦迹象。”却不曾想，一周后他就被“两规”。

　　今年3月，中央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称，陈柏槐违规批准下属单位向有关房地产企业非法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其亲属收受巨额财物；道德败坏。

　　武侠小说中，武林中人退隐时常公开举行“金盆洗手”的仪式，想表明自己弃刀封剑，以此来求得远离是非全身而退。不少贪腐官员往往也抱着“只要退出就不会再生事端”的侥幸心理，以为退休就进了“保险箱”。十八大之后，中央对退休“老虎”、“苍蝇”照样一起打，让这一群体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

　　退休不是保险箱

　　退休后的卢泉昌，在忐忑中度过了3年后，终于东窗事发。

　　今年6月底，福建省纪委宣布，对龙岩市人大原副主任卢泉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卢泉昌成为今年公开报道中，落马的第16名副厅级以上退休官员。

　　查处退休贪官不是近一两年才有的现象，但在十八大后力度明显加大。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认为，一件件退休官员被查的案例表明，过了退休这道线并不意味着“平安着陆”。

　　随着反腐进入深水区，退休早就不是有些人所想的“保险箱”，享有所谓“法外豁免的特权”。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曾表示，要规范领导干部离职或退休后从业行为，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至2012年底，各地公开的查处副厅级以上退休官员不少于15人。去年被查的副厅级以上退休官员至少就有11人，今年上半年，有17名副厅级以上的退休官员被查，力度超过以前任何一年，这里面包括了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贪官的潜伏极限

　　“(他们)退休后才被查，说明我们当下的反腐无死角。但不可忽视的是，查处退休贪官我们将付出最大的代价，因为这类贪官的潜伏期最长，造成的腐败危害也可能最大。”西部某市纪委副书记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其实我们的目标是抓早抓小，快查快结，真的到退休后再来查，对纪检监察机关来说难言成绩。”

　　廉政瞭望曾采访多名反腐专家，总结出贪官两大“潜伏定律”：一是“潜”得越久越难查。“不过，退休贪官和潜伏期的在任官员比，其实更好查。因为他们利用手中职权掩盖腐败的机会已经很少了。同时举报者也更加‘大胆’了，顾忌更少。再者，这一群体可以仰仗的‘保护伞’年事已高，也基本上丧失了“话语权”，减少了办案阻力。”

　　上述纪委副书记还表示：“当然，一定级别的官员在官场上关系网本就庞大，十八大之后查处的退休‘老虎’，不少就是在查新案时带出的‘旧案’。”

　　去年4月，刚刚从山西省交通厅副厅长升任山西省政府副秘书长的王志民被“两规”的消息在坊间流传。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去年有一段时间，山西省交通厅数十人被纪委叫去调查核实情况，导致正常工作无法顺利开展。

　　不久，已经从山西省人大城环委主任位置上退休多年的原山西省交通厅长王晓林被带走接受调查。目前王晓林已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另一个规律是贪官官职越高“潜伏期”越长，“小官”的“潜伏期”则相应较短。官位越高，腐败手法越 “高明”，背景越“强大”，查处难度也越大。通过公开资料可以发现，落马退休官员中厅级及以上者占据了绝大部分，副省级以上的目前已有徐才厚、倪发科、郭永祥、陈柏槐、阳宝华等5人。

　　边腐边升，带病退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就高官腐败进行分析，指出约有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获提拔，也就是俗称的“边腐边升”。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在落马前，就一直遭到六安市退休官员的举报，但并未影响其仕途。后来在接受组织调查时，倪发科却抱怨：“如果组织上早提醒或早处理我两年，我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不至于这么大，自己犯的错误也不至于这么严重。”

　　“组织上不掌握的问题很难发现，掌握的问题又未被重视。”浙江省纪委一名干部对此表示，“当腐败案件暴露出的贪官早在许多年前就劣迹斑斑但‘边腐边升’时，有人除了埋怨组织部门用人失察外，还责怪纪检监察机关查案不力。这里面，除了我们自己的原因外，也有部分群众不愿意说真话，使组织上不能及时了解真相，再一个原因就是被提拔者本人的‘演技’太好，给人一种很能干、很敬业、很清廉的错觉。”

　　去年8月，已经退休的福建泉州市人大原副主任骆国清被立案调查。早在他担任南安市委书记时，网上就有大量关于他在土地开发中以权谋私的举报。但他离开南安后，还担任了泉州市人大党组书记、副主任1年多，并于2012年到龄正常退休。

　　从福建省纪委发布的消息看，今年62岁的骆国清的确是在担任泉州市委常委、南安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款和收受礼品礼金。据相关报道，去年福建各级信访举报部门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案源线索，其中之一就是骆国清的线索。

　　“发挥余权”，蠢蠢妄动

　　今年2月，中央第九巡视组对三峡集团存在的问题进行反馈，其中一条是“有的领导人员亲友插手工程建设，一些招投标暗箱操作”。据时代周报报道，三峡集团“个别退休的老领导，也继续插手其中”。

　　“有的官员退休以后，个人发挥‘余权’，利用在职的‘手下’或各种各样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为当事人办事，从中受贿。”前述那名纪委副书记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他说，“这也是我们查处的退休官员中比较常见的类型，比如我查过的一个县法院院长在退休后，就担任了很多家企业的‘法律顾问’，每个月光‘顾问费’就能收到十万元。他‘顾’什么问呢？说白了，就是用在职时积累下来的人脉，为企业‘打通关节’，甚至非法牟利。”

　　较为典型的是，6月20日，早已退休的江西萍乡市原政协主席贺维林落马。萍乡官场自去年8月常务副市长孙家群被调查起，市委秘书长张学民等官员相继落马。当地官场人士表示，贺维林的弟弟在萍乡被称为“贺半城”，贺氏兄弟是当地腐败风气的最强风向标，“如果贺维林不倒台，再怎么反腐，人们怎么能相信一个在地方众所周知贪腐20多年的‘土皇帝’都不被查，而官场、社会风气会好转？”

　　有学者从诸多腐败案例中研究发现，在工作过程中，有许多在职官员就是因为碍于“老领导”、“老上司”的情面，于是“难免”会做出一些事与愿违的事情来。另一方面，有的退休贪官也有想“挣点外快”的心理。

　　原江苏镇江市京口区原区长沈柯章因行贿和挪用公款罪，刑满释放后创办了一家公司，在水坝上修建了两栋别墅，并违规将水库堤坝主体铲低了约1.5米，竟无相关部门过问。当地人普遍认为，沈柯章多年的官场人脉苦心经营，即便如今不在其位，其权力影响仍在。

　　原安徽宿州市计委副主任胡惠民在退休8年之后，被其他贪官举报，落入法网。检察机关查明，在他退休后，仍然担任着骑路孙煤矿筹建处主任之职，没单位免他职，也没人过问他，完全脱离了监管，并一步步将筹建处账号上的巨款挪为己用。

　　期权腐败，屡见不鲜

　　“期权腐败，早已不再新鲜，我们查处的退休官员中，这一类型最多，主要有‘人身依附’式和‘投桃报李’式两种。”沿海某副省级城市纪委的古常委说。

　　他举了个例子；“我们去年跟过的一个案子就涉及到期权腐败，但那个退休官员很‘精’，企业老板送他的几套高档住房、名牌轿车虽长期使用，但产权就是不过户，腐败证据难以查证。”

　　这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看来，“‘先办事后收钱’，这种后获得好处所延后的时间可能很长，方式也很隐蔽，经过了几次中转，让你看不出‘收钱’与‘办事’之间的因果联系。”

　　不过，官员退休后收受钱财，只要和其曾任职务有关联的，就必然构成违法犯罪。因为“两高”司法解释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受贿数额。

　　廉政瞭望今年曾报道过的原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巡视员、副厅长杨先静一案就属此类。他在退休前后半年时间里，通过打“时间差”和打借条等方式，集中收受或索取贿赂超过千万元，导致国家财产损失近20个亿。

　　“现实中更隐蔽的，不是约定退休后直接索取钱物，有的约定为子侄安排工作等条件，进行非法利益交易，这让我们查处起来更是难上加难。”古常委称。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省另一个城市曾查过一个退休的县委书记，他被判了7年，据说当地有两个商人一直给这个原县委书记的妻子按月发高额‘补偿金’，纪委拿这也没办法。”

　　问题官员的“退休交易”？

　　“在过去，问题不是特别大的官员有时以‘裸退’为‘条件’，几乎就不再会被追究党纪政纪和刑事责任了。”一名从事纪检工作20多年的纪委干部深有感触地说，“这其实是一种不正常的利益交换，对反腐机构的公信力伤害很大。当然，近年来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少了。”

　　相关学者认为，这种富有明显特权色彩的“规则”滋长了官员腐败的“虎胆”，有恃无恐。

　　4月22日，广州市地税局已退休的原副巡视员简汝坚被立案调查。简汝坚去年8月被提任为副巡视员的同时，组织也宣布了他的免职退休通知。而此前，简的职务是广州市地税局第五稽查局局长。

　　羊城晚报称，“他的问题应该是出在任职稽查局局长期间，内部传与曹鉴燎的案子有关。他被提任局副巡视员，也算是照顾他，在他退休时给个待遇。”

　　廉政瞭望去年曾采访过广东茂名腐败窝案，两任市委书记的落马让茂名官场几乎瘫痪，相关部门只能采取“办案”和“挽救”并举的做法，以实现茂名的平稳过渡。

　　该案共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但当时被立案查处的省管干部只有19人、县处级以下干部42人。据当地官员反映：“涉案金额在50万元以下的部分官员得到了‘赦免’，有的官员则是以提前退休或者立功检举来‘换取’了免于党纪政纪处分。”

　　据多家媒体报道，作为涉案官员之一的冯立梅就因认罪态度积极，向专案组做过交代，并且涉案金额“不多”，后从轻处理未予追究。年满60的他从市政协主席位上“安全”退休，该职位空缺至今。

　　不过，当地在今年对冯立梅的调查可能让他始料未及。按以往惯例，他本以为自己能安度晚年，因为此时距离退休已经过去了两年。有媒体称，该案系由中央巡视组要求复查，但当地对此否认。

　　据新华社报道，2010年5月，在原重庆市司法局长文强案二审宣判前夕，重庆市决定市公安局副厅局级侦察员陈光明提前退休。早前，陈光明接受调查，并承认和文强是情人关系。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称，很多现实的腐败问题都和退休官员有关，如果不解决退休官员的腐败问题，现实问题也很难解决。

　　十八大后，“退休=平安着陆”的惯性思维不断被打破，棒打退休“老虎”的反腐成果让不少官员认清，贪腐是一种终生风险，即使退了休也要继续追责。

　　堵住贪官“退路”

　　频现查案“小高潮”

　　7月初，安徽军工集团原董事长张友仁因贪污受贿被开除党籍，并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张友仁没料到，退休3年后，他还是落网了。

　　十八大以后，查处退休官员的力度增大，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级别上，都有了新的突破。仅以今年上半年为例，就有17名副厅级以上退休官员落马。

　　在此次查处退休官员的“小高潮”中，呈现出查处间隔短、动作快、力度狠的特点。

　　以往查处的退休贪官中，不少人从退休到被查处的间隔时间长，比如辽宁阜新市原市委书记王亚忱就是退休后9年才落马。而如今，这一时间间隔逐渐缩短。

　　记者梳理了2013年6月至2014年5月落马的其中14名退休官员的年龄，发现平均年龄只有63岁，其中，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辽宁电视台台长史联文、中石油玉门油田副总经理杨国玲都是刚过60岁就落马。

　　查处个案的速度也明显加快。今年上半年通报查处的12名女性官员中，就有两名是刚退休就被立案调查的，分别是中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原副总经理杨国玲和四川红十字会原巡视员文家碧，均为退休后5个月内被查。

　　有媒体指出，以前被立案调查的省部级退休高官很少，但十八大后，查处的力度变狠，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就有5名，在徐才厚之前，还有阳宝华、郭永祥、倪发科和陈柏槐。

　　从目前查处的案件来看，清理腐败存量是查处退休贪官的途径之一。有些曾被“放过一马”的退休官员也被重新追究责任，在劫难逃。已退休的原广东省茂名市政协主席冯立梅就属此类。

　　此外，一些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退休官员也被调查。今年被查处的福州市原副市长时小雨就是如此。

　　西部某市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告诉记者，过去通常不会主动调查某一退休官员，往往是查处在职官员时“拔出萝卜带出泥”。

　　今年2月，原国土资源部矿产开发管理司司长贾其海退休两年后被查。公开报道普遍将其与已落马的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发改委主任祝作利联系在一起。

　　退休不到一年的广州市地税局第五稽查局原局长简汝坚今年4月被查，有报道称，他是由落马的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牵出来的。

　　随着反腐力度加大，查处在职官员数量增多，退休官员因窝案被牵出的几率，也在进一步增大。

　　腐败无退路 反腐无死角

　　“2010年11月，我便办理了退休，之后收钱不能认为是受贿。”在6月17日的庭审现场，海南省渔业厅捕捞处原处长林中兴如此辩解。

　　人们普遍有一种这样的看法：只要官员在任时没出事，退休就相当于“安全着陆”，不会追究其在任时的过错，对于其退休后的事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十八大后，“退休=平安着陆”的情况不断被打破。63岁的陈柏槐卸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不到一年就被抓，倪发科被调查的时间距其卸任时间仅半年。

　　“贪腐就是一种终生风险，不会因为退休就停止对官员追责。”一名长期从事纪检工作的干部告诉记者，必须打破退休即平安的惯性思维，以棒打退休“老虎”的反腐实效对所有官员形成震慑力，让其明白，腐败无退路。

　　这样的震慑力正在发挥效用。一名西部某省纪委的办案人员告诉记者，不少退休官员现在看到“老老虎”落马也会恐慌，“个别退休干部精神压力极大，甚至要服用安眠药。”

　　但也有退休官员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被查出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还是安全的。甚至还有少部分人认为，查处退休官员，是抓不住反腐重点的表现。

　　一名退休的副省级干部在曾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反腐重点是抓现在还在任上的贪官，退休官员腐败大多是历史遗留问题，可待以后再解决，不用着急清算。”但是，不抓退休贪官，有违公平公正的社会心理，也不符合反腐无禁区的现实。

　　7月初，被判处死缓的山东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张泽忠曾勾勒出自己的退休生活：冬住海南，夏住青岛，春秋住济南，没事就抱抱外孙。如果真的实现了，是否是对后来者的引诱？

　　一名反腐专家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以前说反腐败就像“隔墙扔砖头”，砸着谁就谁倒霉。如今“扔出”的“砖头”越来越密集，能躲过的才算幸运，贪腐被查由“偶然”转向“必然”后，腐败者的侥幸心理会大大收敛。

　　对办案机关而言，形势同样发生变化。上诉案件审理室主任告诉记者：“在过去，退休官员就是一块‘挡箭牌’，就跟自杀官员、外逃官员、调任官员一样，不好穷追猛打，这似乎成为了‘潜规则’。”

　　“要破解退休官员腐败难题，就要打破这样的‘潜规则’，退休不能享有法外豁免权。”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现在正是有利时机。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袁柏顺告诉记者，“有些官员的举报材料已经有一大摞了，以前只要一把手去打个招呼，纪委就不会继续追查。”十八大以后，纪委查案变为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这让纪委掌握了办案的主动权，不再受制于同级党委。

　　有学者从诸多退休官员腐败的案例中发现，退休贪官背后，常常闪烁着一些“中间人”的身影，这些人包括曾提拔的下属、亲信、秘书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分析，这些“中间人”通常是曾受退休官员提拔的在职官员，有的是碍于“老领导”的情面帮忙，有的则结成利益同盟。

　　李成言教授建议，要追究领导干部“用人失察”的连带责任，如此一来，想在退休之前突击提拔亲信的官员就会慎之又慎，毕竟谁也不想“羊肉没吃到，反惹一身骚”。

　　“三招”治退休腐败

　　退休贪官们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长期浸淫官场不仅让他们炼就了一身“好武艺”，也让其聚集了一帮同盟者。要打赢这场攻坚战，就得找准症结，各个击破。

　　近日，中央第九巡视组在向福建省反馈巡视情况时，提到离退休干部在社团组织兼职过多的问题。干部离退休之后的去向再次引发关注。

　　其实《公务员法》中早有规定，退休干部在退休后3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为什么“三年两不准”的制度没能执行下去？“因为缺乏执行者和问责机制。”任建明说，这项制度到底是由检察部门还是纪检机关具体执行，违规之后如何问责，这些都没有明确。类似的问题，在监管退休干部的实际工作中，还有很多。

　　对此，专家提出了治退休腐败的“三招”：强监管、抓公示、修法律。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建议，应该让退休后“再就业”的官员到主管部门主动备案，便于组织随时对其进行监管。此外，监督视角还应触及退休官员所到的单位，对其违规向退休官员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进行处罚。

　　不管退休官员的去向如何，对他们的日常监督也不应留下空白点。李成言提出，要发挥各级力量，协助监督，比如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要管从国务院退休下来的官员，各地的机关事务管理局，也要对相应级别的官员负责，还要发挥街道办等基层组织的作用，一级一级延伸下去，实时了解退休官员的最新状况。

　　除了日常监督，关键节点的监督必不可少。

　　退休之后“发挥余热”或“期权腐败”这类案件具有隐蔽性，针对这一特点，毛昭晖建议，在官员退休前后三年，分别进行财产公示，一是方便进行离任审计，二是能对退休前后的财产状况进行比较，发现风险点，查找问题。

　　中央纪委领导曾多次提出，要加强干部的任满复查制度和离任审计制度。在干部任满离职时，要加强离任经济责任审计，严格查处在权力运行期间有没有违纪违规的行为，同时建立责任终身制，不能因为退休和离职就万事大吉。

　　不过，也有人担忧，官员退休后不再拥有公权力，如何判定其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行为？

　　“应该制定专门惩处退休官员违纪违法行为的法律法规。”毛昭晖教授分析，根据实际情况，法律会适时吸纳一些新概念，例如2009年，“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几项新罪名就被添加到《刑法》中，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的受贿行为作出明确界定。“如果能针对退休官员的违法特点，规定相应的罪行，检察机关在进行调查时也更加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