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有虎 黑金帝国一夜崩塌

　　“黑金帝国”、“六省部级干部被查”、“四常委”、“公安部高官空降”、“西山会”……一系列关键词组成了7月末中国官场最大一次震荡。媒体大肆报道，浓墨重彩渲染背后，是“山西有虎”案情坐实。山西省四名常委被查背后是否再会有更高级官员落马？习近平旧部、公安部高官空降又是否意味三晋官场权力重组？神秘组织“西山会”又是怎样一个机构？山西政商所构建出的“黑金帝国”，会否在一夜之间崩塌？种种猜测与可能，在“山西有虎”四字背后，浮上水面。

　　北京时间8月23日上午，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称，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和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值得注意的是，两名山西省委常委被宣布落马的时间前后只隔一分钟。一天内宣布两名省部级官员被查，山西已非首次。6月19日，山西省委原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媒体将这种情况总结十八大后，已有23名山西（或主要在山西任职）官员被调查。集中于山西省的交通、纪检、政法和国土城建四大系统，不可不谓“山西帮没落”。

　　十八大后山西官场变化不断，先有李小鹏“以父之名”入主山西，随后山西籍高官刘铁男被实名举报打响十八大反腐“第一枪”。打铁记后，吕梁“南霸天”丁雪峰落马牵出周永康，杜善学、令政策的落马更是引得政坛秘闻不断，曾经的“大内总管”也被牵扯其中。被指“习旧部”的楼阳生随后空降三晋大地，太原公安局3年内4次“换帅”，公安部高官汪凡入太原掌政法委，截至目前，原本共13人的山西省委常委，至今已有4名常委被查，超过此前牵扯周案的四川官场，位居全国首位。

　　综合观察目前中共在处理山西官场问题时的态度，表现出“要追前账”和“朝里有人也不灵”两个特点。“要追前账”体现在对于原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的处理上。虽然申维辰在2010年就已经离开山西，上调中央，但是目前普遍猜测他落马的原因就是在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和太原市委书记时出的问题。而中国官媒新华社所说的“朝里有人也不灵”则显然将矛头指向了令政策和其曾担任中办主任的弟弟令计划，已能从中管窥出中共高层的态度。

　　四种现象 山西官场“伤筋动骨”

　　将上述事件抽丝剥茧，可发现山西官场案已呈现明显特点，甚至一些特点已经成为“现象级”，或成为“周案”后中共反腐“新常态”。

　　以级别而论，陆媒报山西，“六高官四常委”成为关键词，原本共13人的山西省委常委，目前已然缺席四人。以往中共打击“窝案”，级别多停留在厅局级以下。以2009年广东茂名官场腐败案为例，这起被认为是新中国最严重的官场窝案，全案共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但是，涉及的最高官员也仅仅是茂名市委书记。周永康外围四川一案，牵扯高官只有李春城与郭永祥，无伤四川官场根基。

　　以往中央对于省部级高层的查处多是个案，即使牵扯，也多是自上而下揪出底层官员，平级的高官几乎不会受到影响。但山西一案完全不同，四名常委的落马意味着山西官场已经“伤筋动骨”。

　　以地域而论，“晋官难做”，煤炭资源丰富，煤老板众多，黑金扶持下官商勾结自然较其他省份为频。盘点这些高管，多本地升迁，发迹于三晋大地，但仔细梳理，正如四川之于周永康，吕梁一市，也是关键之地。若说山西官场风暴，那吕梁必是风暴中心。

　　除了6月落马的山西副省长杜善学曾担任吕梁副书记外，此番被查的聂春玉亦在吕梁主政八年之久。而与聂搭班的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2003年起任副市长）、原市长丁雪峰（2004年起任副市长）更是已接受组织调查。吕梁政府，前任、继任书记接连被查，一二把手“前赴后继”，整个政府班子几乎全被波及。其中丁雪峰更是因买官案，被指牵涉到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之子周滨等人。山西官场腐败案与周案有何关系，不得而知，却引人遐想。

　　另据媒体报道，六名落马的山西高官彼此之间也有着相对密切的关系。2008年，令政策、申维辰、陈川平曾共同参加了太原西山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启动仪式。申维辰担任太原市委书记时，多次到太钢集团视察，后陈川平接任其职。2010年，江苏省盐城市委书记赵鹏率代表团前往山西考察，陈川平会见了代表团。次日，令政策又会见了赵鹏一行人。据了解，令政策与陈川平同为山西平陆县的老乡。聂春玉曾两次接任杜善学担任过的职务，杜善学对聂春玉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结合前文分析，山西“窝案”性质逐渐坐实。中共反腐，“省部高官窝案”已非禁区。

　　官场多流言，薄周两案如此，山西一案亦未少。统观大概，粗略而论，山西传闻有三。一是涉及周永康案。这个传闻的来源在于前文所说丁雪峰，据《中国经营报》报道，丁雪峰被查，“有接近案件的知情人士透露，系其两年前买官案发，其中部分与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案牵连，周滨等人也牵涉其中”。李东生、周滨为周案核心人物，而丁雪峰又与杜善学、聂春玉互为倚靠。四川、石油案例在前，若说周案与山西有瓜葛，也并非毫无依据。传闻之二涉及令计划，这自然源于其兄令政策。但令计划目前仍然安稳，中央是否真的是在“敲山震虎”，尚未可知。传闻之三关乎“西山会”，这个在大陆媒体人罗昌平的《打铁记》一文中透露的组织是否真的存在？目前仍然是谜。政商大案背后的神秘组织，中央雷霆一击粉碎阴谋，这种电影剧本中出现的桥段，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当然流传甚广。

　　山西变局的三种可能性

　　对于现象的笼括梳理，目的在于发现事件背后决策层操作此事的动机与目的。以当下情况粗略判断，这种可能性或有三。

　　首先是要彻底打掉“黑金帝国”，正如周永康案中不仅调查官员，亦对商人进行大面积排查一样。在8月24日，新华网论坛栏目发表署名博客文章分析山西为何会成为打虎第一省？其中首要原因就是山西多矿山资源丰富，煤老板众多，留给官员的腐败空间更大。高官腐败前赴后继，“晋官难做”背后是山西被外界讽刺为“黑金帝国”的尴尬称谓。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黑金帝国”这一形容词中，“黑”指的是官员，“金”自然是商人。为官者施政为民，为商者经营为利，二者本不相干，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这种官商利益集团却被认为是根深蒂固的存在。而那些围绕在高官身边的“成功商人”，也往往正是这些人在为高官或高官家人输送利益，既让对方享受好处，又可以“手上无泥”，自己亦可捞好处。此情此景中国各地不算少，但是山西尤甚。当习近平和他的决策层意识到“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已经阻碍中国深化改革后，对这些“利益集团”动了杀机之后，情况最为严重的山西，或许就是最好的突破口。

　　第二种可能就是在周案后，中共将下一步的反腐重点放在治理群体“窝案”上。前文所言“山西帮没落”，此处所说的“山西帮”，并不是意味着那种有政治目的的官员结盟群体，而是仕途起于山西或山西籍官员。因为在他们的地方执政经历中或多或少的会与煤炭打交道，而煤炭又在过去二十年中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情况屡屡发生。以至于在中国政坛，历来有“晋官难当”的说法，曾经的山西省长孟学农、王君，以及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都曾在多个场合公开或半公开地表达过这种态度。这一句“难当”背后，几乎就是暗指在近期一大批山西官员被查的案件。

　　之所以认为中央正在大力整顿“窝案”，不仅源于山西一省，此前由蒋洁敏落马引起的“石油帮”讨论，李春城案牵出的“四川官商集体被查”，以及“电力系”官员频频出事等情况。只是这种现象被海外媒体形容为“帮派没落”，在官媒喉舌报道中被称为“窝案”，“官场风暴”。但无论何种形容，都反映出中共在反腐中的一些思路，即毫不留情，一查到底。

　　至于第三种可能就更像是坊间传闻，难辨真假。在山西一案中，“西山会”被频频提及。罗昌平的《打铁记》一文称，“不晚于2007年，一个名叫‘西山会’的高官圈子悄然成型，由进入或候补进入中委的晋籍官员组成。除了官员，只有个别获得身份认可的同籍商人，才能拥有埋单的资格，刘铁男身后的温商倪日涛不在其列”。正因为如此，已经落马的中共高官刘铁男之妻，费劲心思，只为刘搞到一张“西山会”的“门票”。报道甚至详细地描写到，“在京西郁郁葱葱的丛林之中，他们定了不止一间会所，以不低于三月一次的聚会频率保持联络。每迎聚会，会有豪车负责接送，手机、秘书、情人必须隔离。”“一位大内管家成为他们名副其实的‘党鞭’，谁手握着那张通往西山饭局的门票，似乎也就坐上了权力晋级的直梯。那种权力膨胀的速度，并不亚于他们故乡——煤都老板的财富迭增”。而这个饭局的一名埋单者，正是“铁老大”刘志军的合伙人山西商人丁书苗。

　　这种具有神秘气息的描写，让公众自然联想到《达芬奇密码》中“郇山隐修会”一类的组织。隐身幕后，却似乎具有操纵政局之能。尤其文中或明或暗地又点到“西山会”与上一任中办主任令计划关系甚深。且不说传闻真假，剥去传闻中那些颇具神秘感的文字，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同乡之谊尤为重要。且不说官场，在北京一地，就不知有多少“同乡会”。

　　但是让中共甚为忌惮的是，这种同乡会是否“异化”为一种有着严密组织结构和政治纲领的小团体，“同乡变同党”。唐代科举考试，考生得中进士后，对主考官称门生，同榜录取的人互称同年，这其中就已经有投靠援引之意，容易互结为小团体，最终演化为“党争”。而在目前仅有的对于“西山会”的描述中，其组织成员都是“由进入或候补进入中委的晋籍官员组成。除了官员，只有个别获得身份认可的同籍商人，才能拥有埋单的资格”，联系方式“以不低于三月一次的聚会频率保持联络。每迎聚会，会有豪车负责接送，手机、秘书、情人必须隔离”，目的则是“权力晋级”。如果此说为真，这种情况不仅中共不允许发生，在历朝历代也不见容。因此对于其核心以及周边的山西籍官员进行调查，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