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逐中南海：邓小平与叶剑英的恩恩怨怨

　　1980年2月的汪东兴“辞职”标志着邓小平对华国锋“清君侧”的完成，同时也标志着叶剑英党内首席政治元老的地位开始被邓小平逐步取代——虽然直到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为止，叶剑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仍然还在邓小平之前。但事实上自从1980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华国锋下台之后，叶剑英便自认为他追随共产党一生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政治使命已告结束。既然党已经不再需要他继续“辅佐弱主”，既然自己已经表示愿意把党内首席政治元老的位置让给了邓小平，全身而退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本文节选自高新《降服广东帮》一书。

　　回过头去再说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内幕。之所以说这次中央全会不但是邓小平“思想路线”的胜利，也是邓小平组织路线的胜利，理由就是邓小平通过在思想路线上否定“两个凡是”，使得汪东兴成为这次全会的主要批判对象，并趁机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免去汪东兴同志所有兼职的决定”，将当年毛泽东亲自交到汪东兴手中的中南海警卫和机要大权夺走。

　　“清君侧”出师告捷，接下来便是汪东兴在中办和中央警卫系统的哼哈二将被迫离开中南海，李鑫被宣布接受内部批判和审查，张耀祠被宣布“调动工作”。

　　在这次全会上，叶剑英的讲话内容主要是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的问题。叶认为，我国的法制从建国以来还没有很好地健全起来，“文革”更是践踏法制的血的教训。这使我们从反面懂得，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这种法制和制度要有稳定性、连续性，一定要具有极大的权威，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以任何领导和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人民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定要实行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至于应该如何加强法制，叶剑英认为必须充分发挥人大常委会的作用，表示如果人大常委会如果不能尽快担负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那么人大常委会就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尸位素餐，他这个人大委员长就没有当好，就愧对全党和全国人民。

　　这里之所以要特别引述叶剑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这些主要讲话内容，是要说明如今为中共政权大力标榜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成绩之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以及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内容，首先应该归功于叶剑英。而叶剑英当时在恢复和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的努力，是得到华国锋的大力支持的。至于叶剑英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决策方面——特别是在首倡广东省的对外开放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如何都被归功到邓小平头上，后面还会详细介绍。

　　除了法制和民主方面的内容，叶剑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并没有就“两个凡是”问题和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多作表态——至少是中共的公开宣传材料中没有记载叶剑英在这两个问题上到底是什么态度。

　　按照中共公开的党史文献记载，在邓小平等人就“两个凡是”问题对华国锋进行猛烈抨击之后，华国锋先是就这个问题“作了自我批评”，随之表示将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理论务虚会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可见当时的叶剑英扮演的是华、邓之间的和事佬角色。换句话说，当时的叶剑英即使对华国锋以“两个凡是”为纲的作法也不大以为然，但仍然还是要维护华国锋作为毛接班人的正统领导地位。不过，待一九八零年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把汪东兴赶下台之后，叶剑英对邓小平一步步逼迫华国锋退位的行动，也只能听之任之了。

　　总之，一九八零年二月的汪东兴“辞职”标志着邓小平对华国锋“清君侧”的完成，同时也标志着叶剑英党内首席政治元老的地位开始被邓小平逐步取代——虽然直到一九八五年九月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为止，叶剑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仍然还在邓小平之前。汪东兴被迫辞职九个月之后，邓小平便迫不及待地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逼迫华国锋宣读了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书面辞呈。

　　按照中共公开的党史文献的说法，邓小平第一次在会议场合表示自己“不担任党中央主席”，就是在这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其实，一度也曾想与邓小平比个高低的华国锋在汪东兴下台之后即已经彻底认输。但邓小平为了彰显华国锋下台的“合法”，竟还逼迫华国锋在宣读自己的辞职书前先要做一番检讨，以证明他确实是“犯了错误”。

　　从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到对外正式宣布华国锋下台的一九八一年六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之间的七个多月里，华国锋被迫对外继续以党和军的第一把手身份露面，但党的日常领导工作已经交给了胡耀邦，军委领导权更是完全被邓小平抢了过去。

　　后来的近二十年里，华国锋虽然身背一个中央委员名义却从来不出席会议，身边工作人员被中办安排定期一换。虽然中央对他的经济待遇确实没有减少，但终日在家藉酒浇愁的华国锋随时还是担心邓小平会进一步对他下狠手。以至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中央写一封思想汇报，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央表示“对自己当初的错误又有了新的认识”。

　　据有关人士说：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后听说赵紫阳已经被监禁，华国锋赶快写了一封支持中央“平暴决策”的表态声明。此是题外话。

　　华国锋下台后，叶剑英辅佐弱主的先帝使命亦告完成。十一届六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成员排名，依序成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叶剑英的名字仍然在邓小平之前。

　　一九八二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公布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序中，仍然是叶剑英居第二，邓小平居第三。但事实上自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华国锋下台之后，叶剑英便自认为他追随共产党一生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政治使命已告结束。既然党已经不再需要他继续“辅佐弱主”，既然自己已经表示愿意把党内首席政治元老的位置让给了邓小平，全身而退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

　　遭邓小平清理的最后一名叶氏亲信

　　总之，一九八零年十一月的政治局会议既标志着华国锋政治生涯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叶剑英党内首席元老的地位仅仅是形式而已。一九八一年六月华国锋被正式宣布下台后，中央军委成员及内部分工随之做出重大调整。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前的几个月里，已经宣布在叶剑英养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中央政治局会会议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后，陈锡联随之大权旁落。但中央正式发出恢复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内部通知，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七日。

　　在此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继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军委内部的工分仍然是由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重新出山，被恢复党、政、军三项要职之后，他在组织上的第一个动作便是要求设立军委秘书长，并提议安排“文革”初即被打倒，邓小平重新出山后还没有被正式平反的罗瑞卿出任这一职务。

　　正像前文所介绍的那样，在华国锋“擅自”阅兵的问题上，罗瑞卿向邓小平告状，表面上整的是华国锋，实际上也令叶剑英面子上挂不住。此二人历史上有无恩怨暂且不论，仅因为这件事情，叶剑英对罗氏的不满，可想而知。

　　说来事情凑巧，就在邓小平依重罗瑞卿整顿军队组织系统时，罗氏刚刚协助邓小平处理完阅兵事件后，便因为去西德治腿疾死在了手术台上。于是叶剑英提议让自己喜欢的耿飙出任军委秘书长。邓小平一时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反对，只好暂时委曲求全。这便决定了耿飙成为中央党政军系统中的叶氏亲信中最后一个被邓小平清理出局者。

　　当年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除了前文介绍过的直接参与抓捕毛夫人及死党的汪东兴、李鑫和张耀祠，关键时刻立下功劳的还应该有耿飙和迟浩田。

　　当时，叶剑英和华国锋考虑到被毛夫人死党张春桥、姚文元牢牢掌控的文宣阵地至关重要，必须在对毛夫人等采取抓捕行动的同时，把电台、电视台和报纸夺到自己手里。而电台和电视台在这种时候又比报纸更为重要。于时叶剑英想起自己的老部下耿飙，立刻向华国锋保荐。

　　耿飙对叶剑英的追随主要是从中共建政前夕开始的。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令耿飙被安排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交通处处长，直接接受担任北平军调处中共方面总代表叶剑英的调谴和指挥。

　　中共建政后，耿飙先是从事政府外交工作，自一九六三年开始担任党的对外联络部部长。

　　临危受命的时候，耿飙没有半句推辞和犹豫，按照叶剑英的安排，顺利接管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及其属下的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当时，耿飙早已经不在军队里担任任何职务，但叶剑英和华国锋委派他前往接管广播、电视系统时，特别安排了北京卫戍区的一部分部队交给耿飙指挥。

　　接受命令时，有一个小细节很有趣。华国锋非常关切地问耿飙是否需要带枪？耿飙看了看站在他身边的北京卫戍区的一位师长，表示既然已经有支部队让他带着，枪就不需要了，但需要华国锋的一纸手谕。一九七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叶剑英力主保荐的耿飙被安排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亦被定内在次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正式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对叶剑英的这一人选，华国锋当然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这也更使得日后的邓小平一朝权在手，便要千方百计逐耿飙出局。

　　罗瑞卿不幸在西德去世后，根据叶剑英的提议，耿飙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常委，一月十日被宣布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同年十一月四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制度，在中央军委常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会议主持人为耿飙。

　　在正式对外宣布华国锋下台的一九八一年六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夜，实际上已经主持了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便迫不及待地进行了军委内部的调整，并特别说明要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再正式对外宣布。调整后的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排序是：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排在邓小平后面的四位帅，身体一个不如一个(后来他们中间熬得年头最长者也先于邓小平之前数年辞世)，军委日常工作怎幺可能指望这四位老帅集体主持？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这位军委主席之下，军委秘书长的位置便非同小可。而邓小平当然比局外人更明白这一点，所以赶在自己正式被宣布接替军委主席职务后没有几天，便于当年七月十日正式宣布增补杨尚昆为军委常委，同时亦宣布由杨尚昆接替耿飙的军委秘书长职务。

　　叶剑英亲信耿飙一度位高权重

　　杨尚昆取代了耿飙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后，耿飙仍然还是军委常委。但杨尚昆担任军委秘书长三个多月以后，邓小平又于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宣布，由杨尚昆取代耿飙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

　　在此之前的一九八一年三月，在邓小平的建议下，耿飙已经被安排接替了徐向前的国防部长职务。当时，外部评论界曾有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共政权是要恢复“文革”前的国防架构，耿飙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和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数职，再加上一个国防部长，其工作分工和在党、政、军内的职务分布，很有点像一九五四年九月至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前的彭德怀。

　　谁知道，邓小平当时建议安排耿飙接替国防部长职务，不但不是要让耿飙成为一九五九年之前的彭德怀，而且是要让国防部彻底成为一个为了应付外事需要不能取消，但与军队实际权毫不沾边的纯摆设性的机构。

　　安排杨尚昆接替军委秘书长职务时，邓小平的理由是耿飙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国防部长，工作重点将主要放在军事外事，以及军队与政府工作协调——诸如复转军人安置等等方面。

　　无论耿飙当时心里怎幺想，表面上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再者，因为他在建国前夕参与北平军调部工作，以及中共建政之后长期从事政府外交和党际外联工作的经历，邓小平提议安排他主持国防外事工作，理由确实也十分充足。

　　更令人事先没有想到的是，成功夺走了耿飙军委秘书长职务以后，国防部长的职务邓小平也不愿意让他坐得太久。

　　一九八二年五月，耿飙的副总理职务被免除，改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当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耿飙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也没有了，代之以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当年十一月，耿飙的国防部长职务被刚刚出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职务的张爱萍接替。与此同时，张爱萍又被增补为国务院国务委员，这意味着耿飙的国务委员职务也将不保。

　　一九八三年六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耿飙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正式退居二线。

　　至此，中央军委成员内再无一个称得上是叶剑英政治亲信的人物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九八三年正式“退居二线”的耿飙被早早削去军权，并非因所谓的“年龄问题”。一九八一年被免去军委秘书长职务时，耿飙虽然也已经七十有一，但当时接替了秘书长职务的杨尚昆当时已经七十有三，比耿飙还年长两岁。而且，杨尚昆接替耿飙军委秘书长职务后，又为邓小平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长达十一年整整，直到一九九二年十四大前夜江泽民导演的“倒杨”事件发生。

　　另外，耿飙七十一岁时被剥夺军委秘书长职务，若被说成是什么“健康原因”，也没有道理。当年接替他军委秘书长职务的杨尚昆一九九八年已经去世，而到本书截稿为止，耿飙仍还健在。

　　到耿飙的军委秘书长职务被杨尚昆取代后，邓小平基本完成了他整个军队系统的人事调整。

　　但是，由于杨尚昆从无军功更无军衔，所以邓小平从重用杨尚昆那天开始，即得罪了一大批军内将帅。特别是以取代了耿飙国防部长职务的张爱萍上将为代表的原解放军三野出身的一批老将军，从来不避讳在公开场合表达对杨尚昆的反感。这也许是张爱萍的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职务只坐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原因之一。而张爱萍等人与杨尚昆之间的宿怨，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上“杨家将”落马，才告一段落。

　　因为杨尚昆的从军史只是军队政治工作，而随杨尚昆跃升的他的胞兄杨白冰更是从来没有指挥过战斗，许多军内老帅自然不会服气。

　　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邓小平又安排刘华清任军委副主席，而刘华清虽然资格甚老，但在中共建政之前的全部经历都是军队政治工作。如果再加上一个军委主席江泽民的话，当时整个军委班子的主要领导人居然没有一个是有过领兵打仗经历者。为此，许多颇不服气的老军头鉴于邓小平本人也是军队“政委”出身，所以便讽刺“邓政委主军只用文官不用武将”。

　　一九九二年十四大前夜倒杨成功后，随之重新组成的中央军委领导成员内，增加了副主席张震，以及总参谋长张万年等人，“邓政委主军只用文官不用武将”的时代才算结束。此乃后话。

　　一九八三年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耿飙的名字在众多人大副委员长中名列第三，除了陈丕显和韦国清，耿飙名列王任重、赛福鼎、叶飞、廖汉生、韩先楚(一九八六年十月去世)、黄华等众多党内副委员长之前。但五年之后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大会议上，韦国清、塞福鼎、叶飞、廖汉生等党内副委员长均被安排继续留任，耿飙的名字却再也没有出现。虽然在此之前他又“当选”了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但却从此深居简出。原因就是他在一九八四年五月曾经因为在香港驻军问题上“擅自表态”，被邓小平公开臭骂了一顿。

　　早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前即已经在深圳公开曝光的，由解放军“红一团”为基础组成的驻港步兵旅，曾经特别向香港媒体介绍了该部队曾经培养出众多的共产党第一代将帅的光荣历史，却单单没有提到曾经担任过“红一团”参谋长的中共前国防部长耿飙。原因就是耿飙是中共元老及现任领导人中唯一一个公开表示过中共在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之后不会在香港驻军的人。

　　叶剑英曾经反对香港驻军？

　　事情发生在一九八四年上半年。五月二十二日，香港一家大报注销耿飙的谈话，表示“中国军队将来不会驻香港，而香港人也无须负担军费。”

　　耿飙的这番话是头一天在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湖南小组讨论会时说的。当时，他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身份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手下的副主任委员和委员、顾问包括了宦乡、符浩、曾涛、楚图南、王国权、王炳南、区棠亮、张致祥、黄镇、张香山、宋之光、李超然、郑为之等一批中共老一代的政府外交官或党的外联部门的重要干部，甚为港、台政界及新闻界所重视。再加上耿飙曾经主持过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担任过国防部长之类的经历，他在香港驻军问题上的表态自然会被认为“非常权威”。所以这则报导一时间引起了香港人的雀跃欢呼、拍手称贺。

　　谁知没过几天，邓大人即为此专门招见在京采访人大、政协会议的港、澳记者，把耿飙臭骂一顿不说，还稍带上了并未在香港驻军问题上讲过话的黄华，要求港澳记者为此事“辟个谣”。从此，耿飙的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被终止。虽然此后他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没有被马上解除，但惧于邓小平的淫威，中共内部已经没有人再敢让耿飙“随便乱讲话”了。而人大常委会本来就是一个只有发言权，没有决策权的“最高权力机构”，不能对外随便讲话的耿飙从此以后的政治处境和心情可想而知。

　　翻翻中共历史，即使是政治行为最为霸道，动辄置人于死地的毛泽东，在批评党内干部时还要考虑个“内外有别”。直到现在，大陆一些公开宣传材料中，对许多曾经追随过林彪、“四人帮”，或曾经倡导“两个凡是”的前任党的领导人，除了华国锋和汪东兴在最近几年被指名道姓的机会多了一点，一般都不直接点出其名批判。比如对陈永贵、对陈锡联、对纪登奎等，都是这样。甚至对吴德都很少有公开文章点名。而邓小平当时特别召见境外记者痛斥共产党的在位高级领导人，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另外，大陆出版的一些吹捧邓小平的文章、书籍，都把老邓骂耿飙的事情大肆渲染，弄得耿飙的家人都抬不起头来。

　　更有甚者，大陆那些吹捧邓小平的文章，都把他公开责骂耿飙的行为当成一种“政治开明”的表现描述，大加赞赏。但事实上，正因为邓小平开了这一恶劣先例，中共所有领导人在对外发言时，个个都是噤若寒蝉，不敢多说一句话，更不敢说错半句话。而这种现象的直接危害就是令中共在对外、对台、对港澳的问题上，许多本来不应该被动的具体问题，都被搞得被动万分，原因就是无人敢说话，更无人敢作主。此乃题外话。

　　而正是这位曾因为公开表示中共不会在香港驻军而广受港人欢迎的耿飙先生，历史上曾经担任过如今驻港部队步兵旅之前身“红一团”的团参谋长，当年曾协助时任团长杨得志，共同指挥部队，担任中共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的开路先锋。

　　如今，曾为共产党立下赫赫战功的耿飙先生就是因为一句香港不驻军而在党内身败名裂，无人理会，但却恰恰是他当年指挥过的老部队被选中担负香港驻军任务，岂不是莫大的讽刺。

　　当年耿飙因为老邓一句臭骂被政治冷冻以后，中共外事系统即有传言说：其实当时中共内部对香港“回归”后是否派解放军进驻的问题，确实存在争议。

　　即使在被邓小平臭骂以后，耿飙还曾在内部多次表示，既然是港人治港，待香港回归后只宣布中央政府保留随时向香港驻军的权力就行了，只要香港能够继续保持和平和安定，就没有必要真把军队派进去。在宣布保留解放军随时进驻香港的权力时，应该特别说明，如果香港回归以后，港内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或遭受外敌威胁，便是中央政府派进军队之时。

　　耿飙的这一动议当时也还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当时邓小平、陈云等元老都没有对此问题有过正式说法。可以想象，如果当时中共高层已经决定要在九七年向香港派兵，耿飙再大胆也不敢公开在人大会上公开作出未来香港不驻军的表示。

　　另外，耿飙因为香港驻军问题遭到邓大家长公开指责之后，广东方面更有人认为耿飙当时之所以敢向香港记者表示九七后无须在香港驻军，就是因为中共高层在内部议论此事时，叶剑英有过类似的表示。也就是说，耿飙不过是在全国人大会议的场合向香港记者传达了叶剑英的意思罢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除了叶剑英，当时还有主管外事工作的领导人比如吴学谦等，均认为保留随时派驻军队的权力，但在正常情况下并不真正派军队进入，是最明智的统治香港的手段。

　　对此，邓小平或许是自己还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所以并未反对这种意见。

　　香港驻军体现邓小平一言九鼎

　　相信这一说法的人士甚至认为，假如耿飙没有急于把“中国军队将来不会驻香港，而香港人也无须负担军费”的说法公开端出，邓小平在此之后很可能会非常慎重地再考虑一下是否需要在香港驻军的问题。假如这一分析成立，那幺当时的邓小平之所以有意安排在接见港澳记者的场合对耿飙在这香港驻军问题上的表态“辟个谣”，关键出发点是气愤“我这个中央军委主席还没有考虑成熟，你耿飙有什么资格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轻易对外作出如此肯定性的表态？”

　　可见，当时的邓小平很可能是猜想到了耿飙被他夺走军委秘书长职权后一直耿耿于怀，所以他特别对港澳记者表示：中央对香港问题的发言，除了我本人及负责具体问题的姬鹏飞等人之外，所有其它人的发言都无效，都不算正式的。

　　这话的意思是，就连当时被推到党总书记位置上的胡耀邦，以及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排名他邓小平之前的叶剑英都成了所谓“其他人”，在香港问题上的发言“都无效，都不算正式的”。如果说胡耀邦被推到党主席(十二大后改称总书记)位置上的那一天就扮演的是“儿皇帝”的角色，那幺这个时候的邓小平已经完全不把政治局常委排名在他之前的叶剑英放在眼里了。

　　当时邓小平还怒气冲冲地补充说：“我要辟个谣，黄华、耿飙讲的香港驻军问题不是中央的意见。你们去登个消息，没有那幺回事。”

　　我们不妨假设当时的邓小平内心已经倾向于如果香港回归后不出乱子的话，中央政府可以暂不派军队进入的意见。如果这种假设成立，这种给香港人吃颗政治定心丸的偌大“人情”也必须由他邓小平去奉送。而此话由耿飙的嘴里说出来，他邓小平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一言九鼎的无上权威，也要以“辟谣”的形式加以否定。

　　记者离场后，邓小平又对身边人士补充说：“应该估计到九七年后会有人捣乱，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乱不可能不出现，不出现才怪。有了军队就不能胡作非为了。等到乱了再派军队，就不同了。”邓小平的这番话是否有道理，特别是“不出现(乱子)才怪”的说法是否有些过于武断暂且不论，但他的这番话证明党内确实有人提出过没有“乱子”的情况下可以不派军队的意见。

　　此事件发生后，邓小平才知道此前几天接受过香港记者采访的黄华并没有就香港驻军问题表态，于是他藉接见香港“船王”包玉刚时，故作轻松地说了句“黄华同志没有说过香港驻军问题，我不该错怪他”。言下之意，谈过香港驻军问题的只有耿飙，所以就应该当众骂他。

　　如果说前文介绍过的汪东兴、李鑫、张耀祠三人被邓小平一个个逐出中南海，都是因为他们“顽固坚持凡是派立场”，逆历史潮流而动故罪有应得的话，那幺思想比较开放的耿飙恰恰不属“凡是派”之列。

　　毛夫人及其同伙后下狱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因为耿飙已经奉命占领了广播、电视系统，华国锋在叶剑英的建议下，曾经安排耿飙主持过一段时间的中央宣传部的实际工作，但没有正式任职。在这段时间里，宣传系统发生的最大事情莫过于“两个凡是”口号的推出。不过这个口号还没有正式发表的时候，耿飙就曾经表示过反对，汪东兴拍板发表时，耿飙更是完全不知情。仅有这一个事例，便足可说明他耿飙在思想路线上根本不属于“华国锋及汪东兴一伙”。

　　所以，虽说“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共产党，但追随叶剑英和华国锋在这场事件中立了头功的人真的是个个没有好下场。如果说还有例外的话，那就是当时被华国锋和叶剑英派去接掌《人民日报》的迟浩田。

　　正如前文所说，无论是发动一场宫廷政变还是粉碎一场宫廷政变，及时掌握媒体都是至关重要的。而首先控制电台和电视台又比控制报纸重要。由此说来，如果对“粉碎四人帮”的功臣们论功行赏，耿飙无疑是排名迟浩田之前。

　　当然，迟浩田成为“粉碎四人帮”功臣中唯一一个在邓小平时代受到政治重用者，并不是因为他本人是在“粉碎四人帮”事件上比汪东兴、李鑫、张耀祠和耿飙起到的作用轻微，而是因为迟氏在邓小平第一次复出之后不久被提拔为副总参谋长，便是邓小平点的将。

　　而邓小平之所以对迟浩田那样看好，又是邓办主任王瑞林引荐的结果。迟浩田与王瑞林有同乡之谊，少年时代即在家乡的“儿童团”里共享一把红缨枪为当地的八路军抗日政权站岗放哨，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谓“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夜倒杨成功后，一度并没有按照邓小平的旨意安排迟浩田出任军委副主席。直到一九九五年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迟浩田才如愿当上了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新提拔的张万年必须排名在他之前。与此同时，邓办主任王瑞林也以总政治部副主任身份成为中央军委委员。所以当时曾有内部人士讽刺说，江泽民刚刚从军委内赶走了同胞兄弟，如今又被迫安排进去了一对拜把兄弟。同胞兄弟指的是杨尚昆和杨白冰，拜把兄弟则指的是迟浩田和王瑞林。

　　总之，当年在追随叶剑英和华国锋参与“粉碎四人帮”事件的人，唯有迟浩田原本就是邓小平的心腹爱将，所以到了邓小平时代以后，也只有他的政治下场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