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不关心埃博拉？

　　1976年夏天，人们在扎伊尔东部埃博拉河附近发现了一种可怕的恶性传染病——埃博拉。

　　2014年3月，埃博拉的幽灵又开始在非洲大陆徘徊。据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报告，截止10月5日，埃博拉疫情已在塞拉利昂、几内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西班牙、美国7个国家造成7399人确诊感染，其中4033人死亡，最严重的利比里亚，死亡人数高达2316人。

　　更为可怖的是，9月底10月初，欧洲和美国分别有患者被确诊为感染埃博拉病毒。一时间，国际舆论一片大哗。欧美媒体、公众一下子从对埃博拉的掉以轻心，切换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模式。

　　然而中国民众依然淡定：尽管早在本轮疫情开始之初，中国就向疫区捐钱、捐物，一些公派或参加民间组织的医护工作者也投身到抗击埃博拉的第一线，但国内舆情、网络，对此却有些不冷不热。

　　这究竟是为什么？

　　错误观念：疫情远在天边

　　1996年，香港导演王晶拍摄的电影《埃博拉病毒》，推出时间适逢埃博拉疫情在多媒体时代第一次大规模爆发。这部“应景之作”通过正版、盗版风靡内地，令许多人生动形象（当然远未准确）地了解到这种“世界杀伤力最强瘟疫”的可怕。但毕竟疫情“远在天边”，中国人并无切肤之痛，如今已很少有人记得那些曾经令人恐怖的电影内容镜头——更不用说记得那些真实的恐怖了。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非洲和中国间的经贸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产品、工程队和技术人员遍布非洲大地，而在中国广东、浙江等地也工作、生活着数以万计非洲人。尽管如此，中国人与非洲人间的关系，却远非看上去那么亲密。

　　2014年10月7日，塞拉利昂的志愿者们正在掩埋一名感染埃博拉病毒去世的患者的遗体。

　　一些非洲当地人曾抱怨，中国人在非洲虽然努力工作，但“不带家属，不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不打算在当地定居，也不怎么和当地人通婚”，很多时候过着“关起门来，自成一统”的生活，对非洲人及其生活既不了解、也不打算了解。

　　而在中国，也的确有许多人一方面从中非经贸关系中直接、间接得利，另一方面有意无意地对非洲和非洲人隔膜、歧视，将非洲看作“野蛮之地”，将非洲人看作“未开化的人”，而本轮疫情之前一直在非洲境内传播的埃博拉疫情，自然也成了“野蛮人的瘟疫”。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种看似残忍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世界卫生组织和许多一线志愿者都表示，糟糕的卫生状况、卫生习惯和医疗条件，是埃博拉疫情在非洲一而再、再而三肆虐的帮凶，而在工业化国家，甚至许多发展中国家，上述情况要好得多，埃博拉疫情的传播也就自然受到抑制。

　　不仅如此，埃博拉潜伏期短（2-21天，但通常仅5-10天），致死率又特别高，许多证据都表明，这种高致死率和快速发病特质，加上病毒孵化期过短的特点，反倒抑制了其传播，因为大多数感染者还未来及再感染他人，就已死于非命。这种特质让此前的疫情总是很容易被“封闭”在非洲本土。这也让普通民众觉得，埃博拉于己无关。

　　社会环境：缺乏“正能量”传播

　　对于此次埃博拉疫情，中国官方和民间组织的关注和投入，其实是比较早的。

　　今年3月、5月、8月，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政府三度向疫区捐赠，当9月底、10月初传出疫情发展的新消息后，中国有关方面再度表示将追加援助。

　　与此同时，从中国各地、各大医疗机构紧急动员的一批传染病专家、医护工作者也已经或即将投入疫区一线，加入到当地医疗部门和国际社会应对埃博拉疫情的行列中。

　　除了这些官方、半官方援助，一些中国专业人士和志愿者，则加入了“医生无国界”等民间组织，投入到非洲疫区一线。

　　在应对埃博拉方面，中国能否自信地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为了应对疫情，中国人不仅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还有不少一线医护人员、专业人士和志愿者远离家人，冒着风险奉献，且已有人为此感染上了埃博拉疫情。

　　但鉴于前述种种原因，国内媒体、网络和公众、社会，对这些人、这些事，同样或多或少抱有“与己无关”的心态，少有关注，难成热点，即便偶尔提几句、看几眼，也未必放在心上。

　　不仅如此，中国对非传统的医疗卫生援助模式——“中国医疗队模式”也需与时俱进，才能适应非洲当地的新形势、新需要。“中国医疗队模式”最大的特点，是集中布局、统一管理，自成体系，这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可取的，但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却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尤其是“宜缓不宜急”，即适应当地一般条件下的医疗保健需要，却不适应应对如埃博拉突发之类的大规模疫情，难以和应对这类大规模疫情所必须适应的，与当地卫生机构及国际间援助组织大分工、大合作的体系、模式接轨。这在很大程度上既制约了援助的效果，也影响了“正能量传播”。

　　此外，某些商业医药机构、个人照例将埃博拉疫情当作“捆绑销售”的平台，借机宣扬、渲染自己所谓“包治埃博拉的独门秘方”，这种极不严肃的做法不仅令中国、非洲许多人反感，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公众对疫情和真正危险的关注度。

　　严峻现实：危险近在眼前

　　随着9月底、10月初欧美猝然发生埃博拉病例，相关国家已启动了相关应对措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开始监控来自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乘客体温。波士顿地方媒体日前报道称，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一次性发现了5例埃博拉病毒疑似感染者，均来自阿联酋航空公司起飞自迪拜的同一架次航班，这加剧了美国航空股板块大跌。之后更新报道证明这些人只是流感症状，并且没有在近期到过西非疫区。

　　欧洲方面，英国各个主要机场也开始体温监控。英国首相卡梅伦称，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阻止病毒传染到英国。

　　2014年8月11日，德国柏林一家医院的医疗人员正在进行消毒程序演练。该医院准备收治埃博拉患者以及疑似患者。

　　然而欧美出现埃博拉病例的现实表明，即便是发达国家，在应对恶性传染病疫情大规模蔓延方面，也仍然存在许多漏洞和薄弱环节，如隔离区设施简陋，隔离措施马虎，医护人员个人防护设备不到位，护理经验匮乏，操作不当等，人们原本以为可以倚仗、万无一失的完善医疗卫生体系、发达社会文明程度，事实上也未必总那么保险。

　　与这些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无论在医疗卫生体系或公共卫生习惯等方面，都尚有很大差距，就更没有理由对埃博拉疫情麻木不仁，盲目乐观。

　　一如许多专家所分析的，包括中国在内、非洲以外世界此前的乐观，很大程度上基于“防护到位就可高枕无忧”心理暗示，但马德里、达拉斯刚刚发生的“自传染病例”表明，这一认识是错误的、片面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埃博拉的确比艾滋病更危险，因为后者只要生活检点、注意防护即可避免被传染，而前者则只要有接触就可能感染，且可以通过航班在一夜间传播到千里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数百万中国人生活在非洲，约1万人生活在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里亚。有专家就认为，不能排除病毒波及亚洲的可能。特别是中国与许多国际城市有许多联系，人员往来很多。一旦出现类似马德里、达拉斯的情况，在应对埃博拉方面，中国能否自信地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提高意识：应对“世纪瘟疫”

　　如前所述，埃博拉疫情对中国、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既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如果继续抱着事不关己、麻木不仁的态度，把埃博拉疫情看作无关于己的他人痛痒，对疫情或掉以轻心，或盲目恐慌，于己于人，都是十分危险的。抱着客观、科学的态度积极应对，进一步完善健全医疗制度，改善社会卫生习惯，加强相关知识的普及传播力度，避免以讹传讹的“末日大片式恐慌”，才是国人面对埃博拉应有的态度。

　　“地球村”时代人们的足迹遍布全球，感染和交叉感染上“天涯海角”的疫病，已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如前所述，此前埃博拉的传播范围之所以较小，和其高致死率及病毒寿命周期短有关，但病毒是变异极快的微生物，一旦出现传播能力更强的变异品种，而人们尚未做好准备，后果将不堪设想。

　　别以为瘟疫只是“不文明世界”的专利，别以为他人的不幸总是离自己很远。

　　如今，埃博拉已被安上诸多“标签”， 21世纪的“世纪瘟疫”，下一个艾滋病，21世纪的“黑死病”。随着西非埃博拉死亡人数突破4000，美欧埃博拉防线相继失守，埃博拉疫情又现升级势头。面对潜在的埃博拉传入风险，中国应该做好心理和物质上的准备，同时也要做好科普和卫生预防宣传工作，避免出现恐慌情绪。

　　更为重要的是，别以为瘟疫只是“不文明世界”的专利，别以为他人的不幸总是离自己很远。今天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依然贫困、落后，无力单独对抗病魔，国际组织、志愿者的力量也相当有限，需要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帮助和投入，这不仅是为了救当地人，也同样是为了自救——曾几何时，“文明世界”也将同样源于非洲的艾滋病当作他人之痛痒，最终自己却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这一幕，绝不应在埃博拉或其他“文明瘟疫”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