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进程是否有救 取决于细节

　　只有当学生及其他一直坚持要北京完全投降的人士愿意与政府和立法会议员进行理性、细节的讨论，才有可能取得进展。

　　一如所料，政府和学生在周二的首次对话并未能带来任何重大突破。虽然学生批评政府缺乏实质让步，但是在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的总结发言中，政府给予学生的具体承诺其实比会面前预期的多。

　　政府提出的第一项让步，乃就8月31日人大常委会作出政改决定后的民情发展，向国务院港澳办提交报告。这个建议被批评为没有实质效用，因为此举并不保证可推翻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不过，政府提出这一点，已经是对学生要求政府向中央提交「补充报告」的回应。

　　一些近期的民调显示，大部分人反对「占中」，或者怀疑行动能否使北京改变立场。这次学生的反应正突显了他们不切实际和不愿妥协的态度。如果要打破僵局，学生就需要给对话者留下回旋空间，否则不可能就目前僵局找到妥协解决方案。

　　政府提出建立「多方平台」以进行持续对话，这个建议亦遭到学生断然拒绝。学联领袖周永康指未见有需要进一步对话，而17岁的学民思潮代表黄之锋则要求与负责香港事务的中国高层官员直接会面。

　　学生在9月26日开始于公民广场外集会时, 反覆叫喊口号要求与特首梁振英对话，这个要求类似于1989年天安门广场学生所提出的。学生和占领行动的其他主要发起人应该捉紧这次持续对话的机会。

　　只要对话能够付诸实现，参与的各方大有机会就任何触及2017年前后香港民主发展的议题畅所欲言。

　　政府还提出了十分实在的两点。政府清楚表明，在人大常委会决定的框架内，提名和投票程序会有讨论空间；并表示2017普选不是终局方案，2017年后还有进一步发展民主的空间。

　　虽然官员一贯的官僚语言令上述两点隐而不显，但是这两点的意义不容轻视。人大常委会决定其实为泛民参选人提供了参与选举的空间。

　　人大决定宣布的同时，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作出了「决定(草案)的说明」，可惜很少人注意。说明确认提名委员会须由四个界别同等比例组成，并指出「各界别的划分，以及每个界别中何种组织可以产生委员的名额，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定选举法加以规定」。

　　上述语句出自的文件中一个相当冗长的句子，但不见得比普通法条文的法律语言复杂。这句的意思是：对于哪些组织可以在提委会投票，以及这些组织可以有多少票，本法立法机关都有改动的空间。

　　例如，渔农界(目前特首选委会38个界别分组之一)有60票之多，被普遍认为是与其经济贡献不相称。早前政府曾暗示这个组别的票数有调整的空间，而且可以考虑纳入其他组织，加强目前代表不足的群体的比重。

　　学联与政府及立法会对话时，没理由不能争取一些提委会席位。

　　另一重要的事实是：人大决定订明，提委会须提名两至三名特首候选人，而每名候选人必须取得提委会半数以上委员的支持。从这个要求看来，每名提委大有机会可投两至三票。

　　在不记名投票的情况下，不可能排除有些提委或会把其中两票投给北京接受的建制派候选人，同时把余下的一票投给泛民阵营的温和候选人，以确保选举有竞争。

　　提委会很可能包括守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爱国人士，但北京不会将其意愿强加于提委会，提委会也不会像伊朗宪监会般被少数神学、法学家所控制。

　　香港民主进程是否有救，取决于细节。只有当学生及其他一直坚持要北京完全投降的人士愿意与政府和立法会议员进行理性、细节的讨论，才有可能取得进展。

　　作者叶刘淑仪是香港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新民党及汇贤智库主席，曾任保安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