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香港占中行动“满月”之际，“占中”行动发起人戴耀廷、陈健民28日宣布返回大学复课。陈健民还辩称成年人有工作在身，“不拖学生后腿”，学生要承担“占中”的更多事务性工作。而对于发起人的退场，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却认为，陈健民、戴耀廷二人的“退场”对占领行动不会有实质影响。对于学生顽固坚守的表态，有分析指，在香港各界均已经要求学生尽快退场，以便顺利解决事件之际，学生却表现出冥顽不灵，拒绝退场。在社会民意已经逆转之际，学生继续坚持的行为已经不再是为大众谋求民主诉求的先锋体现，更多的只是学生在赌气发泄的自私之举。而法院连发禁制令却无人遵从的局面，已经表明学生当前无谓的坚守已经严重冲击了香港的法治。学生为了谋求一己之私追求所谓的“民主诉求”，置法院决定于不顾，完全无视了法治尊严，而学生这些举动已经重创了香港的精神核心，造成了社会的撕裂，为香港未来发展蒙上阴影。
占领行动已历逾月，“占中三子”原定运动结束后自首，但占中内部有意见认为应提早进行，尽早向大众表达占领行动不损法治，但事实上，调查发现四成半受访的占领者表示不会自首。就连社会呼吁尽快光荣退场，亦有年轻一代坚持抗命不认命。显然，年轻的学生依然沉醉于英雄主义情节当中，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坚守不退。但学生并未意识到，自己当前的举动早已不再是所谓“英雄”，更多只是幼稚小孩的赌气之举。学联要求政府向港澳办提交的民情报告必须包括撤回人大“8·31”决定，对话平台必须朝向订立公平选举办法（包括公民提名等）及立法会选举废除功能组别的时间表及路线图等。这两项前设与学联较早前的强硬立场并无二致，学联大概认定政府不能作出承诺，因此希望林郑月娥安排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主管港澳事务的官员直接与学生对话。
学生满腔热忱提出与中央官员会晤讨论政改无可厚非。但主管港澳事务的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学生却指名要见李克强总理，就体制以至官场伦理，出现学生想像中的会面可能性极微。政治讲求可能，学联却罔顾现实，追求自我心目中的不可能，以这种盲动勇武寻求与中央打交道，更显学生的幼稚和自以为是。
赌气式的坚守除了表现出自己的幼稚外，学生的“不思进退”所带来另一个恶果就是严重冲击香港的法治，破坏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在高等法院颁发禁制令后，却并未改变局势，而法院法令无法执行的情形更冲击了港人引以为傲的法治精神。这些都源自学生的坚守不退。而随着法院再度延长禁制令生效时间，为了维护法律尊严，香港律师会表示，对部分公众人士公然违反高等法院颁发之禁制令，表示极度关注及忧虑。律师会指出，法治及司法独立，乃构建香港社会的重要基石，任何违反法庭颁令之行为，将会严重影响香港的司法制度，以及破坏香港的核心价值。
回想运动之初，其发起人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这是一场充满“爱与和平”的公民抗命行动。但现今的发展却并非如此，学生的坚守似乎是为了获得更多关注，特别是英美国家的关注。而黄之锋登上《时代》封面，更让学生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民主世界”的高度认同，其行为是值得鼓励的。不过对比“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当法院发出禁制令要求清场之际，示威者自动退场充分体现出对法治的尊重和对法律的敬畏，反观当前香港学生的行为，却并未体现出这种对法治的尊重。现实却是，学生这种无谓的坚守，已经对香港社会引以为傲的法治精神给予了重创。学生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而不惜践踏法治的举动已经引发各界不满，前特首董建华在会见媒体时就曾质问学生“你们坚持公民提名继续留守原地，有否想过法治都是民主的基础？”
连日来，各方人士都劝喻学生知所进退，保留实力，撤出干道，让交通恢复正常，使市民生活、生计不再受影响，可是学生对此充耳不闻，运动的延续性已经成为悬念，正当性开始受到质疑。此时此刻，学生应该以开放态度，聆听不同意见，回归务实再定行止；若一意孤行，这场运动有可能被带进死胡同。其实学生领导这场运动，种种迹象显示他们强烈地以自我为主，听不进其他意见。曾经协助学生与政府对话的中间人，慨叹在广场提起撤退，就宛如魔咒般备受批评；中大校长沈祖尧撰文表心声，“无论怎样的劝导，都不能打动你们抗命的决心，我们只能活在一片忧心与无奈之中”，爱护学生之情溢于言表，即使如此仍然换来学生批评为虚妄。这类中间人的无力感，正是许多市民对事态感受的写照。
随着各界对学生坚持不退的不满日益明显，这场由学生引爆的社会运动最终将导致香港社会的撕裂。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媒体已经多次向学生呼吁尽快退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僵持下去，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现在占领运动已经“满月”，参与者和围观者都已经身心俱疲，香港发展的根基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面对这种种不利的情形，依然坚守的学生真的应当听听社会上的呼声，回应大众的要求，回归真正的民意当中，破除当前的僵局，利用现有的退场机制抽身，让事情能够顺利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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