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撂下重话：彻底肃清徐才厚案影响

　　军队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是，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当前最紧要的是把4个带根本性的东西立起来：把理想信念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党性原则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战斗力标准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5个方面：着力抓好铸牢军魂工作，着力抓好高中级干部管理，着力抓好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着力抓好战斗精神培育，着力抓好政治工作创新发展。

　　解放军报福建上杭古田11月1日电（记者王士彬、欧世金、代烽）报道：全军政治工作会议10月30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1日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军队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是，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全军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贯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紧紧围绕我军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

　　山峦含黛、层林尽染，血脉传承、暖意萦怀。白墙青瓦的古田会议会址庄重古朴，“古田会议永放光芒”8个大字熠熠生辉。

　　这里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先后7次来到这里，大力倡导和弘扬古田会议精神。

　　上午9时许，习近平来到会址前，亲切接见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随后带领全体中央军委委员一起参观会址。习近平再次仔细观看了会址各个场所，在一幅幅照片和展板前驻足察看，并不时就有关问题向讲解员提问。他来到当年毛泽东作政治报告的厅堂，凝望着廊柱上富有鲜明战斗性的标语，注视着当年会议代表取暖留下的斑斑炭火印迹，同大家一起回忆先辈们探寻革命道路时筚路蓝缕、艰辛奋斗的情景，并向大家介绍他每次来古田参观的情形和感受。

　　会址北侧的毛主席纪念园依山而建，庄重肃穆。习近平神色庄严，沿着151级台阶拾阶而上，向毛泽东雕像敬献花篮，亲手整理花篮上的缎带，带领大家向毛泽东雕像三鞠躬，并瞻仰了毛泽东雕像，深切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古田会议纪念馆里，习近平认真听取讲解，不时在一件件文物、一组组数字前凝神观看，同大家深入交流，一起重温党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峥嵘岁月，强化坚持军队政治工作根本原则和制度的意识和责任。他表示，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他要求大家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接受思想洗礼，以利于更好前进。

　　闽西革命老区是“红军之乡”“将军摇篮”，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习近平对老区人民一直牵挂在心，先后19次来到闽西，每次都要专程看望老红军和军烈属等人员。这次来古田，习近平又专门把10位老红军、军烈属和“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乡干部”代表请到古田党员干部教育基地，同他们亲切座谈。

　　习近平拉着老同志们的手，嘘寒问暖，看到他们身子骨硬朗、精神头很好，感到十分欣慰。老同志们见到习近平，分外激动，有说不完的话，纷纷表达对党中央的信赖和对国家发展成就的喜悦。习近平动情地说，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老区，永远不要忘记老区人民，要一如既往支持老区建设，关心老红军、“五老”同志和军烈属的生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请他们言传身教，确保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薪火相传。

　　午餐时间到了，习近平走进餐厅，同11位部队基层干部和英模代表围坐在一起，红米饭，南瓜汤，大家津津有味吃起了“红军饭”。习近平同大家边吃边谈，回顾老红军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习近平语重心长叮嘱大家，青年一代是党和军队的未来和希望，革命事业靠你们接续奋斗，优良传统靠你们继承发扬。军队政治工作要大家一起来做，基层做好工作是重要环节。要带头学传统、爱传统、讲传统，带动部队官兵传承好红色基因、保持老红军本色。

　　下午，习近平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了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了不竭力量，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

　　习近平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军政治工作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主要包括：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群众路线的根本作风，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官兵，坚持围绕党和军队中心任务发挥服务保证作用，坚持公道正派选拔使用干部，坚持官兵一致、发扬民主，坚持实行自觉的严格的纪律，坚持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革命精神，坚持党员干部带头、以身作则，等等。这些优良传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和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把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习近平充分肯定这些年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我军政治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紧紧围绕强军目标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凝神铸魂，服务中心，正风肃纪，惩治腐败，强军兴军正能量不断汇聚，部队向心力、凝聚力不断增强。

　　习近平强调，必须正视军队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要高度重视和严肃看待徐才厚案件，深刻反思教训，彻底肃清影响。习近平结合近年来军队案件查处、巡视工作、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深刻剖析了部队中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思想政治和作风上存在的10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指出，出现这些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还是理想信念、党性原则、革命精神、组织纪律、思想作风等方面出了问题，要从政治工作的角度进行反思，认真总结教育者本身受教育不够，对领导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监督体系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制度建设存在漏洞的教训，认真研究怎么认识、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回应全军上下的关切，把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把军队各项建设和工作更好推向前进。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面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这场考试，我军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能积极作为不能被动应对。当前最紧要的是把4个带根本性的东西立起来：要把理想信念在全军牢固立起来，适应强军目标要求，把坚定官兵理想信念作为固本培元、凝魂聚气的战略工程，把握新形势下铸魂育人的特点和规律，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要把党性原则在全军牢固立起来，坚持党性原则是政治工作的根本要求，必须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工作各个环节。要把战斗力标准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战斗力标准作为军队建设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健全完善党委工作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探索政治工作服务保证战斗力建设的作用机理，形成有利于提高战斗力的舆论导向、工作导向、用人导向、政策导向，把政治工作贯穿到战斗力建设各个环节。要把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从模范带头抓起，从领导带头抓起，引导各级干部特别是政治干部把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统一起来，坚持求真务实，坚持公道正派。

　　习近平指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5个方面：第一，着力抓好铸牢军魂工作。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铸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必须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各级党委要把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作为第一位责任，把党领导军队一系列制度贯彻到部队建设各领域和完成任务全过程，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落地生根。第二，着力抓好高中级干部管理。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很重要的要体现在高中级干部身上。军队好干部的标准，就是要做到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敢于担当、实绩突出、清正廉洁。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坚持五湖四海，坚决整治用人风气，纯洁干部队伍，真正把好干部选出来、任用好。强化党组织管班子、管干部的功能，以严的要求、严的措施、严的纪律管理约束干部。第三，着力抓好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抓常、抓细、抓长，坚持以改革的思路和办法推进反腐败工作，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决心把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第四，着力抓好战斗精神培育。加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我军根本职能教育，加强军事文化建设，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摔打部队，注重发挥政策制度的调节作用，增强军事职业吸引力和军人使命感、荣誉感，培养官兵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第五，着力抓好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积极推进政治工作思维理念、运行模式、指导方式、方法手段创新，提高政治工作信息化、法治化、科学化水平，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军民融合的政治工作格局，增强政治工作主动性和实效性。

　　习近平强调，要抓好全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建设，强化政治意识、阵地意识、大局意识，努力学军事、学指挥、学科技，努力建设对党绝对忠诚、聚焦打仗有力、作风形象良好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各级党委特别是正副书记要履行抓政治工作的职责，主动谋划政治工作，主动研究解决政治工作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加强对政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动员广大官兵积极参与，齐心协力开创我军政治工作新局面。

　　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在会议中心一层大厅观看了“红色印记——红军标语展示”。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习近平亲自提议在古田召开的。会议主要任务是，贯彻整风精神，研究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大问题。

　　范长龙、许其亮、王沪宁、栗战书和常万全、房峰辉、张阳、赵克石、张又侠、吴胜利、马晓天、魏凤和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四总部有关领导，大单位主要领导和政治部主任，军委办公厅领导，副大军区级和军级单位政治委员，总部和大单位机关有关同志，基层和英模代表，以及公安部有关领导共42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

　　历史上的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的召开有它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深刻的时代背景，它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红四军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1928年4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武装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武装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会师后整编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红四军就是名扬天下的朱毛红军。

　　“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1929年3月和5月，红四军先后二次由赣南进入闽西，开辟了闽西革命斗争的崭新局面。正如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描绘的朱德的感慨：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

　　在红四军的大力帮助下，在中共闽西特委的坚决领导下，闽西土地革命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呈现“战地黄花分外香”，“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大好景象。

　　但是，“历史的道路不像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不会畅通无阻一帆风顺。在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下，红四军也面临着一个全新的课题：由于党和军队还处在农村分散的游击环境里，而红军的主力是农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份的党员在党内占大多数，相当多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还有不少官兵来自旧军队，带来了旧军队的许多不良思想和作风。而且就全党来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被迫转到农村去开展斗争，党员中的农民成分比例占据优势，各种错误思想不断滋生和发展。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表现为《古田会议决议》所列举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主观主义、流寇思想等8个方面。

　　《古田会议决议》开门见山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因此，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最为迫切和亟待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未曾遇到的新课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障碍主要来自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并不熟悉中国国情的共产国际坚持“城市中心论”，极力主张中国共产党要重点抓工运，靠大量发展工人党员、提拔工人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来保持党的干部队伍的先锋队性质。历史证明，这种指导思想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国情和实际。

　　为了加强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努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肃清，反而随着形势的变化和环境的好转而更加突出，甚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争论，并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前委利用三克龙岩城后较安定而且优越的斗争环境，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由陈毅主持的红四军七大只开了一天，通过了大会决议案，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因条件不成熟，决议总的来说并没有到达统一思想的目的，也没有充分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七大还选举陈毅为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了。

　　1929年9月，朱德率领红四军完成外线牵制敌人任务后，从闽中返回龙岩，率领红四军和闽西赤卫队攻占“铁”上杭，这一时期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朱德在上杭城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继续就建军原则问题进行了讨论，但由于毛泽东已经离开了红四军，陈毅到上海去汇报工作，红四军前委显得力量单薄，机关不健全，而且“八大”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争论了三天，毫无结果，甚至没有通过一个决议，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何建设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难以发展壮大，中国革命前途渺茫！红四军党的“七大”和“八大”没有能够正确回答解决好这个问题，历史的重任就寄托在了红四军党的“九大”。

　　1929年8月初，陈毅根据中央指示，代表红四军前往上海出席全国军事工作联席会议。陈毅在上海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现状的报告》等5份书面材料，全面、客观地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充分表现出陈毅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胸襟和品格。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崇高品质都是令人可敬可叹的。

　　在上海，当时党中央的实际领导人、当年只有31岁的周恩来和只有30岁的李立三都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29年9月28日，中央通过了由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共同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通称为“九月来信”。中央“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红四军在全国的重大影响，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产物。指示信强调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说明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决不能动摇。指示信还要求加强红四军内部的团结，维护毛泽东和朱德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明确指示毛泽东仍应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1929年10月，陈毅婉言谢绝了在国民党部队中任少将高官的堂兄的好言相劝，毅然放弃了近在眼前的舒适生活，却依然执著于需冒生命危险的艰苦的革命生涯。11月18号，陈毅返回闽西，与朱德首先取得一致意见，随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了一封诚恳的亲笔信，力请毛泽东回来主持红四军前委工作。毛泽东很高兴，而且大病初愈，26日从上杭苏家坡驻地来到长汀，28号即在长汀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开展红四军的整训工作，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

　　1929年12月3日，红四军进入连城新泉进行为期十天的政治和军事整训。如果说古田会议是党和军队建设雄浑壮丽的历史乐章，那么著名的新泉整训就是这个乐章的华彩前奏。

　　新泉整训后，红四军进入上杭古田，一方面继续开展政治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在为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认真准备。

　　数九隆冬，大雪纷飞。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曙光小学庄严开幕了。120多位代表济济一堂。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做了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毛泽东做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朱德做了军事问题的报告。

　　会议只开了二天就胜利闭幕了，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会议选举产生了红四军新的前委领导班子，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罗荣桓、谭震林等11人为前委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

　　古田会议在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指导下，总结了南昌起义二年多来的经验和教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成为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一个光辉里程碑。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内容十分丰富，中心内容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概括地说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一、古田会议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科学态度和无畏精神。

　　古田会议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次团结的、胜利的大会，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成功典范，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勇于探索，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科学体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80多年的历史进程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开创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在20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古田会议则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建设的成功道路。

　　二、古田会议开辟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道路。

　　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古田会议是这一伟大工程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大家看看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如果说列宁的贡献在于揭示了组织建党的规律，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化；那么，毛泽东的贡献则在于揭示了思想建党的规律，并实现了共产党组织的思想化。正因为实现了组织的思想化，才在中国这个农民的国度里训练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农村与战争环境中建设新型的无资产阶级政党？古田会议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找到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根本规律，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开辟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古田会议创造性地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理论，有力地推进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迈向胜利的一个新起点。

　　三、古田会议完成了新型无产阶级军队的创建，奠定了人民军队走向胜利的基础。

　　人民军队的创建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起步于南昌起义，完成于古田会议。1927年，在南昌城飘扬起了一面军旗，完成了组织上的建军，从此有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军队；南昌起义二年之后，在闽西古田，古田会议完成了思想上的建军，锻铸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从此有了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古田会议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而规定了人民军队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无产阶级性质和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等三大任务，提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等一系列重要原则，为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罗荣桓元帅多次讲：古田会议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

　　四、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树立了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良好典范。

　　思想政治工作是古田会议确立的显著特色和优良传统。古田会议把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治工作机关摆在了突出的重要地位，提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并规定了进行党内教育的10种材料和18种方法，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原则，特别是古田会议提出的用开展党内教育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克服党内各种错误倾向，这在党的建设史上是一个重要创举，对党的建设是一个重要贡献。

　　古田会议所强调的思想政治工作，成为了我党我军的传家法宝。叶剑英元帅说：“从古田会议到现在，我军的政治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它的根本原则，它的基础，还是古田会议奠定的。”胡总书记曾指出：“古田会议强调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这个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古田会议决议》不但在红四军中实行了，后来全国各部分红军也先后照此做了。在各个历史时期，古田会议精神都得到了深入的学习贯彻，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古田会议精神指引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茁壮成长，解放了全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

　　全国解放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全党全军都在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实践科学发展观，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和任务，不断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

　　1989年12月22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亲临古田视察，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抓党的建设，抓军队的建设，抓思想政治工作，就要按古田会议精神去做，古田会议决议是个宝，至今还有强大生命力，要温故知新，学而时习之。”参观结束的时候，江总书记兴致勃勃地命笔题词：“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2004年9月6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在福建视察时再一次为古田会议题词：“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里程碑”，高度评价了古田会议的重要历史意义，对古田会议作了科学准确的历史定位。

　　胡锦涛总书记曾两次亲临闽西革命老区，他在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后曾指出：“古田会议是我们党和军队建设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在跨世纪发展的征途上，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确保党的政治任务的顺利完成。”胡总书记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讲话中更明确地指出：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党和红军中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危害，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强调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要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对我们党的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东方风来满眼春。古田会议精神在新时期绽放出了新的时代光芒，而且必将永放光芒，照耀党和军队的建设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从成功走向更大的成功。

　　毛泽东和古田会议

　　一年以前，也是这样的寒冬腊月，毛泽东作出了一个无奈而又必须的选择，同朱德、陈毅一起率领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因为他们的力量难以打破湘赣两省敌人的“会剿”。那是一次充满艰险的征程。在向赣南转移的半个多月里，部队连续遭受敌人包围袭击，屡战屡败，几至陷于绝境。直至瑞金大柏地绝地反击赢得胜利，并且在吉安东固与红二、四团会合，才改变了被动的局面。此后毛泽东率部掉头东向，向闽西进发。

　　那时候，36岁的毛泽东对于未来去向和归宿并不明朗。他的哲学是在斗争中学习斗争，在实践中探求生存与发展之路。

　　3月14日，红四军一举击溃福建军阀一个旅，夺取汀州，开启了创建中央苏区的第一幕。在以后短短六七个月，行动节节胜利，连克龙岩、 永定、上杭，创建了中央苏区最初的版图。

　　然而，在闽西80万农民“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喜庆声中，在红军迅速发展攻城略地捷报频传的日子里，红四军党内关于红军自身建设，特别是关于党对军队领导以及如何领导等问题，产生了分歧。有人批评前委权力太大，也有意见认为党的领导“家长制”“党管太多”。显然，这些意见的指向，就是毛泽东，说得明确一些，就是指向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和原则。

　　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些意见对于红军建设的伤害，甚至感受到了面临的危机，遂决定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来讨论，究竟红军要不要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认为，这是必须且不容置疑的原则问题。

　　会上，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还特别强调了党的领导的三个原则：“党管理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在）党内绝对无自由”，否则就动摇了党的领导。然而，他的主张并没有被完全接受。有些意见甚至受到激烈的反对，称“权力太集中于前委了”，党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党员有自己的自由，难道“一支枪也要过问吗？”

　　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他发现自己的主张并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甚至感到有些沮丧，向前委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前委并没有接受，但要求他书面陈述自己的主张。

　　整整一个星期，毛泽东都在思索。他从红四军成立一年多的历史里，看到了党对红军的领导逐渐增强，引领红军一步步走向胜利的发展路径。但正因为党的权威的加强和领导的巩固，个人主义、形式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日益受到束缚而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再加上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从“远方”到来的“形式主义理论”，导致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抬头。6月14日，毛泽东用公开信的方式全面阐释了他的意见。他坦率指出，当前红四军党内存在有14种错误倾向，其主要的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其它问题都由此而产生；呼吁党内同志必须同这些错误思想作斗争，以求红军的彻底改造，否则“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

　　毛泽东的公开信引起了红四军党内的极大震动，有赞同，有反对，有不理解，也有观望。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党内主要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党员，大多数还跟不上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看不到毛泽东所指出的那些问题和红军面临的危机。

　　“七大”落选前委书记后，毛泽东身心俱疲，他接受了组织的安排，离开红军到地方指导闽西苏区的工作，但随之而来的恶性疟疾又把他击倒在病床上，开始了在担架上和丛林中颠沛转战的艰难岁月。

　　事实上，毛泽东仍然在思索，在战斗。虽然身处与外界隔绝的大山深处，他却始终把握着中国革命的脉搏和前行的方向。在那样艰难和孤寂的日子里，颇具诗人气质的毛泽东还写下了心情畅快、意气豪迈的诗句：“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三四个月过去，已是初冬时节。朱德、陈毅接连派专人前来，传达中央重要指示，催促正在上杭县苏家坡休养的毛泽东重返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从中央“九月来信”中获知，中央完全支持他关于红军建设的各项主张，指示毛泽东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召开党的会议，纠正红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确立党对红军的领导，担负起中国革命赋予的重任。

　　毛泽东收拾行装，立刻出发，重回集结在汀州的红四军，与朱德、陈毅会合，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朱德率领部队转入思想整顿和军事训练，同时在党内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的预备会，全面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根据中央的指示，集中全军的智慧，总结建军两年多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完成了《古田会议决议》的起草。这份18500字的决议，在随后召开的古田会议上获得一致赞同，成为后来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

　　朱德和古田会议

　　红四军军长朱德，当年43岁，是军中最年长的前辈，深受指战员的尊崇爱戴。他与毛泽东所走的革命路径并不相同，却在1928年春天在井冈山走到了一起。这支以他们二人姓氏冠名的“朱毛红军”，不仅成为当时中国红色武装的一面旗帜，也是他们亲密无间、不可分离的象征。曾经采访过两人的美国记者韦尔斯形容他们是一对“孪生天才”“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人。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政治头脑，朱德是他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他的生命。”

　　他与毛泽东从不佩枪不同，他总是枪不离身，身边跟随着配备机关枪的警卫，必要时甚至直接指挥单个战士作战。1928年6月，朱德率领陈毅、何长工等一批将领和由240名共产党员组成的10个战斗集群，打响攸关井冈山存亡的七溪岭战斗。战斗中，他亲自端起机关枪，冲锋陷阵，大获全胜。

　　然而，天下没有常胜将军，朱德也经历过多次刻骨铭心的失败。特别是1929年初向赣南转移途中在吉潭圳下村遇险，他的夫人伍若兰被捕牺牲，给他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面对红四军成立以来党内第一次出现的重大思想分歧和原则争论，朱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毫无疑问，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朱德从不怀疑，从不动摇。然而对于党的领导方式、领导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的认识存在差异，特别是对于毛泽东提出的3条最高原则，他有自己的解读。根据前委的要求，朱德也把自己的意见公之于众。朱德认为，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否则必然会使党脱离群众，使党陷于孤立；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朱德表示不仅不反对这一原则，而且认为红四军在这一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另外，朱德还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只有执行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体党员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仰。朱德呼吁大家积极努力，纠正党内各种错误，“使党内一切不正确的、一切错误都要应有尽有的洗除，努力建设新生命的党”。

　　红军党内的民主作风虽然有过于宽泛之弊，却也有利于各种不同思想的交锋与相互切磋交流。在随后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各种意见得到了充分的阐述。然而面对如此错综复杂和长期积淀的意见，会议的主持人陈毅深感力不从心，难以达成一致，只能把这些意见汇总报送党中央，随后又亲自前往上海向中央作详细的报告。

　　在随后的两个多月，毛泽东到地方指导工作和养病，陈毅前往上海，红四军的重任落到了朱德一人身上；而国民党军又大军压境，紧紧相逼。朱德别无选择，挑起了这份重担，指挥红四军五千将士，一举挫败了闽粤赣三省敌军的“会剿”；继又攻占号称“铁上杭”的闽西重镇，红四军发展到七千人。一时兵强马壮，军心大振。随后他又奉中央命令出击广东东江，然而两进梅县，两度受挫。朱德感到疲倦了，红四军的力量也被削弱了。特别是在出击梅县途中，他视为“出色将领”的第二纵队司令刘安恭以及200多名将士牺牲，他为此深感痛苦。后来，他曾与史沫特莱谈起这件事情时说，“我们每一个士兵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

　　占领上杭以后，朱德曾经积极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但是因为条件不成熟，毛泽东又因病不能应约到会，政治上缺了中心，会议开了三天，毫无结果。如今梅县失利，毛泽东、陈毅尚未回到军中，朱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热切期盼他们早日归来。

　　待陈毅穿越层层封锁，带着中央的“九月来信”从上海回来后，朱德重新审视自己的行动和理论，找到了自己同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契合点。这个契合点，就是毛泽东坚持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和他自己提出的“建设新生命的党”主张的结合。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契合，在毛泽东回红四军以后，朱德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先前党内争论的那些分歧，同毛泽东、陈毅一起，共同承担起对红四军的整顿，全力一致地做好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陈毅和古田会议

　　坐在古田会议主席台上的陈毅，时年28岁，是当时红四军3位主要领导人最年轻的一位。但是他的革命资历却很深，同朱德一起率部上井冈山以后担任过师长、红四军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原副部长萧克将军在他的回忆录《朱毛红军侧记》中这样评价陈毅：他性格开朗、豪放、豁达，不记仇，他“以革命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地位，真可谓是能上能下，亦文亦武”。陈毅的这种秉性和品格，决定了他在红四军的地位和对古田会议召开所发挥的别人不能替代的作用。

　　早康会议之后，陈毅接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从此担起了处理红军党内纷繁复杂的公私矛盾与思想争论。特别是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各级干部几乎天天开会，大家反复争论“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得不出一个令大家信服的结论。最后大家觉得还是交给党的代表大会来作出回答，停止争论。于是，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重任，落到了陈毅的肩上。

　　坦荡直率的陈毅，对于这场争论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争论双方各有长短，不想站哪一边说话。在他的主持下，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只开了一天。最后陈毅作总结，对“党内争论问题”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这样做固然过于简单化，效果也并不好，但在当时条件下，陈毅找不到两全之策。1971年，他在一次讲话中谈到这次会议时说，这样处理的目的是希望红四军更团结，不能分裂，但结果却是无原则的团结，是和稀泥，实际上是削弱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难怪要被毛泽东批评为“陈毅主义”。

　　会议结束时选举新的前委，陈毅当选为书记，而毛泽东却落选。事实上，担任前委书记并非陈毅所愿。在他心目中，这一职务除了毛泽东，无人可以替代。怀着复杂无奈的感受，他登上了从厦门开往香港、转往上海的邮轮，向中央去作详细汇报。

　　到达上海后，陈毅按照中央的要求先后写出了总共大约5万余字的5份书面报告。这些报告，不仅完整描述了红四军组建以来一年又三个月的主要活动、历次战斗的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而且对红四军的组织机构、党员数量与阶级成分、战略战术的运用、军队编制、红军与旧军队的本质区别等所有问题，写得十分翔实。更为重要的是，陈毅的报告对于红军党的建设与党内思想状况，以及最近发生的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作了客观公正的介绍和说明，直率地表达了对于这场争论的主张和处理方式，并且再次重申自己不能胜任前委书记的理由，建议中央派人前往担此重任。

　　陈毅的报告，体现了他坦诚公正的秉性和坚强的党性原则，为中央作出准确判断和决策，最后形成“九月来信”，发挥了非凡的作用。

　　周恩来把“九月来信”交给陈毅，郑重叮嘱他回去请毛泽东复职。陈毅深知，目前他仍然担任着前委书记的职务，周恩来要他请毛泽东复职一事责任重大。他日夜兼程，赶至广东梅县松源与朱德相见，共商大事。经过一个月的上海之行，陈毅自认为进了一次“训练班”，思想境界有了新的飞跃。他向朱德表示，毛泽东批评“陈毅主义”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这次我回来，我向他作检讨，他一定会回来”。陈毅是真诚的，立即就这样做了。而毛泽东在连续接到陈毅和红四军前委的信以后，重回红四军前委书记的岗位。可以说，陈毅圆满完成了中央交付的任务。

　　周恩来和古田会议

　　1928年10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朱毛红军的生存与发展，一直是周恩来萦系心头的大事。因为他也是这支部队的创造者之一。许多他曾经的部属，都是这支红军的中坚骨干。他为这支英雄部队的每一次胜利而兴奋不已，为部队遭受的挫折而焦虑不安，无时不在关注着他们的行踪与成败。

　　得知朱毛红军在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迭获胜利的形势下，红军党内在关于军队建设问题上产生了不同意见而纷争不息，周恩来忧心忡忡。他详细地听取陈毅的口头汇报，又阅读了陈毅的5份书面报告之后，对于红军党内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和争论的不同意见，有了充分的理解。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提出红军下一步的行动以及如何化解红军党内分歧，指导这支队伍更加健康地成长，使之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典范，中共中央必须有一个权威而明确的答复。历史的命运似乎已经决定，能够承担这一责任的，只有周恩来。

　　鉴于红四军问题关系重大，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安排，由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周恩来和另一名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同陈毅一起组成三人委员会，周恩来为召集人，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三人经过反复研究分析，探求解决的办法，形成了统一的意见，由周恩来向陈毅作了详细的阐述，要求陈毅代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共9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十分重要。特别是其中关于农村红军发展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红军的任务、红军党的组织原则与领导、红军党内错误思想等方面的指示，对于解决红军当前实际问题的作用尤为突出。

　　周恩来认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不容怀疑，否则就是脱离实际的十分危险的“取消观念”，应当予以坚决斗争和肃清。周恩来还认为，红军的任务有三，即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以建立苏维埃政权；武装农民实行游击战争，并扩大红军；扩大游击区域及影响于全国。如果红军不能实行这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周恩来强调，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但必须着眼于红军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不要提“党管一切”，避免包办一切；周恩来又指出，红军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是因为党内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

　　周恩来特别强调，纠正党内错误倾向，必须“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指出红军党内存在有削弱党的领导，助长极端民主化以致是非不分的错误，要求纠正各种错误倾向；恢复并维护朱德、毛泽东两位同志在群众中的威望，毛泽东重回前委，仍应为前委书记。

　　周恩来把这封指示信交付陈毅，要他马上出发带回红四军，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正是这封“九月来信”，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指出了红军存在的问题，解决了红军党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矛盾与争论，加强了红军党内的团结，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支持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理论，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周恩来虽然没有来到古田会议的会场，古田会议决议却刻下了他的功勋：“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伟人已逝，可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成就了今天人民军队建设不朽的丰碑。回望历史，我们好像又见到了他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还有许许多多红军的将领和战士们，风华正茂、神采奕奕、年轻有为。为了同一个信念，为了把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改造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他们探求真理，浴血奋战，甚至捐躯沙场。现在，他们的目标实现了，他们都是这历史长河中创造奇迹的英雄！

　　江泽民谈古田会议精神

　　1989年12月江泽民同志刚担任党的总书记不久，就来到古田会议会址瞻仰，作了“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加强党和军队建设”的题词；并指出“古田会议决议是个宝，至今还有强大的生命力。要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

　　胡锦涛谈古田会议精神

　　1999年6月，胡锦涛同志在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时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确保党的政治任务的顺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