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帝邓小平：隐忍30年走向权力巅峰

 

　　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被誉为一代伟人，中共党内对其的评价直追毛泽东，在民间犹有过之。然而，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论战功，他不如林彪；论党务，他不如刘少奇；论政务，他不如周恩来；论财经，他不如陈云。各种“不如”的邓小平，在中共建国三十年余年后，多年媳妇熬成了婆，成功上位，确立了堪比毛泽东当年在党内一言九鼎的地位。文史作者胡鹏池在共识网撰文，揭秘了邓小平三十年的上位之路。

　　一、毛泽东心中的邓小平

　　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像中国的历史那样以历史人物为中心，但这是中国历史的传统，也是中国历史的现实。

　　当代中国的历史是以毛泽东与邓小平这两个名字为中心的。所以要研究邓小平与邓小平时代，不妨以研究“毛泽东心中的邓小平”为切入点。

　　1957年，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前去苏联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活动，在伊尔库茨克市苏联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佩洛夫迎候毛泽东。波氏在苏共中央的地位当然远远算不上核心，可是见面不久，毛泽东就在双方会谈之前介绍邓小平说：

　　“你们不要看邓小平同志个头不高，将来他会令你们大家刮目相看的。”

　　接着，毛泽东又在莫斯科对赫鲁晓夫说出同样的话：

　　“你不要看他个头小，他将来会大有作为；他是一位绵里藏针，原则性十分强的人。”

　　“大有作为”，“令你们大家刮目相看”，这不是普通的评价，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能力、性格的肯定，对其未来的作用和地位的一种预测。

　　毛与邓相识是在1927年于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到1957年，整整30年。积30年的相识、相知，毛泽东以为他对邓小平的了解知根知底、知人知心了，所以他在国际上公开了自己对邓小平远大前程的预测。此时的毛泽东连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他生命最后的20年中，他还要大折腾，中国在他的大折腾下大折腾，邓小平的命运也要在他的大折腾下大折腾。

　　毛泽东信任并重用邓小平，那是因为他喜欢并赏识邓小平。

　　毛泽东多次评价邓小平，每一次的份量都很重，语言也很精彩，包含了对邓小平人品、性格、能力的全方位评价。

　　如“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边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还有“文武兼备”、“举重若轻”、“善于决断”、“比较厚道”、“他跟我一样”、“比较会办事”，全都是非常高的评价。

　　如此之高的评价，毛泽东不轻易给人的，然而却给了邓小平。

　　早在1938年，邓小平在太行山工作时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一切都是辩证的，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毛泽东对此十分赏识，他说邓小平的这句话很厉害，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在此后的四、五年间，毛泽东居然经常将邓小平的这句话挂在嘴边上。

　　1951年，毛泽东同梁漱溟的谈话时说：“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毛泽东的这一评价与后来许多文人们称颂邓小平德才兼备，军政皆优，是一位“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非凡帅才完全是一个意思。

　　解放后，毛泽东开始考虑将邓小平作为刘少奇之外的又一个接班人来培养，将他从大西南直接调来北京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说法，那当先的“一马”指的是高岗。其时的毛泽东有可能将高岗作为平衡或抑制刘少奇与周恩来的筹码，也可能有将高岗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意图，这也许说明了当时的毛泽东对高岗的信任和重用的程度超过了邓小平。

　　但是，毛对高岗的重用纯属政治上的考虑，并没有私下之间的感情基础。所以当不争气的高岗会错圣意、锋芒过度，而遭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联袂反对之时，毛泽东毫不留情地抛弃了高岗，连高岗想见一面的机会都不肯给予。

　　高岗出事自杀后，毛泽东对邓小平就更为关注了。

　　一年后的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邓小平当选总书记，并进入政治局常委班子，排名在林彪之前。邓小平时年仅52岁。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排名又跳在邓小平之前，位居第六。

　　从此中国共产党“一正五副一个总书记”的“毛刘朱周陈林邓”格局正式形成。笔者青年时代对此有很深印象，感觉就像“蜀汉政权”的一个刘备、一个诸葛亮、加“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的格局一般。那时在党政机关办公室，即使是人民公社的会议室里往往都是正面墙上挂着“毛刘朱周陈林邓”七巨头，后面墙上则挂着“马恩列斯”四导师的肖像。

　　1956年9月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推荐邓小平在八大后正式出任中总书记一事向全体中央委员们作了长篇介绍：

　　“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邓小平插话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吗？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毛泽东在说了“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是个厚道人”后，尤其加上一句“他跟我一样”，这是最有深意的一句话，绝不是随便说说的。这话他没有给过刘周朱陈林，唯独给了邓小平。

　　刘周朱陈林这五位副主席在性格上、作风上确实与正主席的毛泽东有很多的“不一样”，其实邓小平的性格和作风也与毛泽东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毛泽东认为他俩都具有“统领全局”的远见卓识与非凡能力，又有“举重若轻”的工作作风。

　　总而言之一句话：邓小平和我一样是帅才。

　　让你们吧咂、体会的潜台词：除了邓小平，你们都不是。

　　在1959年4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

　　“我这个人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

　　他还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

　　这样的话，在今天听来，不仅仅是诚恳，都几乎有点肉麻了。

　　令人费解的是当时刘少奇仍然是党的第一副主席，还刚刚当上了共和国主席，然而毛泽东在这里却只字不提刘，而说邓是副总司令，副元帅。

　　这话是说给谁听呀？名义上是表扬邓小平，实际上是贬低刘少奇。可见刘的地位在下降，邓的地位在上升。

　　那时的邓在毛的手下，确实也是一个“听话出活”的小老弟。反右，邓是中央“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反修，邓也是“反修领导小组”的组长，“九评”都是在邓主持下写出来的，邓小平是毛泽东指定的最后定稿人。当然每一篇文章也都要经过毛泽东的修改与审定。

　　可见在那一段时间内，毛泽东认为最能领会毛泽东思想的人已经不是前面的刘少奇了，也不是后来的林彪，而是邓小平。

　　尽管如此，由于邓小平做事一向有节制，他并没有顺竿儿爬，所以他并没有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道路上的里程碑。

　　文革开始不久，邓小平虽然随着刘少奇一起被打倒了，但毛对刘、邓的感情却有云泥之悬殊。1962年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触了龙须，让毛泽东大大地憋了一口气，毛由此对刘不满、失望、以至于痛恨。到了文革之前，毛已经对刘彻底没感情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是邓小平没有触龙须，毛泽东“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提法，既有对越来越不听话的邓小平微施薄惩之意，也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不得不的权宜之计。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私人感情并没有因此而破裂，毛对邓仍然有期待与怀念。

　　历史上，党内斗争的结果都必需将失败者定性为“反党集团”。似乎不将政敌打成“反党集团”，老毛就感到不过瘾。如“高饶”、“彭黄张周”、“彭罗陆杨”、“林陈”，哪一个能逃脱“反党集团”的噩运啊？但却有一个鲜明的例外，唯独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最后没有被定性为“刘邓反党集团”。虽然后来又扩大为“刘邓陶”，却也始终没有作出“刘邓陶反党集团”的决定。

　　历史在这里有什么奥秘吗？

　　奥秘就是邓小平，毛泽东完全是为了顾惜这个邓小平。

　　1967年7月14日，75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武汉与王力(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王关戚”小爬虫系列的头号小爬虫)单独谈话时又一次谈到邓小平：“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来。不管是我，刘少奇、林彪还是邓小平，都离不开周恩来，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

　　“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

　　这种话怎么听了都有点怪。哪个“人家”能作得了你老人家的主啊？这个“人家”又指谁？笔者猜测，大概指林彪，或许有江青。

　　其实早在一年前，毛已经选定林彪做接班人了，这事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啊。虽然林彪在批判邓小平时严厉一点，但也没有表示一定要对邓小平怎么样？但是毛泽东看出了林彪内心对邓小平的排斥、猜忌的心理，为了让林彪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地支持他搞文化大革命，支持他打倒刘少奇，所以毛泽东主动地以暂时牺牲邓小平作筹码来满足一下林彪内心潜在的忌惮。

　　至于江青嘛，她老喜欢在毛的面前说邓小平的坏话。那时的江青已经与毛分居多年，没有机会吹枕边风了，但“吹耳边风”的机会有的是。

　　在江青潜意识中认识到邓小平是一个不可能听她话的人。而凡是不肯听她话的人，她都是要打倒的。江青在政治斗争中勇则极勇，傻则极傻。这个傻女人始终不知道作为一个政治家，任何时候都要团结大多数。毛泽东说你这样“树敌过多”，“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毛的晚年就一直为这个傻老婆操碎了心，想着自己身后她能不能平安？想着她能不能接班？

　　我们从毛的这一番谈话中，再一次领略到毛对邓人才等级的辨识。

　　毛始终坚定地认为邓小平是一个帅才，是可能的未来的天下共主。万一林彪身体不行，那就是邓小平了。其实即使林彪身体行，即使林彪不出事，毛泽东仍然是会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当然那时的目的是平衡与牵制。

　　林彪事件后，邓小平敏锐地感觉到他复出的机会来了，于是机不可失地接连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恰到好处地投合了毛的心思。

　　毛在看到邓1972年8月1日的信后，经过了长达10多天的考虑，于8月14日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批示是如此地不同寻常，虽然并未直接提出重新起用邓小平，但所表达的信号是明白无误的，甚至是强烈的。毛要的就是“你们提，我同意”的效果。于是，周恩来、叶剑英等“旧政府”的人推波助澜，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这些“新文革”的新贵们也无可奈何。

　　至此，邓小平的复出只是一个时机和时间的问题。

　　一般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你如此信任邓小平，为什么还要打倒他一、两年呢？而且事实还打倒了五年多。

　　说来说去，还是这句话：所有这些一起共事几十年的高级领导人都只不过是他棋盘上的棋子儿，刘少奇是，林彪是，周恩来也是，邓小平也不例外，用之弃之都在股掌之间。

　　不过凭心而论，毛泽东对邓、林、周都还是有点老感情的。

　　毛泽东对刘少奇则没有这样的感情基础。毛虽然在“七大”之前刚被正式确立为党的领袖，但在党内的权力和威望早已是无人能与之匹敌的。刘虽是二把手，其实是“助手”，毛刘合作完全不是平等的。

　　解放后，毛的领袖地位已经稳如泰山，又是党主席国主席，昨日的战友关系彻底演变成君臣的关系，毛泽东的“帝王术”更是炉火纯青，渐入化境。

　　如何驾驭群臣？中国的帝王们一向是一手搞平衡，一手搞嵌抑制。毛提拔高岗就是为了平衡与抑制刘与周。打倒高饶，其实也不是毛的初衷。高饶树敌太多，在多数与少数之间，毛不得已才做出牺牲高饶的决定。高岗还有一个最犯忌的失误，那就是他与苏联走得太近，吹捧斯大林也过分，这也是毛不能容忍的。

　　八大后，毛一手提拔林彪当了党的副主席，又提拔邓小平当党的总书记。提拔林彪是为了平衡彭德怀，提拔邓小平则是为了平衡刘少奇，同时也向全党明显地表示了有将林彪与邓小平两人同时作为接班人的考察对象的意图。

　　二、毛信任林超过邓，毛欣赏邓超过林

　　毛泽东信任林彪和邓小平，远远超过了地位比他们高、资格比他们老的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

　　林、邓二人的年龄比毛小很多，林比毛小14岁，邓比毛小11岁。毛一向将他们视为“什蚊仔”，小老弟辈，所以毛对他们不仅信任而且感情上有喜爱的成分，这与毛对刘、周、朱是根本不同的。

　　但毛对林、邓两人的信任也是不一样的，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更有性质上的区分。总的说来：

　　毛泽东信任林彪超过邓小平；毛泽东欣赏邓小平超过林彪。

　　如果说毛的一生最信任的人是林彪的话，那么最欣赏的人无疑就是邓小平。

　　毛长期将林彪视为心腹爱将，好比是“孤的常山赵子龙”，自己这个山头的人；可是毛对邓的信任却从未达到如此程度。

　　不过，毛泽东将林彪视为心腹也只是毛的一厢情愿。

　　林彪是有强烈独立性格之人，毛认为林小弟是他的心腹，但林小弟却并不认为自己就是你毛大哥的心腹了。

　　在这一点上，毛历经40多年却一直未能参透。所以“九一三”后毛一口气叹到脚后跟，仰天长叹道：林彪骗了他几十年。

　　毛这样的中国特色的封建权谋家，其多疑猜忌远超历史上曹阿瞒。毛自信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骗人的份，哪有人骗他的道理。谁知临了临了，他却被林骗了，而且一骗几十年。他肠子都悔青了。所以有人说林彪虽死，却折了毛泽东的阳寿，两者之间没有胜者。

　　林长期在党内生活，经历了无数次党内的残酷斗争，自我保护的意识超强。

　　林头脑清楚地认识到党内的生存权操纵在毛一人之手，他又很了解毛的性格特点是喜怒不定、反复无常。所以林长期在背后像研究敌人一样地研究毛，像防备敌人一样地防备毛。林彪说“晚年要平安，要避锋芒，要避政治，要避会议，要避聚会，要避润之，要避表态。”林彪虽然悟出了这个“六避”道理，但实践中却没有做得到。

　　其原因要从两方面去找。

　　一方面，毛不让他“避”。林不找毛，毛来找林，毛对林说：你想当明世宗啊，没门儿。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还是由于林自身经不起政治利益的巨大诱惑。“妾心似古井”？身虽是妾身，心却非古井。

　　所以每当毛一强求，叶群在身边哭哭啼啼一烧包，林彪的这个“避”，哪个“避”，全成了一个屁。

　　但也必须实事求是地说，林对毛的研究大多是防御性的。

　　如有一条：“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还有一条：“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先听他说才可一致。”这是林彪“黑话”中最精彩的两条，对毛的解剖可算是毫不留情，对毛的认识可算是入木三分，但仍然是防御性的。

　　但在个别的段落、个别的词语中也闪烁着进攻的火星。如：“不得已时使用捧上的办法，然后暴露之，打下之。”“他要灭你，故你只好灭他”。这两条就有“图穷匕首见”般的凶狠了。但再看林彪的实际行动呢？却仍然是那么地稀松。即使最后时刻的“九一三”，其性质仍然是“避润芝”。

　　所以说，林彪的这些凶狠的黑话仍然只是说说而已。

　　总的说来，林并没有对毛的地位挑衅过，更没有主动进攻过。“九一三”事件后所揭发出来的林企图加害毛，篡党夺权、三反一叛的那些证据并不充分。

　　在毛这一方面，毛之所以认为林是自己心腹的原因有：

　　1、历史上的原因；尤其是在江西苏区时期“红四军七大”前后发生的“朱毛之争”中，林彪从朱德阵营中分化出来反戈一击。毛在那次党内斗争中是输得很惨的，但是如果没有林彪相帮，他输得更惨。后来在江西苏区后期，毛又被博古、李德排挤孤立了，鬼也不上门，敢于提着点心盒子来看望的仅是林彪等少数几个将领而已。这是林彪的“雪中送炭”。

　　2、建国后林对毛的马屁拍得太多、太好也极高明，大部分的马屁都拍得恰到好处，一刻千金。喜欢吃马屁的人心理上往往不设防，往往认为那些拍马屁的人是真诚的、衷心的，是自己人。这是人性的弱点，老毛尤甚。这是林彪的“锦上添花”。

　　3、林与中央其它高层领导刘、朱、周的关系都很平淡，他没有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之嫌，这一点尤其让老毛放心。这叫“避嫌”。

　　4、林彪身体不好，既不搅事，也不搅权，更不妨碍毛。这叫“宽心”。

　　其实，林彪在建国理念上与毛并不接近，他在背后说过毛的大跃进是凭空想胡来，说毛批判赫鲁晓夫是事情做绝了，说身体不好还那么左，这些虽然都是片言只语，却非常深刻。

　　林在日常生活中与毛走得也不近。林从不搞人情往来，不套近乎，无事不登三宝殿，来了就一本正经地谈事情，谈完就走。毛整这整那，林长期游离在外，非迫不得已，他是不肯淌浑水的。

　　邓也有这个特点。邓在日常生活中与毛走得也不近，也没有什么来往，一到开会时就坐得离毛远远的，也从不给毛打小报告。

　　不同的是，林的心理比较阴暗，有诌谀性格。林在背后研究毛，既为了自保，也为了进取，关键时刻不顾客观事实，不顾自己脸面，专挑毛喜欢听的话说，专挑毛自己想吹却又吹不出口的“牛皮”，林彪代他全吹了。如PK马列，PK论语。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

　　邓的心理比较光明，品格上也比较秉正。他既没有在背后刻意地研究毛泽东，也没有刻意地防备毛泽东。当毛的主张与自己的想法比较一致时，他扯扯顺风旗；不一致时他去打桥牌。

　　林的背后黑话一大堆，但邓基本上没有(不能绝对)。

　　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有一个团委干部写了一本小册子《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100例》，大获江青的表扬。再后来又再接再厉地写了《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思想100例》。笔者当年就看过这两个《100例》，当时的感觉就是材料稀松，并没有多少真才实料。印象最深的就是刘少奇的“吃小亏占大便宜”以及“欢迎剥削”这两条，而邓小平的也就只有“白猫黑猫”这一条。

　　林和邓从心理上全都畏惧毛，两人都玩“韬光养晦”。这也是很正常的心理。

　　林畏惧毛，就生病，不管是真病假病，小病大病，长期休养；

　　邓畏惧毛，就躲避毛，开会时坐得离毛远远的，工作上不向毛请示与汇报。

　　周恩来曾经批评邓小平好玩，邓小平的确也是好玩的，但有时也是一种韬晦之计。

　　林对毛好话说尽，无以复加，常作小人之语，不惜丧失人格。林的言行毁了他自己的形象，因而在老百姓的眼中成了一个马屁精。林在没有出事之前，很多普通老百姓就已认定他是一个奸佞了。虽然林也曾一度辉煌，当了几年的副统帅，但为林考虑，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伤害也太大了。

　　邓当然也说毛的好话，但一般都是随大流，有底线，并没有惊人之语，维持了起码的人格。虽然并没有给毛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但安身立命是没有问题的。重要的是在老百姓的心中没有留下坏印象，绝对没有人认为他是邀宠固宠的小人，更没有人认为他是口蜜腹剑的奸佞。当毛之世，做到这一点是多么地不容易啊！连周恩来都没有邓小平做得好。我们这些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

　　林的性格虽然狷介、阴鸷，但他其实并不懂得拉拢关系、结党营私，他在朝中也没有盟友。林的“四大金刚”黄吴李邱战争年代都是他的老部下，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只是在文革中因为受到中央文革的迫害才重新集结在他们的老上级林彪的旗下。直至“九一三”前，“四大金刚”虽然在政治行动上与林比较一致，但并没有形成“死党”。

　　假设林彪不外逃，毛林矛盾进一步公开化，“四大金刚”们会选择毛还是选择林？估计还是选择毛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所以说并没有什么“林彪死党”，也没有什么“林彪反党集团”。

　　邓的性格比较豁达，朝中朋友比较多，他与周、刘、朱、陈的关系都不错。毛看在眼里，不喜欢在心里。还有一点更令毛不快，那就是邓与刘伯承关系还是可以的。

　　毛不喜欢刘伯承的原因令人莫名其妙，细究起来可能有以下几条：

　　1、刘一向不是自己的嫡系；

　　2、刘在宁都会议上曾经反对过自己；

　　3、刘是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出来的学院派，与毛的“无师自通”的野路子大不同；

　　4、国内外都有人认为刘是共产党内少数几位杰出的军事家，甚至有“军中孙武”之美称，抢了毛的风头，毛的内心不承认这一点。

　　毛不承认刘伯承是军事家，与不承认张闻天是理论家的心理是一样的。

　　毛曾说邓小平只相信两个半人，两个人指刘少奇和周恩来，半个人则指一只眼睛致残的刘伯承。

　　可见毛对刘邓的关系是耿耿于怀的。

　　所有这些原因使得毛不能将邓看作自己心腹。

　　但毛对邓的欣赏则超过了林。

　　毛虽一度将林作为唯一的接班人，但他对林彪的评价远远没有对邓的评价那么高。

　　毛说过“林彪那里有马列主义”，还说过“谁说我们没有发明，四个第一就是一个发明”，这是他对林彪最高最好的评价了，当然还有一些其它的。但是毛从来也不认为林彪是治国之才，也不认为是文武全才，不认为是帅才，全才，而只是一个将才。

　　毛对林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人聪明、能打仗”的程度。

　　而毛自己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最会打仗的人，当然不会认为林打仗的本领能超过自己。在毛的眼里，前期的林是“孤的常山赵子龙”，后期的林最多也只是一个与韩信一样的“将兵”之材。而毛认为自己呢？自己不仅善“将将”，也能“将兵”，领兵打仗、排兵布阵、运筹帷幄的事一样也难不倒。

　　从这种心理出发，毛欣赏林的程度也就有限。

　　但毛却认为邓是文武全才，是帅才，是其身后唯一可成为“天下共主”的人才。

　　三、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时代与邓时代

　　1949年至1976年，这27年是中国的毛泽东时代。

　　毛死后的1976年至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过渡时期。

　　有的学者认为这两年由华国锋主政，搞的是“抓纲治国”，喊的是“继续批邓”，毛时代的主要表征没有变，仍可看作是毛时代，或者是“后毛时代”。

　　也有学者认为毛时代结束于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帮”，此后毛的道统传人都没有了。

　　笔者认为算前算后都可以，这仍然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

　　有的学者还认为从广义上讲，从1921年至1949年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时代。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比较牵强。因为那20多年的历史比较复杂，前有孙中山，后有蒋介石。大体上讲从1927年到1945年是蒋介石时代；从1946至1949年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双峰对峙的时代；1949年至1976(或1978)年，是中国的毛泽东时代；1978年至今基本上是邓小平时代。

　　毛逝世至今38年了，他的尸身至今还躺在大中华中轴线的巍峨殿堂里，但毛泽东时代随毛而逝，从历史的角度看，人亡政息，几乎一天也没耽搁；

　　邓逝至今17年，他的骨灰当时就撒在大海里，然邓小平时代却延续至今。

　　虽然邓早在1997年就死了，但在邓后，无论是江还是胡，基本上都是继承的邓的路线，大政方针小有变化。除了西部大开发，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口号的提出，变化都不是质的层面，所以仍然是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时代的口号虽然没有毛泽东时代那么响亮，但邓小平时代的寿命要长得多。毛泽东时代为世界所瞩目，说是东方睡狮醒过来了，但醒过来了却仍然躺着；邓小平时代为世界所瞩目，那是因为这只醒狮渐渐地恢复了元气，有了实力，站了起来。

　　无庸置疑，能够开创一个时代的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是当代中国所产生的两位世界级的超级政治家。

　　毛一米八0以上的身高，身材魁梧，大中华的脸，龙凤之姿，天日之表，下巴上有一颗标志性的痣。这颗痣要是长在女人下巴上，无疑是一颗美人痣；可它长在一个大男人的下巴上？是好是坏，是福是祸，是善是恶？有人说这叫“干坤痣”，就算是吧。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他那肉嘟嘟的手一挥，用他那特有的湖南话很含混地那么一嗓子：“人民万岁”，天安门广场上的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善男信女，无不激动得泪如雨下，泪水打湿了广场上的每一块方砖，全中国都沸腾了，全世界也侧目，地球也要抖三抖。

　　于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都认为毛泽东太长中国人的脸面了，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一个政治家能有如此这般的魅力。

　　邓身材矮小，估计也就一米六左右，既不是四方脸，国字脸，也不是猪腰子或鞋拔子脸，既不是好看的，但也绝对不难看。

　　想像当年这样一个中国人穿着藏青色的中山装，代表十亿中国人站在联合国的讲台上讲话，跑到美国的农场上戴着牛仔帽挥手，会给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什么印象呢？美国人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民族，他们恭维我们的邓大人说“刮了一股邓旋风”。

　　邓给人的最大印象是敦实，“脚下有跟”，站在哪儿都稳稳当当，似乎谁也推他不动；坐在哪儿都气定神闲，天高地远八面来风。这个中国矮个子政治家的身躯里隐藏着一种巨大的力量。

　　笔者写了上面这一段评价，特地又翻看了几集老的电视片，仍然是这个“脚下有跟”，“气定神闲”，“天高地远八面风”的好印象。

　　由此联想到那个在联合国“脱靴子、敲讲台”的赫鲁晓夫同志也是一个矮个子，皮肤比我们的小平同志白，脸上的肉也多，身上的肉就多得更多了。但赫同志不能带给人“脚下有根”的好印象，从身材上也看不出他的力量。赫显然是活泼的，但似乎扎不住下盘，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脚下无根”，上海人称这种人为“虚头贼脚”。

　　毛是一个浪漫主义革命家，高唱“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高唱“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挟雷电风云之势走进紫禁城，就像历史上高唱“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汉高祖，“东临碣石有遗篇”的魏武帝一样，其个人魅力，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能与其比肩，能望其项背。

　　邓是一个实用主义革命家，他既没有毛那种文学胸襟与文学魅力，没有浪漫主义的理想憧憬，也没有冥顽不化的意识形态；像“矛盾论”、“实践论”这样的经典著作，他一篇也没有；他一句诗也不会写。周恩来还写过诗，刘少奇没有诗，但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这样的大著作，朱德、董必武、陈毅、叶剑英更是有很多的七律、五绝之类的古体诗，但邓小平什么也没有。

　　这似乎让人觉得有点遗憾。不过仔细想想，诗人、文学家或有诗人、文学家气质的人当政治家有什么好？这种人当政往往将政治引入浪漫的文学意境，想入非非，大而无当，这是极其危险的。明明是“千村霹雳人遗矢”，转眼就成了“春风杨柳万千条”。“清水菠菜汤”毕竟就是清水菠菜汤，哪来的什么“红嘴绿鹦哥”，更扯不上什么“一苇渡江”。

　　毛年轻时曾将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分成两类：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前者如诸葛亮、左宗棠，后者如孔孟朱(熹)王(阳明)等。所谓办事，是指建立事功；所谓传教，是指建立和传播思想和学说。

　　这两类人似乎都还不在毛的眼下，他要的是既办事又传教的人。这样的人在他的心目中唯有曾国藩一人而已，所以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

　　所以，毛从年轻时，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日本人的新村主义，欧洲人的空想社会主义，直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所有这些虚无飘渺的东西就最容易打动他的心，成为他梦幻般的理想。执政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五七道路，包括文化大革命，都是他为他那个不切实际的理想所做出的实践尝试。

　　笔者的一位校友在文革中曾被毛泽东称为一派的“理论家”，为此他“痰迷心窍”至今。他称毛的这一切实践为伟大的“试错”，反右是试错；大跃进是试错，文革也是试错。笔者的另一位校友说你可以拿自己的脖子去“试错”，但你没有权利拿亿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去“试错”。

　　毛的理想越浪漫，他的实践就越执着，越害人，他害惨了至少三代中国人，延误了中国至少三十年的现代化进程。

　　邓当然也有理想，也有原则，否则他也不会在年轻时就加入共产党。但一遇到实际问题，邓更多的表现是实用主义。他年轻时信仰马主义，追求共理想，跟随毛革命。晚年的邓掌了大权，他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维持共的领导，二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至于马主义，共理想，笔者体会到这两样东西在邓的心中并不重要，是模煳的，是可以灵活机动，可以相机处置的。

　　在邓的两个目的中，谁先谁后？谁重谁轻？

　　也许在邓看来二者并不矛盾，只有坚持了共领导，才有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所以在那件事的前后，共的统治地位不稳，他冒着西方国家的集体制裁，经济的暂时滞退，也要采取坚决的措施。当措施结束，共统治又相对稳定了，当某些人还在“反和平演变”之时，他又毫不犹豫地立刻转向经济。

　　邓相当彻底的颠覆了社主义的基本概念，放弃了社主义的基本要素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将其搞得非社非资，然后冠之以“中国特色”；他将共主义的远大理想束之高阁，代之于“小康社会”。

　　阅读《邓小平文选》与《毛泽东选集》是完全不同的感受。毛的文章让人觉得雄辩，汪洋宏肆，让人既折服于他的思辩，也折服于他的文采。邓的文章没有迷人的哲学分析与辩证推导，更没有斐然的文采，但他条理分明地说出一些平凡的期望与做实事的方法，从来也不夸夸其谈地做出虚空的承诺。

　　毛和邓都关心世界大事。

　　毛关心世界大事是为了办世界的事。通过输出革命去充当世界革命的导师。毛是不遗余力、不惜功本的，自己国家穷得叮当响，自己人民吃不饱饿得死，但他就是要到世界上去充大款，当冤大头，大把大把地往外撒票子。支援亚非拉、支援阿尔巴尼亚、支援越南，都是“皇帝的新衣”才干得出的事。

　　邓关心世界大事是为了办中国的事。他关心的目的是中国如何抓住机会搞建设，一心一意搞建设不动摇。他自己没有跑到世界上充老大的一丝一毫的想法，也一再告诫全党不要到世界上去充大头。他极少往外扔票子。必须要扔的票子，也是让他减得少之又少。毛常将对外援助加上一个“零”，邓则是划掉一个“零”。他确实是“三和一少”的，他不是“化生仔”，他是“只赚不赔”精明的当家人。

　　老百姓说“什么都是假的，先把自己的肚子填饱了才是真的”。邓明白这个道理，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了才是真的。

　　毛对于资本主义谈虎色变，一搞经济就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嫌，更不要说提“发财”二字。毛认为穷者思变，越穷越革命。变的目标是为了更革命，为了更革命就首先要更穷。

　　邓对资本主义没有反感。邓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改社会主义的“革”，开资本主义的“放”。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富”，日子过得好起来。

　　其实，这是连封建皇帝都懂得的最基本的道理。

　　庸碌的皇帝是有的，但从来也没有反对“富”的皇帝；不顾老百姓死活的皇帝也是有的，但老百姓自己想办法过好日子，他也不会反对。

　　像毛这样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反对百姓富，用各种办法不允许百姓富，变着法儿让百姓穷，越来越穷，这样的统治者，古今中外没有第二个。

　　邓强调“经济发展是个硬道理”，让人民放心追求财富，强调“致富就是光荣”。

　　邓也懂得经济发展的辩证法，“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不仅拿包产到户的安徽小岗村做典型，甚至还将投机倒把的“傻子瓜子”做典型。

　　邓看出了人民的过分贫穷及长久贫穷是共产党统治最大的危险。越富越安定，老百姓富了，共产党的江山才能坐得稳当。

　　邓是伟大的，他的伟大常人能够理解，他的伟大是常识的伟大，他的成功是常识的胜利。他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一个领导人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的常识复原了。这也就如今所说的“以民为本”。

　　邓当然也有不少错误，甚至大错误，但仔细想想，也有可理解之处，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根本不可理喻。

　　毛当然也“伟大”，他伟大得常人不可理解，他的错误也是常人不能理解的，例如反右派这样狠毒的事，大跃进这样悲惨的事，文化大革命这样荒唐的事，换上任何一个脑袋根本想象不出来。

　　马主义有一些基本教义，例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公有制。自从世界上出现了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后，在这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又进行了几十年马主义的实践后，这些基本教义成为基本常识。毛又将这些常识发挥成“天条戒律”，谁要有丝毫违背，即遭“阿鼻之狱”。

　　邓颠覆了这些“天条戒律”，推翻了几十年形成的错误“常识”，恢复了马主义出现之前几千年的人类常识。

　　说毛是马克思主义的传人，是对的。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再到毛泽东，一路传承过来。

　　也有学者更较真，说毛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传人，而只是列宁主义的传人。

　　邓与上述诸位有根本的区别，邓不是他们的传人。

　　那么邓小平是什么传人呢？说不清，也不好说。

　　四、永不翻案

　　邓小平的重要性格之一：话不多。但他脑子清楚，明白事理，虽然话不多，总能说到点子上。

　　邓小平常以“明白人”的标准评论别人，比如他说朱镕基是个明白人。笔者认为“明白人”三个字的内涵胜过“聪明人”、“有学问”、“能力强”、“品德好”这些词。

　　能够辩识人才是否“明白人”，自己也得是一个“明白人”。

　　邓岂止是话不多，平时也并不喜好读书。曾经有过一张邓小平读书的照片，大家以为这是老爷子在学习呢？却原来是在看古龙的武侠小说。邓小平才不会像毛泽东那样成天钻在古书堆里呢，他要有那个时间就不如叫上几个人打上几圈桥牌。

　　毛泽东说吃红烧肉能补脑子，邓小平说打桥牌能活络脑子。

　　其实毛泽东吃红烧肉，那是因为他好这一口；邓小平打桥牌，是因为他好这一手。“补脑子”、“活络脑子”，都是虚妄之词而已。毛吃红烧肉并不影响工作，邓打牌有时是影响工作的。那个吴晗曾是他的牌搭子，有一次出差去了西藏，工作还未展开就又打回票返京了，就因为总书记的牌局三缺一。

　　其实这也是腐败，在西方国家也许会追究你飞机票报销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不过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这实在是小菜一碟了，何况邓大人这么大的官，陪他打牌，让他娱乐好了，也是国家大事。

　　邓的笔头子也很懒。他基本上不写文章，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专著。平时讲话虽不写讲稿，不过他可不是信口开河。腹稿是有的，甚至也有提纲。正式会议上的报告难免也有长篇大论，那都是御用的文人班子捉笔。

　　邓笔头子虽懒，脑瓜子可不懒。虽是文人捉笔但也一定得符合他的思路。他从不让文人牵着他的鼻子走，他得牵着文人的鼻子走。他经常给大文章拉个小提纲，或将那些写作班子的人叫来开个会，将他的思路讲清楚。凡是不符合要求的，也是一稿、二稿乃至七稿、八稿地重写。

　　笔者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说邓这个人分寸掌握得好，什么事能偷懒，什么事不能偷懒，他门清。

　　“笔头子懒”还表现在他是一个不写信的人。邓的女儿回忆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就连与他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妈妈，也从未见过他因家事写信。”邓小平与卓琳是在延安结的婚。婚后虽然都到了前方，可是邓在师部，卓琳在总司令部。邓来开会就见个面，不开会就见不着面。卓琳说：我们这样也不行呀，你是不是给我写个信啊。邓说，我写什么啊？卓琳说，你就写写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邓说：“好，我以后叫秘书给我写一个，我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发一份。”卓琳一听说：“算了算了，你别这样搞了，我也不要你写信了。”这样的历史细节实在是太搞笑了。

　　可见，邓的笔头子也不是一般的懒，而是很懒。不知道这样疏懒于笔墨者，何以当过“红星报”主编，何以有“油印博士”的绰号。

　　但在文革被打倒后，邓却一反常态，一次又一次地拿起笔，一封又一封地，而且是不厌其烦的写信。资料披露：从1967年4月3日至1972年8月3日，邓给毛和汪东兴写了19封信(还不知道是不是全部)。彼时，他的政治权力已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失去了讲话的讲台，只有拿起笔来争取自己和家人生存的空间。他懒不过去了。

　　这些信主要写给汪东兴，汪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中央唯一与邓保持联系的人。汪在党内的资历比邓差很多，汪也不是邓的人。汪不喜欢邓，邓也不喜欢汪。邓屈尊给汪写信求援是掉价的，是一件无奈而痛苦的事。但汪是毛指定的与邓保持联系的人，不给汪写信就断了与毛的通道。

　　1967年的5月，毛与已被打倒了的邓有一次谈话。邓问以后如有事情向主席汇报时该找谁联系，毛答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写信。

　　这个答复是意味深长的，这表明毛对于邓的问题要亲自过问，而不让其它人插手。这也救了邓，如果当时毛一松口，也让林彪、江青插手，邓哪有好果子吃啊？很可能邓就复出不了了。毛是门清。

　　这些信的内容，一是为他的子女们上学、工作、治病，二是为他自己的复出。

　　邓的女儿说：

　　“估算一下，文革十年中，父亲所写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八十年的统统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可见，邓在其它八十年中是多么地懒笔头，而文革中是多么无奈地“笔头勤”。

　　俗话说“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伟人如邓者，也不能免俗。

　　林彪倒台后，邓觉得他的机会来了，于是在1972年8月3日(另有一说是1971年11月8日)，给毛写了一封认错服输的信，以此为敲门砖，果然起到了“咸鱼翻身”的作用。

　　今天的学者们研究邓，都故意不提这封信，一般人认为这封信是邓一生的一个污点，起码也是一件不那么光彩的事。

　　笔者为此详细阅读并研究了这封信，认为：

　　第一、信中，最重要的一句错话就是“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现在看来，这句话当然是原则性的错误。而在当年，这句话仅仅是一句官话，一句套话，但又是一个必要的政治表态。说了这句话，才有可能做点事，不说这句话，什么事情也做不了。连“拥护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基本态度都没有，复出是绝对不可能的。

　　而信中除了对文革表了一下“态”外，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

　　有些年青人执着地责问：你既然曾经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那你后来为什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只不过说明问责者们对当年的政治生态没有感性认识，反映了政治上的幼稚。

　　当初邓小平在信中肯定文革是无奈的、却是必需的套话，后来否定文革才是本意。一个人是不是可以这样前后不一致？笔者认为是可以的。尤其作为一个政治家，远见要与现实相结合，原则性要与灵活性相结合，这样一点灵活性都没有还当什么政治家。

　　第二、信中的主要内容是揭发批判林彪和陈伯达，但都很平淡，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既没有耸人听闻的新东西，也没有上纲上线的批判。

　　邓小平对林、陈是有宿见的，不仅不满而且不屑。尽管如此他在信中既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落井下石。

　　这封信也谈到刘少奇、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过去与邓小平是战友，现在都是“落水狗”。邓小平的信中当然也是将他们作为反面人物，重点却在检查自己与他们的关系，也没有任何新鲜的内容。邓的信没有“卖友求荣”，更没有“痛打落水狗”。

　　第三、信中承认自己是“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表示自己“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只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

　　语气很平淡，态度也谦卑，所提的要求也极低调。

　　但是，请大家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封信中并没有奴颜卑膝，没有摇尾乞怜。起码的人格尊严保住了，这是很不容易的。

　　第四、信中再次“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后人念念不忘的就是“永不翻案”这四个字。

　　因为他后来的所作所为，确实也不是“永不翻案”，而是“全部翻案”。

　　反对邓小平的人耿耿于怀这四个字，说是欺骗了毛泽东；赞成邓小平的人也不愿意提到这四个字，总觉得不光彩。

　　确实，这封信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这四个字。

　　可以这样说，这封信通篇都是废话和套话，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正是看到了这四个字才放了心，也动了心。心想这个难缠的小个子终于老实了，终于服软了，那就一切都好说。

　　正是因为有了这四个字的承诺，才有了邓的第二次隆重复出；如果没有这个承诺，即使复出，也只能是“闲置”。

　　毛对邓的这封信立即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他在同月14日即做出了批示，这在前文已经引述过。

　　当年，彭德怀被打倒后，也曾多次给毛写信，有一次甚至还洋洋洒洒写了八万字，态度也是很诚恳的，信的末了还高呼了“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但彭没有邓精，没有写“永不翻案”，仍然不得要领。所以笔者认为彭的八万字抵不上邓的四个字。毛看了彭的信后虽然也感受到了彭的诚恳，但仍然不信任；虽然也重新起用了彭，却只不过让他去四川当三线建设的第四副总指挥，职务很底，而且还处于亲信李井泉的眼皮子底下。

　　而毛重新起用邓小平的份量完全不同，是重用，不仅让他官复原职，不仅让他独挡一面，甚至让他总领全局。由于周恩来的病重住院，让他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实际地位和权力比文革前还要高一些。

　　可见，毛当时是如何看重这四个字。

　　至于“永不翻案，也靠不住”，这是毛后来在“四人帮”和毛远新不断谗言下才逐渐形成的认识。

　　五、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

　　毛泽东死后的第十个月，“四人帮”被粉碎后的第九个月，中国政坛的传奇人物邓小平终于第三次复出。

　　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在党政军所担任的一切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半年后，1978年3月，邓小平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

　　邓之一生，三次被打倒，三次复出，一次比一次更强势，一次比一次更吸引全中国和全世界的注意，一次比一次走向更大的成功。

　　邓第二次复出时68岁，第三次复出已73岁了，与姜太公80遇文王，只差七岁。耄耋老翁，何以作为？

　　谁又能想到天假其寿还有整整十八年呢！

　　1977年7月30日，十届三中全会刚结束，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决赛。距开赛仅几分钟，主席台上突然掌声骤起，欢声如雷。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全场观众不由地全都站了起来，向主席台方向翘首张望，全场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人们呼喊跳跃，有的人把太阳帽抛到空中，一些女同胞们激动得泪飞满面，邓小平微笑着不停地向大家挥手示意。

　　新华社当天发布这一消息时说，“当邓小平副主席等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全场8万观众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设计这场“亮相”仪式的幕后推手，一定是位高明的政治艺术大匠。“足球赛”的平民性，充分展示了邓小平与普通老百姓的“心连心”。邓小平亲眼目睹了人心拥戴自己的场面，他自己当然也感动，他当然知道“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他心中更有数了，底气足得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邓最后十八年的辉煌，就以这样一场平常的足球赛拉开了绚丽的序幕。

　　其实，邓小平原先在老百姓心中的威信远没有这样高的。

　　论战功，他比不上林彪；

　　论党务，他比不上刘少奇；

　　论政务，他比不上周恩来；

　　论财经，他比不上陈云。

　　之所以能出现这样万民欢呼的场面，一来是因为在上述诸人中，除了陈云，其他人都被老毛整死了。文革后的大中国，百业萧条，连百官也是萧条的。老天爷心存怜念，邓小平几乎是硕果仅存，老百姓也全都懂得珍惜仅存的硕果；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在第二次复出后“顶风作案”，逆势整顿，由此获得了极大的声誉。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机会相当的不好。毛还没有断气，还在一息尚存地不断地变化着安排着他的后事；“四人帮”等阉竖之辈充斥于庙堂之上，野心日渐膨胀，气焰日益嚣张，无不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而保守的功臣旧将元老们经毛与“四人帮”多年的打击，早已溃不成军。

　　邓身处累卵之局，居危不思安，没有迎合毛泽东，更没有讨好“四人帮”。明知荆棘丛生，死多活少，下场不会好，还抖擞精神组织起保守派中残存的散兵游勇，硬是与极左派对着干，坚定不移、大刀阔斧地搞“整顿”。

　　毛说“阶级斗争为纲”，邓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毛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邓却以“整顿”为中心。邓自知这样“偷梁换柱”的提法逃不过“四人帮”的谗言，更逃不过毛泽东的眼睛，但是他固有的思想与钢铁般的意志驱使着他硬着头皮就这样干。

　　这不能不归结于他的正义感，他的良知，他的人品，他的治国理念。

　　邓小平的这些做法、这样的勇气，大大地迎合了久乱后的人心思定、人心思治的主流民心，不仅让人民明白了是非，而且使人民明白了界限：什么人是真心想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什么人只顾自己争权夺利，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的？经济上的短期效果也让人民得到了利益，更让人民懂得“革命”并不是毛泽东与“四人帮”的那种干法，而应该是邓小平的这种干法。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远远不是失败的。他个人虽然又一次被打倒了，但他宣传了人民，动员了人民，教育了人民，赢得了民心，准备了舆论。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的这种种“倒行逆施”，当然会估计到第三次被打倒；但是他第三次打倒时不大可能想到还有第三次复出。邓小平如此视死如归的精神使他成为真正的英雄。他原本并不是什么大英雄，只是因为有了第二次复出，第三次打倒，老百姓这才视他为民族大英雄。

　　周恩来死后，悲愤绝望中的中国老百姓别无选择，无不将邓视作唯一的“救星”。伟大的“四五运动”让邓小平看到了真正的民心、强大的民意。

　　第三次复出是真正的机会。

　　没有了毛的中国政局，邓小平挟电挟风，长驱直入，如入无物之阵。

　　他迅速地填补了毛死后留下的权力和权威真空，迅速地走向权力的巅峰。

　　从此，这个矮个子的四川人整整统治了中国18年，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邓小平时代”，这个时代一直延续至今。

　　邓其后，江泽民执政，江之后胡锦涛执政，但从历史学的角度，既没有江泽民时代，也没有胡锦涛时代，只有邓小平时代。

　　正像古人魏延所说：“若孔明在日，吾尚惧他三分，他今已亡，天下谁敢敌我？”第三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可能也有这样的心态，毛泽东既死，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邓的这种心态，被一个农民预见到了，他就是山西人陈永贵。陈永贵多次对他的老乡华国锋说：“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

　　其实，这是明摆着的事，中国的老百姓谁都有数。

　　华国锋虽是老实人但并不是弱智之人，这一点他也是明白的。也正因如此，他对邓的复出这件事长时间地模棱两可，百般推诿。在华国锋的潜意识中他是想尽量地压，压不住就尽量地拖，拖到自己江山坐稳了，拖到各方面的人事安排妥当了，到那一天，即使让他出来，邓小平也已师老终疲，无能为也。自己却能落下个“顺水人情”。

　　可是党内外呼声太高，邓小平在党政军三界的潜在力量太强大，而老家伙们又骚包得厉害。华国锋扛不住了，他对陈永贵说：“我们待他这样，他总不至于对我们怎么样吧？”这个老西儿寄希望于侥幸。

　　邓在复出前也曾喊过“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一旦复出，如龙潜大海，飞鸟出笼，哪里还将华放在眼里！什么“英明领袖”？他一次也没喊过。华眼看着自己一天一天大权旁落，无可奈何而心实不甘。有一天，他对另一个老西儿陈永贵说：

　　“你去问问邓小平，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数不算数？”

　　这三个问题也是陈永贵心中所念，他答应去为华国锋淌混水。

　　1980年1月15日下午，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会议将结束时，陈提前走出会议室，在休息室门口站着等。会议很快结束了，与会者们陆续离了去。当邓微笑着走过时，陈赶紧上前招呼说有几件事情要问问，邓犹豫一下，便点点头跟陈进了休息室。

　　邓坐下先点烟。陈见他嘴上冒了烟，就说：

　　“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数不算数？”

　　邓听此言，朝陈笑笑，又抽了口烟，喷着，朝陈再笑笑。随即，邓将烟屁股掐灭在烟缸里，使劲地摁了摁，收起笑容一脸冷峻地说：

　　“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3岁的孩子那样的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邓只摆资格，不谈问题。

　　陈没有想到邓如此回答，一时结巴，永远结巴，说不出话来。

　　邓又对他笑笑，挟着公文包站起来就走了。把陈一个人撂在空旷的休息室里。

　　后来，陈永贵不止一次地对人说：邓小平那天的笑，让他非常害怕。

　　陈永贵应该感谢邓小平的笑，如果换了老毛，对这样的政敌是会痛下杀手的，起码也得送他到“秦城监狱”去蹲几年，而邓毕竟只是对陈“三笑”。

　　魏延最终没有逃过诸葛亮的算计，他被诸葛亮生前预设的“锦囊计”秒杀了。

　　毛死前麻痹大意了，没有为专门对付邓预设下任何锦囊妙计。

　　毛生前其实并没有将邓看作魏延，更没有将他看作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毛的心中，当代的魏延是彭德怀，中国的赫鲁晓夫是刘少奇，而这两个人都已被打倒了。

　　在这一点上，毛远不如传说中的诸葛亮。诸葛亮死前不仅算定了魏延必反，还算定了在他死后蜀国丞相只有两任，算定了亡蜀的魏将邓艾必走阴平小道。

　　在这一点上，毛有点像唐太宗。唐太宗生前得知社会流传有“唐三世后，女主天下”的政治流言，于是遍寻朝中武姓而杀之。他自以为已经将武氏斩尽杀绝，江山无虞了，却防不胜防，那亡唐的武则天却早已和他的宝贝儿子勾搭成奸，此刻正有惊无险地侧身于寺庙之中，当着尼姑，却蓄着青丝。

　　其实，唐太宗也曾怀疑过武则天，之所以没有杀她有两点原因：一是他与武媚娘毕竟有过床第之欢，对她留有爱意；二是他小看了她，以为她毕竟是女流之辈，小泥鳅掀不起大波浪。

　　毛对邓没有赶尽杀绝也是这两点原因：一是他对邓也是有爱意的，他一直记得江西苏区时邓曾是毛派“邓毛谢古”的小头子，为他遭过不小的罪。“邓毛谢古”中的毛是他亲爱的小弟弟毛泽覃，泽覃早殁，谢古已逝，“邓毛谢古”，邓小平硕果仅存。毛泽东对邓小平也有对弟辈的感情。也正因为有这点感情仅存，所以他虽然两次打倒邓，却始终认为刘邓要分开，始终手下留情，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也没有将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二是他以为已将邓批倒批臭了，他以为他已将邓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不会再对身后的江青政权造成威胁。

　　曹操生前“挟天子以令诸侯”，但他也有底线，始终不好意思公开称帝。他说：“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在他生前给儿子准备了充分必要的条件。而他的儿子曹丕也确是一个狠角色，果然篡汉当了皇帝。曹操生前不好意思做的事，在死后由儿子做成了。

　　毛生前有与曹操类似的心境，他没有可传位的亲生儿子，又毕竟不好意思直接传位给江青。所以采取了一个迂回之计，先传位给华国锋，然后再由江青从华国锋手中夺权。他料定华老实巴交，能力一般，远非邓小平可比。他或许估计到如果邓在位的话，江青远不是邓的对手，要重新夺权的难度会很大；而江青对付华国锋应是绌绌有余，从华的手上夺权应是十分有把握的事。

　　但他有三个没有料到：

　　1、江青竟如此无能，比他所估计的“无能”还要无能，连对华国锋也搞不掂；

　　2、老实巴交的华国锋竟也不是他估计的那么“老实”，竟会抢先对他的未亡人下杀手；

　　3、更没有想到已被第三次打倒的邓居然咸鱼翻身，兵不血刃地再从华的手中夺得最高权力。

　　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算不如天算啊！

　　也许有人会指责这是以小人之心度“伟人”之腹，可是他为什么借文革之机将老婆放出来，当中央文革小组长，当政治局委员呢？他为什么又将侄儿当政治局与自己的联络员，还让侄儿去帮老婆啊？

　　江青与毛远新关系一向很好，毛远新一向事江如事母。江青要毛远新不要回辽宁了，就留在北京帮她的忙。毛远新请示他的大伯，毛泽东对侄儿说：

　　“我们家的人不多了，你去帮帮她吧。”

　　这难道不是“家天下”的心思吗？难道不是“曲线传位”的草蛇灰线，蛛丝马迹吗？历史在这里打上一个天大的问号！

　　六、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做得最好

　　(一)先帝爷尸骨尚余温，接班人活捉未亡人

　　1976年9月9日凌晨0时10分，毛泽东死了。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一消息。

　　中国的上帝——玉皇大帝用史上最隆重的典仪迎接了一统华夏27年的紫微星君复归原位。先收文曲周总理，后收武曲朱司令，这期间在吉林下了一场流星雨，又震掉了一座京畿重镇——唐山城。上帝的意思，毛泽东也感觉到了，他喃喃道：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

　　弥漫在中华大地上空的哀乐从元月八号周恩来逝世后一直响到十月初，整整响了九个月；华北灾区数以百万计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灾民们呼天怆地的哀号也延续了两个多月。

　　1976年的前十个月，真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难熬的十个月，那么地窒息，那么地漫长。

　　直至十月初，一夕之间久阴转晴，阴霾终于散去，迎来了朗朗干坤的艳阳天，哀乐与哀号终于转换成庆祝“粉碎四人帮”胜利的焰花与爆竹。

　　九月九，喝了他的酒——《红高粱》唱道。

　　那天中午，笔者在上海国际饭店参加一位亲戚的婚礼，宴席上有几道乡下人从来没有吃过的沪帮菜，响油鳝煳、赛蟹粉、松鼠大黄鱼、春雷一声响(“三鲜锅巴”的菜谱名)。

　　谁知正是这一天，果真地惊天动地“一声雷”了。

　　那天下午约四、五点钟的光景，我正在上海亲戚家喝着茶、聊着天，亲戚家上初中的小妹妹嚎哭着奔上楼：“毛主席死了”！“毛主席死了！”扑到她母亲的怀里：“姆妈，毛主席死了！”“姆妈，毛主席死脱嘞，哪能好？”在这母女俩互搂着肩膀痛苦的档口，那坐在一旁的新人也嘤嘤地哭出了声：“我哪能家加触霉头，选了这么一个日脚结啥婚？”

　　我无言地走下了楼，走到华山路和乌鲁木齐北路交界的十字路口，路上的行人已经有人开始戴上了黑袖套。下午的天空是灰暗色，马路是死寂的，近处的公共汽车站，不时有一辆辆公交车进站又出站，没有一声喇叭响；走路的人和骑自行车的人一个一个都面无表情，肌肉僵硬，不敢说一句话，似乎连屁也夹着不敢放。

　　我踯躇在路口，平视着、环视着，不住地喃动着嘴唇，一遍一遍地在心中默喊道：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了！带着对新时代模煳地、既不热切也不明确，却分明存在的希望，心情非常非常地平静。

　　我已经没有什么悲伤，我的悲伤早已在周总理逝世时耗尽了；我也没有眼泪，一滴眼泪也没掉，我的泪水早已在周总理逝世时流干了。在“大逆不道”的小窃喜中，预感到天要变了，要变天了，真的要变了。至于变好还是变坏，快来还是慢到，却无从确定。我们受够了，变好变坏不重要。国家已然如此不堪了，我们的失望至绝望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即使再坏一点也无所谓，重要的是要“变”。当时还以为就像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当权的那个样，换汤不换药，至于后来发生了那么快、那么大的巨变，我等小民却真还没有想到。

　　掰着手指数过数，中间仅隔27天，“四人帮”就悉数被擒了。

　　“幸福”来得如此地突然，大喜而大笑。说皇天有眼；说恶人终有恶报；说总让我们等到了这一天。“白骨精”、“苏妲已”之类的话骂不停。或有几个知己朋友相聚小酌，家乡的“米酒”筛了一碗又一碗，“三公一母”的四只螃蟹吃了一次又一次(反正那时的螃蟹也就两、三毛钱一斤)，一边吃一边骂。我的一位中学女同学的丈夫在南京长江大桥当工人，不知何故他已经长久在家息着。我被邀到他们家去喝酒。这位工人也有中学文化水平，一向也关心国家大事，据说还当过南京“屁派”的小头头，喝着喝着，他就勃然而起，剑眉倒竖，指着壁上尚未剥去的宣传画大声骂道：“妖狐逆畜，也有今日。”我则对着加了黑边的毛像感慨万分：你不是光焰无际吗？你不是显微镜和望远镜般吗？你不是未卜先知、算无遗策的诸葛亮吗？死诸葛还吓走生仲达呢？你倒好，尸骨未寒，你的接班人却活捉了你的未亡人。可见你的“英明伟大”也不过尔尔。

　　那时，我们都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英明领袖”的称呼颇滑稽，不过毕竟是比“伟大领袖”主动地下了一个档次，“万岁”变成了“九千岁”。

　　当时的报纸是如此称颂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我看了暗地里偷好笑。其实1976年10月演出的这一回的历史大戏应叫做：“先帝爷尸骨尚余温，接班人活捉未亡人”。

　　华老西啊华老西，你让那位尸骨未寒的大行皇帝情何以堪啊？再隔上个十天半拉月不行吗？少抓一个，放过他的遗孀不行吗？

　　(二)“假设”帮助我们认清历史

　　四十年后重新回顾这件事，仍然认为“英明领袖”确实是英明的。“粉碎四人帮”这件天大的事只能由华国锋挑头做，也只能是华国锋的这种做法，任何其它人的任何其它的做法，都不会有这样好的效果。

　　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假设”往往帮助我们认清历史。

　　第一种假设：如果不是华国锋，而是周恩来。

　　如果周恩来死在毛之后，中国果真出现了一段周当一把手的时期，哪会怎么样？

　　首先，周恩来会“抓捕四人帮”吗？想都不用想，周是不会的。理由有很多，重要是感觉，相信90%以上的人都是这样的感觉。

　　一方面，周恩来当然会以“四个现代化”为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另一方面周恩来也不会放弃“阶级斗争”的口号。“旧政府”的功臣宿将们与文革新贵的“四人帮”共存于庙堂，江青依仗亡夫之余威不时地挑头闹事搅局，一边搅一边积蓄力量伺机而动。政局固然不可能稳定，经济也必然抓不好。周恩来一死，有谁能预测又将是怎样一番大乱局？

　　第二种假设：如果不是华国锋，而是邓小平。

　　邓小平不是周恩来。如果邓小平还在台上，邓小平既有“抓”的决心，也有“杀”的胆量。他的那股子狠劲儿，是不用怀疑的。但他的动作会那么文雅吗？他会不会开个坦克，动个枪炮呢？

　　第三种假设：如果先动手的不是华国锋，而是“四人帮”，后果会怎么样？

　　其实这是最有可能的局面，也是最不可想像的局面。“四人帮”以上海为中心，以民兵为主要的武装力量，但军队也不是铁板一块，投靠“四人帮”的军头也不可能绝对没有。我们能够肯定的是“四人帮”的力量不足以战胜华国锋，更不足以战胜元老派，逃脱不了必然失败的命运。但在这期间必然会全党分裂、南北对峙，进而发展成南北战争。

　　(三)为什么江青非抓不可？

　　当年粉碎“四人帮”时，老百姓的觉悟比较简单。老百姓一般都认为江青就是苏妲已，是祸国殃民的狐狸精，正如毛泽东的诗中所说的“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妖为鬼域必成灾”的白骨精，“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就该抓起来杀了。

　　可那些当官的，尤其是一些老革命们的心思比较复杂，总想着给老皇帝留点面子。

　　华国锋怎样想呢？他却是能想得比较彻底。他说如果不抓江青，“否则无济于事”。别看就这六个字，其实它是正确的答案。

　　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其实是朝野共识。伟大的“四五运动”早已展示了民心的力量。问题是用什么方式解决？当时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式：

　　1、开会解决

　　开一个中央全会，或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将她们选下去。

　　可是华国锋考虑到无论是在中央委员会，还是在政治局，“四人帮”及其党羽，已经不再是绝对的少数；何况中央的宣传媒体掌握在他们手里；而且不少地方也有他们的人，如上海、辽宁更是由他们绝对控制。开会解决能有几成胜算呢？如果开会的话，只要江青在会上一哭一闹，华国锋们就输定了。

　　华国锋认为：“四人帮”在各省各部门有爪牙，还掌握着舆论工具，开中央全会要开出乱子。开政治局会也不行，“四人帮”捣乱，会公开分裂，不可收拾。

　　显然，这个办法行不通。

　　2、区别对待

　　也就是只抓王、张、姚三人，看在毛的面子放江青一马。这个办法行得通吗？

　　首先，江青希罕你放她一马吗？她会感谢你放她一马吗？江青自己说她只是毛主席跟前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毛不在了，没有人给她发指令了，是不是就不咬人了呢？不是的！她早成了一条疯狗了！逮谁咬谁，况“最高位置”就像吊在这条疯狗面前一块肥肉，谁能止得了她的疯狂。

　　所以，华国锋审时度势，认为只抓三个人不行，必须把江青也抓起来，否则无济于事。

　　3、放任自流

　　华国锋说：要是放任自流，一定打内战。他们必然失败，但损失太大。

　　也就是说放任自流的结果必然就是南北战争。

　　现在说这个话如同“天方夜谭”，其实当年就是很可能出现的现实。

　　文革后期，我们这一代中许多表面上逍遥，内心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的书呆子们的普遍估计就是这种局面。许多“血仍然热着的”的书生们就在暗地里下了决心：一旦发生南北战争就投笔从戎，参加北军。

　　当年，笔者在西北的一个县城里工作，下班后常与三、四个要好的北京来的大学生密议国家大事，其时周恩来还在世。大家全都认为老毛一旦呜呼，内战不可避免。其中有一名好友甚至与未婚对象亮明态度：一旦南北战争爆发，我要投笔从戎参加北军。吓得对象立时打了退堂鼓，一场成功在即的婚姻也泡汤了。这位朋友又重新走上了茫茫寻婚路，但是他不在乎。

　　在分析了这三种方式的不可行后，华国锋才下了抓捕“四人帮”的决心。当然这样的分析，他只能独自进行，独自完成，连妻儿也不可与闻的。但是决心却确实是他下的，而且在下了决心后，也必须由他先端出来。

　　毛泽东丧事结束，叶剑英来看他。华国锋后来回忆说：“我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因为这句话，别人不好先讲，必须由我亮明态度。他见我态度坚决，很高兴，完全赞成这个办法。”

　　正是由于华决心下得早、下得好，得到了代表军方势力的叶剑英作后盾，又得到了与江青素有嫌隙的汪东兴的支持，华国锋就放心大胆地重用汪东兴作为项目经理人，在毛泽东死后仅27天，将“四人帮”悉数就擒，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结束了十年动乱。

　　华国锋，这个老西儿！其功莫大焉！

　　(这一节的某些材料引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11期《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综述》)

　　(四)“继承遗志”只是政治斗争中必须的“策略”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说：“我们这样做完全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华还说：“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他们是准备在10月10号搞政变，王洪文把标准像都拍好了；上海不仅给民兵突击发了枪炮，还发了大批红布红纸，说要庆祝伟大的节日。”

　　华国锋的这一讲话在10月18日作为中共中央1976年第16号文件下达。

　　那么这件事究竟是不是继承毛泽东的“遗志”呢？当然不是的。

　　虽然，毛泽东生前确实曾对“四人帮”有过多次的批评，说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1974年7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时毛说：“‘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什么叫“解决”？“解决”就等同于“抓捕”吗？

　　谁要将老毛说过的这段话当真，谁就是天下第一大傻蛋。“傻蛋”中包括四十年后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编剧与导演。

　　何况，毛明确地说过：“四人帮”的问题“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

　　什么叫“问题不大”？就是说既不是敌我矛盾，也不是路线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思想认识问题。

　　什么叫做“不要小题大做”？就是只能按照正常程序在党内会议上进行解决。这既是毛定下的原则，也是毛提出的“警告”。

　　所以“抓捕四人帮”不仅不是毛的“遗愿”，恰恰正是违背了毛的遗愿。

　　敝友周家琮先生对此也有明确而清晰的认识，在其《也谈毛泽东部署粉碎“四人帮”》一文中说：

　　剧中华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的生前部署这段场景，确有其事。《转折》再现这一重要历史情节，符合历史真实，也颇为得体。而编剧强调毛说过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话，也是史实。然此“解决”非彼“解决”，毛氏的“解决”，并不含华氏“解决”予以粉碎打倒、拘捕审判的意思。经历过文革岁月、并略有政治常识的人们都知道毛对“四人帮”的信赖、倚重和提携。“四人帮”也为毛打倒政敌、推进文革路线，立下汗马功劳。毛只是对“四人帮”根底太浅不能服众、且不讲谋略难成大事，有恨铁不成钢之憾。左右纠结之际，对其虽偶有微词，然多以训斥家人近臣之口气，也不乏做样子给大家看的心计。说毛对“四人帮”作了拘捕监禁的“解决”部署，则不啻是天方夜谭。何况文革中被毛氏“解决”之人、前赴后继：从彭陆罗杨到刘邓陶；从王关戚到杨余傅；直到位极人臣的副统帅；虽不似自我吹嘘的“动个小指头”那么简单，却也是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要解决无拳无勇、众怨所归的“四人帮”，岂不易如反掌，何必把这天大的难题、留给根基未稳的华国锋去“解决”？毋庸置疑，华国锋等对“四人帮”采取非常措施，是在非常时代、非常环境下的不得已之举。此举顺应历史潮流、响应万民之心、实现了历史转折、贡献了伟大的历史功绩。此举既需要非凡的政治勇气、周密的策划部署，相应的政治谋略亦不可或缺。说拘捕“四人帮”是毛的生前部署，乃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和一段时期内仍不废“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一样，是鉴于当时政治气候，为稳定局面、逐渐转向，不得不采取的政治策略。这种策略，当时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支持，更应得到后世的理解和尊重。

　　我与周先生有共同的经历，周先生的见识正合我意。

　　(五)邓小平的高度认同

　　邓小平在1977年4月10日的那封著名的信中称赞：

　　“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所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这也是邓小平的结论。

　　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任何抹杀、淡化华国锋功劳的言论，任何褒邓贬华的倾向是不正确的。

　　华国锋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完美，决心下得快，行动上简明扼要，干净利落，负面影响最小。不仅仅是功劳，也是历史的“功勋”。

　　不可能有比当时的方案更好的方案，也不可能有比所得到的结果更好的结果。

　　七、关于华国锋“一正四负”的历史评价

　　华国锋注定只是一个中国社会大转折过渡时期的标志性人物，他的履历、实力、品质、水平、能力，一切的一切都决定了他只能是一个过渡人物。

　　自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华国锋东支西绌，日渐局促。

　　1980年9月，华国锋同志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辞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从1976年10月算起，华国锋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共呆了4年8个月，但是作为权力核心实际主政，却只有2年3个月，从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上世纪八十年代来，官方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基础对华国锋作过评价，虽然有褒有贬，但贬远多于褒。评价的具体内容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

　　“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

　　所谓的“一正四负”实际上指五个方面。从这五个方面对华作出评价也未尝不可，但却不恰当地淡化了“一正”，夸大了“四负”，所以这个评价本身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既不准确，更不公道，在历史上站不住。

　　在其后的30多年中，官方对华曾经有过三次不同程度上的重新评价：

　　1、2008年8月31日新华社播发《华国锋同志生平》；

　　2、2011年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3、2011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一文。

　　第三次的这篇纪念文章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写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文中写道：

　　“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逐步为一部分干部落实政策。在他主持下，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批重大错案平反。”

　　“在稳定全国局势的同时，华国锋同志重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重新发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号召。他提出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多次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他支持经济理论界开展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肯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应该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他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他认为，‘一定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其中包括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营管理经验，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他还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这篇文章好在：

　　1、充分肯定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定位于“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个“二挽救、一推动”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所谓的“新的一页”，也就是新时代。

　　2、过去的评价虽然也说“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却不谈任何具体的工作，给人造成一种错觉：除了“粉碎四人帮”这一件好事外，其它则是一无是处了。而这篇文章通过具体的事例有力地说明了华国锋在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平反冤假错案、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都是有份的。有的作用是先导，有的作用是关键，还有的作用则是随大流。

　　作为一篇纪念文章，只谈成绩不谈错误，这也许是一种习惯。很难说这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如果是后辈的年青人只看到这篇文章很难想像“华国锋下台”的必然性及合理性。

　　所以，笔者认为在上述正面评价的基础上必需补充以下的内容：

　　由于时代局限性及个人认识局限性，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提出了“抓纲治国”、“继续批邓”、“两个凡是”等错误方针；对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导不力，实际上是消极抵制的；在继续维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有意无意地制造并接受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在政治上延续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不少的“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中缺少经验，沿用了“抓革命、促生产”、“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老路子，总体上没有走出新路子。

　　虽然华国锋同志领导的“粉碎四人帮”为新时代的到来打下了不可缺少的组织基础，但是由于他没有放弃、更没有取消“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仍然维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所以华国锋同志也就不可能，也不能够引领中华民族当代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没有为新时代的到来打下思想基础与理论基础。

　　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归根结底并不是看什么人在台上，而是看这个时代的主流精神有没有本质的变化。“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曾经是一种时代精神，只有当这个东西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才会有新时代的来临。

　　华国锋同志在从党的一般干部走上省委一级的领导干部的过程是基本正常的，但从省一级走上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过程坐的是直升飞机，是依托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凭及的是毛泽东个人的特别恩宠。华国锋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的受惠者之一，毛泽东是他唯一的恩主。这样的履历与背景决定了他不可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更不可能放弃“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所以，这个旧时代精神的消逝，新时代精神的来临不可能由华国锋同志这个基本上是文革派的人所能完成的，而必然要由文革的反对派及在文革中受迫害者们邓小平、胡耀邦、赵同志这些人合力，而且是逐渐地完成的。

　　八、华国锋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与邓小平的“准确的、完整的”

　　(一)华国锋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毛泽东既逝，“四人帮”既擒，大局初步企稳。国人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一是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二是让邓小平复出。

　　“民心不可违”的政治常识人人懂，可是那些愚蠢的政治家们总是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违背民心乃至强奸民意，结果总是进一步丧失民心。

　　对于民心民意，华国锋及汪东兴一班人明知就里，却视而不见，故意设局转移老百姓的注意力。

　　他们一方面“抓纲治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批邓，又转化为以“揭批四人帮”为中心。实际上却是以“四人帮”的方式揭批“四人帮”，又大搞了一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人人过关。

　　华国锋甚至在1977年1月亲自签发通知，追查所谓的“政治谣言”。2月，中共中央又先后发出五号、六号中央文件；3月，国务院发出三十号文件，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要坚决杀掉”。由此形成了无数新的冤假错案，这是文革恶法“公安六条”在新形势下的重演。华国锋的这一罪错同样也是不可原谅的。

　　从华国锋的这一罪错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在华的心目中也是根深蒂固的。继而在“揭批四人帮”、“追查政治谣言”的同时，终于提出了“两个凡是”的理论纲领。

　　1977年1月，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说：“凡是毛主席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