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解放军炸总部？占中滑向暴动注定失败

  　　香港“占中”自失控以来，已经进入到了第三个月，原本已然进入平静期的游行示威再次发生逆转。12月1日晨间，在金钟占领示威区旁的解放军驻港总部内一座建筑物的窗户更是冒出浓烟，疑似遭遇故意纵火。30日晚间，局势一度火速升级，学联及学民思潮发动包围政府总部和特首办的抗议活动。在此之前，还曾有人发恐吓电邮，扬言要炸毁警察总部。有观点认为，学联及学民思潮类似“自残”的行为，根本无异于改变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也有一种声音对形势的升级表示担忧，因为照此局势发展下去，不排除发生暴动的可能。

　　虽然香港学联和学民思潮一再宣称，希望港府响应市民争取“真普选”的诉求，强调不会挑衅警方，也不会破坏公共设施。但是事态并未朝着其希望的方向发展。据悉，示威者前往特首办方向前进时，与警方发生冲突，警方举起红旗警告，并胡椒喷雾。已经被清场的旺角“占领区”，挑衅警方的行动也在不断升级。此外，也不少有网民公开在讨论区里营造“暴动”氛围——“公义是对事，不对人，杀警也可以是公义”，有人扬言“血洗警察宿舍 杀死警察亲友”，还有人“称赞”杀害多名警员的徐步高是“英雄”。

　　凡此种种，不仅让香港增派警力变得合情合理，也让香港长期引以为荣的法治日渐失去尊严。因为香港《公安条例》明确规定，任何人将其明知或相信是虚假的消息向他人传达，意图诱使该人或任何其他人相信任何地方或地点放有炸弹或放有会爆炸的物品、物体或对象即属犯罪，最高监禁5年及罚款15万港元。警方也已在30号晚发表声明，表示留意到有激进及滋事分子混在在非法占领人士当中，刻意制造混乱。呼吁占领人士要保持克制，不要做出挑衅行为。重申，不会容忍破坏公共安全的暴力行为，会果断执法。

　　事实上，从“占中”失控到现在，反对派及学联的每一次诉求都因太过非分而从一开始注定了失败。作为“占中”运动的主要构成部分，学联及学民思潮从一开始提出的政改方案就不符合《基本法》的规定，所以输局早已成为定局，所谓谈判以及对话根本无从谈起。港府宣布取消会面，也是因为学界代表提出的谈判条件，只是将市民的福祉和香港的未来作为对话的筹码，实际上并不符合公众的利益，也不符合现实的需要，更不符合政治的伦理。当中央和港府表现出了平息事态的意愿和努力，希望香港早日回归正常状态，罢课不再继续，金融不再瘫痪，学生群体还一再沉迷于“英雄主义”的幻境中，或是被其绑架，所下的赌注不仅是香港的经济民生，己身更可能因为触犯法律红线而成为被法办的对象。

　　此前，三名学联成员，包括周永康、钟耀华和罗冠聪在占中走向平息之后，原本计划搭乘国泰航空航班前往北京，三人事先在网上办妥登机手续，但被国泰职员告知，收到内地通知，三人的返乡证已被注销，因此无法登机。另据不愿公开姓名的可靠消息源透露，据传中央有一张五百多人的名单，包括学名思潮、学联，以及各大学学生会成员、前任及现任学生领袖，列为高度防范人物，要求边防人员密切留意，拒绝他们入境内地。在此敏感时间节点，学民思潮发言人黎汶洛以及学联常委罗冠聪，还在鼓噪香港民众走上街头表达诉求，不是“自残”又该何论？

　　对此，罗范椒芬批评称，学联及学民思潮以为“行动升级”就可以改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是不切实际的，更是“自残”的做法。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警告，未来两年香港可能会出现暴动。香港社会不少人士认为，示威者到处挑衅延续乱象，目的已超出“占领”行动本身，完全是为了推翻特区政府。

解放军驻港总部

　　反观北京，在处理香港占中事宜上表现出了更为积极的姿态。如果学联愿意，完全可以给予北京更多的时间和信心去处理“占中”，以及静观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后效如何，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将其打入万劫不复的冷宫，进而以激烈手段进行不必要的抗争。从“六四”到占中，处理手法的变化有目共睹。比如在情况和信息掌握得不够准确的情况下，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处理手法，而是把自己约束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框架内。当有军方好战派提议北京出动武警过境镇压时，官方也并未为之所动，而是静观其变。此外，为防止情势向不可控的额边缘发展，中共政治局常委曾召集紧急会议商讨香港局势。这也是中共第一次就香港问题召开特别常委会，此等规模和第一时间，在2003年50万人大游行时也未曾有过，足见北京对香港的重视以及化解“占中”危机的急切。不过，之所以召开这次秘密会议，只是为了避免港府在简单粗暴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无意逾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红线。作为一把手，习近平之所以一开始并未就“占中”做公开表态，既是对“总书记先不要讲话”惯例的按部就班，也是对“高度自治”的进一步夯实。

　　后续地，当世界目光聚焦于中国、聚焦于习近平的时候，这位西方眼中的世界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一针见血针对占中问题首次表态。这段简短的表态，既是说给在场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听的，也是说给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听的，更是说给那些意图让占中演变为港版“六四”和颜色革命的投机者听的。“香港发生‘占中’这个行为是一个违法事件。我们坚决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处置，维护香港社会稳定，保护香港市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香港事务纯属是中国内政，外国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干涉。而且，我们还要保护我们外国公民和商业企业在香港的合法权益。我想，依法维持香港的治安，不仅在香港，在全世界都是应有之义。”

　　香港之于中国，始终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何况当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位置被撼动后，当港人弱者心态在一次又一次的陆港冲突中暴露无遗时，这种特殊性更需要中共正视和优待。北京与香港的关系，始终是“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以此关系为基础，即便占中一度失控且引发了长达近两个月之久的乱局，香港核心地段也不断有刺耳的反对声涌现，但是血浓于水的关系还是不会有任何改变。所以，对中央与港府来说，断然不应该是港府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说的那样，泛民在恐吓中央，而中央则越吓越坚定。或者如同陈佐洱说的那样，如果香港控制不了局面，中央会采取霹雳手段。因为没有哪个孩子会恐吓家长，充其量只是闹闹小脾气，刷刷存在感；也没有哪个家长会以霹雳手段对待自己的孩子，充其量只是恨铁不成钢，哀其不幸怒其太争。发生在香港的这场正在渐次平息的运动，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既然剑已出鞘，不妨各自退一步海阔天空。这种妥协策略，从始至终都是化解危机的最优选项。可惜，妥协要么来得太晚，要么远远不够。对社会运动一方，对公权力一方，概莫能外。

　　占中”失控伊始，西方舆论更愿意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将这场发生在香港街头的运动与“颜色革命”、“港版六四”关联起来。如果学联及学民思潮真的是出于“让香港更好而不是更坏”的初心，那么定然不会希望“占中”在一轮接着一轮的暴动后坐实“港版六四”的这一来自西方敌对势力的欲加标签。时下，摆在中共面前的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这次走上街头的抗命运动不是区区几万人，而是几十万人或是几百万人，那么中央是否还会坦然面对？是否还会坚定自己的立场，不将示威游行当做洪水猛兽？发生在香港的这场占中运动，好比一场公民抗命的预演，暴露出一些街头运动规律的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中共提早谋定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大局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如何早谋早定？中央守好底线，将己方规范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框架内只是很小的一步，对于香港问题，始终是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所以接下来要做的，既有来自顶层设计的定方针，以法治的精神让香港问题规范化，也需要中央做好明确的切割和定性，也即哪些问题属于香港“内部矛盾”，属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范畴，哪些是需要中共插手参与的。做好清晰的定性，且通过这各种渠道让这种定性深入港人之心，那么或将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中央过度干预香港事务”的情况再度发生。　　(泉野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