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贼徐才厚查抄内幕的飓风尚未彻底平息，周永康案以令人意外的公布时间和内容再次引发剧烈震荡，如同抛入舆论场的一枚定时炸弹。虽然于局内人而言，这枚炸弹是定时定量的，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的尺度拿捏早已精确入微。但是于局外人而言，一切都是突如其来，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所以，当常规性罪名之外的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以及与多名女性通奸之类的表述出现在官方简短的通稿中时，公众的眼球则自觉不自觉地聚拢而来。这种视角的切入，局限于看似无伤大雅的话题上，进而想当然地忽略了桃色新闻背后反腐的严肃性。进一步深究，这一严肃性即意味着中国第五代领导核心卸不掉的“历史重担”，以及完成使命的程度几何之于中国、之于世界未来的重大意义。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胡,直至现在的习近平，于中共历届领导核心来说，反腐败向来是一个带有历史承续意义的政治任务，而且是不得不肩负起来的历史重担。在毛时代，建国后不久就发动了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为主题的“三反运动”。而且就其当时的动机来说，是明确的救亡图存，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讲，如果不进行“三反运动”，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到了邓小平时代，反腐败一如既往地轰轰烈烈，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人，邓小平对于如何开展反腐败斗争亦多有论述。“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开放之中。”到了江、胡时代，虽然反腐的口号亦喊得震天响，而且打老虎、拍苍蝇也在如火如荼进行，但是总被外界看做是做做样子的小修小补，未能触及到最深处的腐肉和痛点。
到了习近平执政的时代，反腐败开始出现不一样的景观，不仅体现在反腐的力度上，而且官不聊生的官场生态正在渐次形成。虽然上台仅仅两年，但是反腐方面的轮番大动作已经让民众乃至世界眼花缭乱。除了接连不断拍死的一众小老虎和苍蝇，拿下周永康、徐才厚这样的巨型老虎，也只有习近平有这样的政治勇气和魄力。而且，反腐不再是一阵风，而是更多地开始向常态化过渡。以周案为例，从决定核查到立案审查，再到这一次的开除党籍，整整历时一年。足见案情之复杂、影响之深远、性质之恶劣。官方刻意选择于凌晨12点整发布消息，原本意在尽可能地淡化周案影响，降低舆温，但由于连夜公布的蹊跷和罕见，同时也让这起世纪大案更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而刚刚结束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锁定依法治国作为主题，也被看做是对周永康时代的一次全面的拨乱反正。
自电影《建国大业》里蒋介石发出“反腐败亡党，不反则亡国”的感叹以来，反腐败亡党亡国的声音变开始盛嚣尘上。如果把执政党当做一个家族的政党，反腐败必然亡党；如果把国家看做家族的天下，不反腐败则肯定亡国。中国历史的周期律也一再说明，如果统治集团腐败达到一定程度，那么民众一定会揭竿而起，发动声势浩大的起义，最终城头变幻大王旗。虽然时下的中国，已经不是皇权专制，整个国家也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历史周期律运转的“必要条件”已经不成立，但是腐败丛生的种种潜在威胁和可能性仍然存在。习近平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和他的左膀右臂，比如李克强和王岐山，正在努力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怪圈，完成历史性的反腐重任。王岐山在反腐会议上公开推荐法国作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是这种危机感的外溢和间接表达。虽然尚且不知完成结果如何，但至少表现出了世所罕见的且令公众满意的政治态度。
有了这样的政治态度，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是否就能一马平川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透明国际刚刚公布的清廉指数排名，中国在175个国家中排第104位，与去年相比下降了20位，是排名跌幅最大的国家。中国外交部和主流媒体对这一排名的客观性先后发出质疑，并批驳“事实严重不符”。其实，这样的排名结果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在于，习近平作为强有力的领导人，正在掀起的这场反腐运动，在西方看来，只是冰山一角，执行的方式也谈不上有什么透明度。因为真正意义上指本的反腐，应该展现透明度、对公职人员问责。而中国恰恰缺少的是“针对行贿受贿的更有利的法律、获取信息的途径、对举报人的保护，以及更公开的预算和资产申报。”意料之外在于，十八大后的两年时间里，中国进行的反腐运动早已成为习近平时代的首要关键词，贪腐官员落马的速度和密度前所未有，为何在这样的反腐力度下，清廉指数不升反降了呢？
透明国际显然是持着傲慢与偏见在看中国，而且对中国反腐局面的认识也固步自封于长期以来的刻板成见。中国在变，反腐也在一步步从指标向治本转变。如同王岐山在政协会议上所说，指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十八届四中全会罕见地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被确立为核心任务，体现在反腐层面，显然是在为治本的制度性反腐铺路。这是中国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第五代领导集体卸不掉的“历史重担”。因为当历史的脚步行至当下，世界权力的中心向东转移，中国在反腐败问题上不得不进行一场革命。否则，不仅会被民众所抛弃进而亡国亡党，更会因逆世界大流而动最终被淘汰。
习近平带领的领导集体挑起这一“历史重担”，从小处着眼，是为维持中共执政，是为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是为中国继续崛起添砖加瓦。而从大处来看，中国反腐的成败一定程度上也关乎世界未来大势，关乎人类社会的积极发展。多维新闻在《反思西方民主 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家》一文中曾如是论述，北京APEC结束后，中国版的全球化蓝图铺展开来，世界权力的中心也被认为开始转向中国。“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这一主题也在峰会取得的丰硕成果中得以进一步夯实。于是，有人开始将目光聚焦于2016年的G20，大有只要是中国承办，便会马到成功，圆满顺利。这份信任和寄望，源于中国给世界交出的满意的答卷。经此量变的积累，世界在聚焦中国的同时，也不再单纯以经济规模视之，而是开始转换角度看待中国的崛起，看待这种崛起之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意义。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也确实需要在饱受诟病的反腐问题上有所作为，才算是不负历史和时代重托。值得庆幸的是，从徐才厚到周永康，习近平和他的团队展现出了足够的反腐诚意和政治担当。后续如何从运动式的治标过渡到制度式的治本，如何在依法治国的大前提下改观外界对于中国反腐事宜的刻板成见，不妨以周永康案作为起点和“试验品”，走好接下来至为关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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