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通奸谍战 北京还有多少猛料没放出

 

　　10月初《沈冰自述》的出版让人过足了八卦瘾。不去追问在当局监视之下，这位前央视美女主持、周永康的“红颜知己”是如何完成这部著作，又是通过何种途径传递到香港出版的，单是其中的传奇宫闱秘闻便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其实，信与不信并不要紧，很多曾经匪夷所思的流言蜚语不都被证实了吗？这一虚虚实实的讲述已不能改变当下对周永康等人一系列宫廷秘闻的认知。

　　总后副部长谷俊山公然威胁部长廖锡龙、政委刘源“别挡道，我背后有人”，乃至被查期间雇凶刺杀高级将领；北京前国安局局长梁克接受周永康的指示，在十八大前后监听温家宝等高级领导人；徐才厚、周永康广植亲信，秽闻直指“军中妖姬”兼美国间谍的汤灿……近期，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尺度剧集在不断刷新外界对中共“伟光正”光鲜形象下的认识，强烈地刺激人们的感官神经。

　　这些可能远比宫斗剧、《纸牌屋》更为真实精彩的“红墙秘闻”曾经被中共视为政治禁忌。中共以“遮羞布”一块又一块地捂得密不透光，深怕掉下来一块就会冲击中共的执政权威。但如今看来，“遮羞布”纷纷掉落，一切都没有发生，反倒通过习近平展现了中共自我纠正能力，这实在是一件令中共谢天谢地的“奇迹”。

　　实际上，这本来就是一个当局拿捏弊政曝光深浅与揣度社会承受力的过程。历史上几乎所有朝代丧失政权都有面对腐败无力回天的原因，满清末期一本《官场现形记》道尽官场黑幕；但也有直面弊政而重建权威者。所以，关键还在于现政权的权威究竟还剩下多少，能否掌控反腐节奏和民间反应。

　　春江未暖鸭先知。在这个信息开放的年代，民间舆论场总是能洞察政治风向的“寒暑变化”，自然也能读解到当下官场整肃风暴的“深浅”或者说虚实。从薄熙来系列案件的全程微博直播猛料迭出，到利用境内媒体和“出口转内销”的所谓海外媒体放水，与中共官媒形成恰到好处的“共谋”，中共测试、冲淡社会舆论承受力的能力值得关注。较之以往，十八大的反腐风暴中可显而易见地让人感受到中共控制舆论“火候”的痕迹。这有相当程度上可能与2012年薄熙来案东窗事发时中共所遭遇的被动局面有关。所以，在2014年6月29日、2014年7月29日相继公布徐才厚、周永康案时，舆论场的惊讶程度或者说热度已经在一次次官方的旁敲侧击、或明或暗的提示下冲淡殆尽，“消化”了舆论的激烈反弹。比如徐才厚落马前便在谷俊山案中有了角色铺垫；而对于周永康案，人们更是很早之前便清晰了解围剿周老虎的五大外围作战的前前后后。此外，在反腐风暴一开始被网络反腐“裹挟”时，官方紧急“表态”也从侧面证实中纪委反腐总体上控制节奏，避免失控的考量。党报新媒体微信公号“侠客岛”12月16日晚刊文亦承认，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宣传上能够收放自如，“会爆料”、“会透料”、“会加料”，在与大众传媒打交道拿捏得相当到位。而这些，正是与王岐山等人擅长、深谙传播门道有密切关联。这大概也是中共王岐山打虎围猎的斗争艺术之一吧。

　　事实上，不管是“打虎”情节发展的需要，还是当局被动回应传闻，这些夺人眼球的情节经历了传言——外媒公开报道——陆媒放水——当局公开定性——陆媒充实情节证实传言等一系列完整而精妙的操作程序。在这一轮轮细节呈现中，类似于财新网、《凤凰周刊》乃至更早之前的澎湃新闻都有独家细节披露，甚至超过一般媒体采写人员能接触的人物对话细节，可以想见个中背后的逻辑。比如以徐才厚案为例，徐才厚的传言风闻已久，港媒在2013年观察到徐才厚接连缺席当年两会重要会议；2014年初徐才厚露面春节招待会但是围绕他的海外贪腐被查的报道开始明晰化，同时网络出现举报徐才厚涉谷俊山案的书信；3月份乃是一个时间节点，境外媒体的放风已经可见更多细节，比如妻子女儿被带走接受调查，之后的报道证实了它的可信度；11月20日《凤凰周刊》公布《国贼徐才厚查抄内幕》披露诸如金山银海、吃“窝边草”等内幕，“应和”《解放军报》等中共官方媒体的政治表态……这一切显然有清晰的步骤。

　　这些原本令人瞠目结舌的贪腐黑幕细节通过这种技巧性的操作“锻炼”了人们的承受力。正因为人们已经趋于习惯这样的心理期待，习惯了32名官员指名点姓的“通奸犯”，习惯了30多名解放军将领的沦陷，习惯了薄熙来妻子谷开来的传奇谋杀案，习惯了听某某党政官员家藏巨亿车载斗量、数百套房产尚在少数……所以，人人都在高喊共产党员真黑、黑透了，但少有人不对当下的中共抱持有种程度的期待，认为这些黑暗是可以扭转的，中共还是可以因为一个习近平的出现可以改变的。

　　有人说，中国的老百姓实在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最善良的百姓，他们愿意逆来顺受，对为官者很是宽容。只是有些官员属于那种得寸进尺者，视宽容为软弱可欺。但还是古代那句话，民意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百姓们总是抱着“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觉悟，但千万不要逼着他们连这日子也过不下去了时还在招摇过市，喊什么“我爸是李刚”的昏话。据说，习近平时常把苏东坡在《晁错论》中的一段话挂在嘴边：“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所以，百姓似乎对中共反腐开始变得乐观，但千万别误读这种表面上看起来的“熟视无睹”。

　　而对于当下的中共而言，很庆幸，其曾经的担心没有果真成为现实。外界当初判断的因为中共党政官员贪腐丑闻的扩大而丧失执政合法性遭到质疑的情况没有出现。相反，反倒是让人们认识到这种自我纠错能力仍然未曾丧失，习近平统一了各种力量的认识，树立了一个新的强人政治的权威。这便无怪乎本来喧嚣的左右舆论也销声匿迹了（可能当真无话可说了），也引发了西方媒体转折式的好感（在相当时期中共领导人曾让他们觉得无个性魅力，更缺乏反腐的政治魄力）。

　　但反腐毕竟攸关生死存亡，既然要“疗毒”则必然要刮骨，否则终究只是割韭菜一般，贪官只是杀了一批又一批，“江山代有新人出”。危机常在，反腐也应永无休止符。种种宫斗、间谍等等远超过人们想象的黑幕曝光都未能打垮中共，这实在是可资利用的民意支持。在此情形下，承认感冒就会当做感冒来治病，承认病入骨髓就会可能被当做病入骨髓的病来医，中共讳疾忌医、掩耳盗铃了太久太久，现在是承认病灶的时候了。于此，坦诚有多少，勇气便有多少，自信便有多少，这实在是一个决定反腐深度、决定拨乱反正彻底性的最重要指标。

　　中共首设的“国家宪法日”时，《黄克功案件》举办首映式。编剧王兴东认为，影片中审判长雷经天在面对情与法、杀与赦的选择中，正是以宪法精神作为判案原则。他为雷经天设计了这样的台词：“共产党内没有特殊党员，无论你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功劳多大，没有人能超越法律”；“如果我们宽容了黄克功，官贵民贱，共产党不姓共了，人民就会与我们不共戴天，像骂国民党特权腐败一样，反对我们”。那么，当下的中共便需要更多这样的坦诚。不妨期待中共放水更多猛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