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因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而不幸去世的遇难者的生命被定格在旧年，可围绕他们的舆论风潮却在新年被不断搅动。其中，关于是否应该报道一名复旦高校学子的逝世引发质疑与争论。名校、个人隐私、新闻伦理、公共报道等一系列名词相继被端上台面，成为踩踏事件后人们的又一个关注点。在这之中，尤以复旦师生与媒体人的论战最为激烈，可其间的是非对错至今依旧无从辨明，如同网友@大头 评论的那样，论战双方可能都不曾看清对手的真实面目：“这是一场与假想敌的针锋相对”。如果非要为这场论战定下基调，那就是“纠结”。
事情缘起自《新京报》与《南方周末》1月1日各自的一篇关于遇难者的人物特写报道。傍晚时分，《新京报》以“复旦20岁 ‘才女’外滩踩踏事故中遇难”为标题，大量引用社交平台等方面的信息，希望借此展现这位逝者的性格侧面。而《南方周末》则以“遇难者XXX”为题，力图还原外滩踩踏事故发生的现场。晚上八点半，网易新闻转载了新京报报道，并配以遇难者的真实头像。而这也成为复旦抗议舆论的引爆点：使用社交网络发布信息是否符合新闻伦理？未经家属同意而擅自发布遇难者死亡场景是否合适？在指责中，一条“举报攻略”也在流传，消息生产者希望每个看到的复旦人都去举报南方周末关于复旦遇难者的消息，让逝者的稿件从微信圈彻底消失。
2015年1月1日晚22点55分，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发帖：“昨夜外滩踩踏事故中，我校一位同学伤重不治。在学校发起的向家人和辅导员报平安接力中，她的父母没能收到她的安好短信。老师、同学、朋友们的祈祷，再也唤不回她 熟悉的身影。我们表示无比沉痛的哀悼！望有心人帮转，呼吁媒体尊重她、保护她，不要再挖掘她的隐私，不要再刊登她的照片，让逝者安宁。”当日晚，复旦大学官方微信平台又发布一则消息，指出 “复旦一学生在外滩踩踏事件中伤重不治，望媒体尊重逝者隐私”。这则消息在微信圈中转发者甚众，共收获近十万次点击。
1月2日，包括“复旦大学校友会”微信公共号在内的多处转发，一篇注明来源为“复旦易班”微信公共号的帖子《【呼吁】少点伤痛，多点尊重》引起关注。该公开信认为：“在这一篇报道中，媒体大篇幅的引用了杜同学的私人资料：年龄、生源地、专业、生平喜好，甚至是生前的男友的话语，那么我想问一句，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为了要哀痛一个生命的逝去，还是仅仅为了博得关注度的手段？”并提出四点对媒体伦理的看法。文章中，他们“知行合一”，将报道中出现杜同学名字的地方尽数涂抹掩去。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在复旦易班上的原标题为《【呼吁】少点伤痛，多点尊重》，但“复旦大学校友会”显然对这个“温和”的标题不够满意。他们将情绪通过自己重起的新标题传达而出：《今夜无眠|复旦学生致部分媒体的公开信》。
论战双方的对象似乎渐渐明晰起来。就在公开信发表后不久，因为直斥复旦学生“太矫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广州媒体人成为了复旦师生真正的“对手”。微信公共号“微观者说”1月3日以授权转发的形式转发了一篇题为《媒体人就外滩踩踏事件致复旦学生公开信：别太矫情了》的文章。文 章提到，“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复旦大学部分学生纷纷指责媒体，甚至要求遇难者家属不要接受采访，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一位广州媒体人在车上写了这样一 封致部分复旦学生的公开信，征得作者同意，本微信公众平台予以转发，欢迎讨论。”该文章认为：“网络时代人们对个人信息极为敏感，但往往忽略很多信息是由 当事人主动公开的，并不具有隐私性质。如人人网、微博、QQ空间，推特，只要当事人主动发布，这些信息不仅是对媒体的公开，而且是对每一个能联上网的人类 的公开。在现今这个公开范围约为60亿，其非隐私性也不以当事人生死而变更，媒体引用无碍。”
至于被复旦师生质疑的新京报与南方周末，他们对此却没有明确的表态。南方周末关于《遇难者杜XX》的文章至今仍在其主页上显示的十大热门新闻中排名第四。
虽然争论双方你来我往，可复旦师生与媒体人真的是“对手”？微信公众号“大头”对此并不敢苟同。1月3日，三位署名为“小东邪”、“南柯太守”、“大头”的人在该公众号上发文《复旦学生公开信与那个面目模煳的媒体人》，称这场论战只是“一场自说自话的舆论热潮”。该文言辞犀利，直接把这场论战降格成了“各说各话小学生作文”水平：“好像是一边代表了复旦学生，一边代表了媒体人，个体绑架了群体，看起来阵势浩大，实际上双方都面目模煳，争了半天都不知道在和谁争。一边强调遇难者的隐私权，一边强调媒体的报道权，合理的报道权大战合理的隐私权，最后两边各说各话，最后的争论变成了「你这样不对！」「你矫情！」「你才矫情！」这样的小学生作文。”
事关复旦，事关新闻伦理，致力于“关注突发事件，倡导学术批评，重构传播理论”的“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于情于理似乎都应该给个说法。1月3日，其在微信公众号刊发文章《在满足知情权与消费遇难者之间》，试图借着这波舆论纷争，在“新媒体时代重新建构新闻专业主义”。文章基于一次非正式的圆桌讨论整理出的对话记录，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谢静、副教授赵民、讲师葛星都参与其中。讨论中，四位新闻学院人士试图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媒体如果借公众知情权来满足大家的情感 消费，是市场主义而非专业主义……不能笼统的说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就视为接受采访。另一方面，公众也应提高对社交媒体性质的理解，不要乱发乱转……在新媒体时代，许多界限都已经烟消云散，甚至专业主义自身。这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所以，我们着力关注的是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重构。”
不过，葛星讲师在这之中讲的一个亲身事例似乎更能让人贴近他们的讨论。十多年前，由于广州一处井盖被偷，一个小孩因此不幸掉落溺亡。在是否“刊登尸体被打捞上来的画面”这一问题上，“纠结”了十多年的葛星至今无法给出答案。此情此景恰如外滩的彼时彼刻：“这里讲一个十几年前我在广州实习的时候碰到的故事。广州有个井盖被人偷走了，没有及时补上，结果一个小孩掉下去溺亡了。我所 在报纸的一位社会记者去跑的新闻，拍摄了那个小孩尸体被打捞上来的画面。回来之后部主任想要用那张照片，记者却跟主任说，他个人决定不要用。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也有这样年纪的一个孩子。换句话说，他在考虑孩子父母看到这个照片的感受。 我们当时也有争议，说正因为这个照片有冲击力，可以让广大市民感同身受，适当处理后刊登出来也好，但是他还是坚持不用。我经常在课堂上讲述这个故事，然我的结尾都会告诉学生，如果你们问我，换了我会不会用这张照片，我会告诉你们实话，就是很纠结。”
不过，葛星还是为这故事划上了一个结尾：“但是当时那个记者还说了一句话：是我决定不用这张照片的，如果有责任，我来承担责任。”
但关于复旦逝者的舆论纷争仍然没有结束。这个注定不会平静的新年气氛早已无法仅仅用悲伤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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