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怨上海外地人太多的观点准时复活了

　　中国都市正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得以享受城市提供的便利，也不可避免地要承受人口膨胀的负面影响。部分都市居民的神经远远弱于他们的愿望，于是每当发生公共事故，就会有少数意见人士抱怨政府不控制外来人口、抱怨（低素质）外来人口过多，这样一种观点犹如传说中不死的德考拉伯爵，每当闻到血腥味，就会准时诈尸，表演一番之后又继续躺下。在2015元旦前夜上海发生踩踏悲剧之后，这种观点再次复活，瞬间具有向香港蝗虫论看齐的潜质。

　　悲剧往往引发各种思考，事后诸葛亮虽然无济于事，但总有益于避免下一次悲剧。在各种坊间的分析里，一种观点认为发生踩踏的唯一原因就是人多。这种原本朴素的观点很快被曲解，社交媒体上各种“本地人”或怒气冲冲或冷嘲热讽，埋怨政府不控制大城市的外来人口数量。为了说的好听点，他们会说只是要控制“低素质”外来人口数量。

　　问题来了，这次事故是元旦哎。节假日哪有景点人不多的？最多只能说说限制游客数量、凭票入场之类，和控制外来人口真能扯上关系？节假日中国哪个景点人不多？按照这种逻辑，应该限制全中国人口，还得禁止外国人入境。说这些话的人，自己节假日有没有去给外地景点添过堵？自己在人流中有没有严格遵守秩序？

　　同样是这些人，恐怕还会立刻称颂纽约时代广场跨年夜人数众多却秩序较好，完全忘了纽约有没有户口，有没有限制外来人口。

　　当然我们不必较真，这类观点逻辑矛盾、论据不足再正常不过，因为它们不过是一些人借机发泄都市居民中最保守最无能的那部分情绪而已。别说踩踏事件，每一次他们购物受阻、买房不顺、求职失败、车牌流拍……都会发出类似的声音。“上海人其实好可怜”便是他们的写照。即便如此，这些观点未尝不能作为大国治理的参考，至于情绪本身，我们同情一下就好。

　　有趣的是，中产阶级群体虽然时常表现出对流动人口控制的兴趣，但并非总是该制度的拥趸，换一个时空，主流舆论又会变成抱怨户口限制人的自由。不要说户口制度，哪怕收容遣送这样相对“简单粗陋”的城市管理问题，参考中产阶级多变的情绪也要慎重。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起抗议，最终取消了收容所，但这种形式上的进步如果没有实质治理的足够支撑，依然是镜花水月，甚至引发更严重问题。并且也无法舒缓中产情绪——自从“收容遣送”变为“救助劝导”，不再对相关人员强制处置后，对乞丐等等的埋怨声便又抬头了。

　　城市要发展，不可能脱离新鲜血液；城市的正常运行，需要各层次的人才。有人主张控制人口，可一旦城市发展停滞，他们自己的工作、生活很可能也受到影响，到时候又该说什么？有人主张只吸纳高学历精英，但没有普通劳动力从事基础工作，城市还能运转吗？比较悲剧的是，有人也许会在与外来高学历精英的竞争中落败，去从事那些自己不愿干的工作，于是只有在抱怨中体现一下自己的“高素质”。

　　上海人口到底多不多？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去年撰写的文章指出，从横向比较看，上海的人口比例不高不低，恰符合各国大城市的发展规律。

　　在世界范围内看，上海作为“首位城市”，与国家人口相比，还算人少的

　　在亚洲国家中，则在拟合范围内，未来上海人口仍可能继续增长，但幅度不会太大

　　也有人说上海人口密度高。这个可以比较一下。“以全上海算人口密度，这么算会使上海的人口密度显得比较小。另一种比法是把上海的内环线拿出来，上海的内环线只相当于其他世界上大都市的核心区，这样就太高了。”正确的比法是找最中心的区域，“把上海密度最高的区拎出来，把不包含浦东的区，按照人口密度从高往下排……面积在800平方公里左右，而东京最核心的位置，在600平方公里左右，比较接近了。一算人口密度，基本上差不多。”

　　至于上海未来人口的增长趋势，陆铭和研究合作者复旦大学陈钊教授认为，“经济开放程度越高，这个国家和贸易相关的部门就会越强，通常贸易、金融、酒店业、航空运输业这些部门，大量集中在首位城市。所以一个国家越开放，这个国家的首位城市的人口也会增长。这几个指标都会使得上海的人口是增加的。首先中国人口大，如果再看面积，上海恐怕是未来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提高，中国的经济开放程度也比较高，这些都是促使上海人口继续增长的因素。”

　　在横向比较之外，还可以发现，我国目前的城市人口管理牵涉到许多特殊问题，例如城乡结构、东西差异、产业调整、经济转型等等。因此，城市人口管理是中国本身复杂性与发展问题复杂性的集中体现之一，抱怨者除了展示素质，也不妨了解一下这些知识。

　　比庸俗市民高一等级的是这样一种倾向：把悲剧归结为消费主义和发展主义（外滩、特别是卷入事件的某酒吧就是消费主义的典型景观和场所），呼吁停止他们眼中的“资本主义”式发展，改变生活方式。这是另一种高尚而抽象的呼喊，毕竟，1987年社会主义时期外滩对面的陆家嘴轮渡站照样出现过踩踏。

　　从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马平的回忆来看，至少十几年来，政府和相关业务部门都已经“预见到了风险的存在，并为此做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工作”。“2014年中国有140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而15年前，这个数字还不到50。中国各级政府虽然早就适应了中国人口众多的现实，但还没习惯应对这些人口集中在城市居住的局面，缺乏管理大规模集会的经验。”或云大上海应该经验丰富，殊不知也有可能遇到超出估计的情况，毕竟“上海人口在过去的15年增加了1000多万”，“增量主要是外地涌入的青壮年”。这些人为上海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番外滩死难者当中也有他们的影子。这种时刻，所有人是一体。

　　城市治理也必须精益求精。以上海建设青草沙水库为例，此举解决了大量人口的饮水问题。但水库只是明面上看得见的“硬件”，背后还有水务系统艰辛的协调、管理，依赖于无数普通而辛苦的劳动者的尽职尽责。同样地，其他方面的市政管理“软件”也要尽快补课、跟上硬件的发展速度。

　　我们也应该看到，各地同胞即使方言习俗各异，毕竟是同文同种，外来人口流入后，没有形成西方城市常见的、互相独立的“马赛克”聚居，与原有的市民频频交流接触。因此，中国大城市成为了真正的熔炉，大部分市民越来越包容，整日埋怨的人与总人口相比，无疑只是极少数人。上海的公务员和医务人员中既有本地人，也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他们这几天始终在一线并肩奋斗，年年辛苦，此刻尤甚。抱怨聒噪之声只是都市特征之一，并没有改变城市发展、社会和谐的方向。

　　逝者不能复生，愿人们永志不忘，不断改进城市管理、提高我们的自身素养，不让悲剧再次闯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