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近日江西省鄱阳湖正面临干涸的危机。在最近的枯水期，鄱阳湖的大片湖区变成大草原，大湖区变成小河沟。此外，去年十月下旬，鄱阳湖已经进入了十二米的枯水位，提早了二十四天；八年前更创下枯水期长达二百六十天的纪录。对此，专家们指出，这是三峡工程建成之后，对鄱阳湖造成的严重生态灾难。
这则令人难过的新闻，使我回忆起，我在一九九二年参加全国人大第七届第五次会议上，争论三峡工程是否上马的情景。
当年，中央提请大会通过的三峡工程上马议案，是早有准备的。主张上马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邹家华、水利专家钱正英，都作了充分说明。在早前的论证会议上，有的反对派，即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人，都不让参加。有份参加的，但最后没有在论证书上签名的，也有十几位专家。
在那一次大会上，我们已经感觉到当局上马的决心非常坚决，但大会的气氛仍然十分紧张，令会场内外都议论纷纷。然而，在我们这些港澳代表之中，没有一个是水利专家，甚且连学土木工程的人也没有，当然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
投票的结果是，贊成上马的，有一千七百六十七票，刚刚过了三分之二；反对的则有一百七十七票；弃权的六百六十四票，我也是投了弃权票的。
后来，我读了水利专家李锐的几篇文章，觉得他的论点颇有道理。李锐引经据典，说明三峡工程上马的危险性。以往，李锐曾经说服了毛泽东，使三峡工程暂缓上马。在争议之中，毛泽东很欣赏李锐的才华，更把他调到身边，当了一名兼职秘书。
毛泽东与周恩来当政时，三峡工程被搁下来，亦因为张爱萍将军说过一句话：「不能建造一个战争的目标。」把毛泽东给说服了。
毛周之后，邓小平上位，张爱萍再和他谈过三峡上马的问题，邓小平却批评他：「你的胆子太小。」
事实上，中国的事情，往往就是一切都要由领导人拍板定案。过去，社会上有一句顺口熘：「法律不如政策，政策不如领导人的讲话。」现在，这种风气祸延至科学论证，变成科学论证也不如领导人的讲话。
三峡工程的上马与否，跌跌撞撞，各有反对者和支持者。中央元老陈云、姚依林是反对的，反观王任重、李先念、张体学是贊成的。无论如何，最后还是邓小平说了算。
长江是我国最大的河流，全长六千三百公里，流域面积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佔全国总面积百分之十九，生活着全国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历史上，该区洪涝灾害最为严重。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两次大洪水，分别淹地四千六百多万亩和二千二百多万亩，淹死人口分别约十四、五万人。解放后，一九五四年的大洪水，虽经大力防守抢救，仍淹地四千七百五十多万亩，死亡人数三万三千余人。所以，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是历史上往往为人议论的课题，三峡工程因而也讨论了许多年。
可惜，针无两头利，三峡工程既已建成，却种下了新的祸根。今日长江下游的干涸危机，只是其中之一。至于生态环境改变，致使多种动植物，特别是鱼群，难以存活。山坡变动则可能产生滑坡。地震或战争的风险更加不用说了，那可能造成比水灾更大的灾难。
今天鄱阳湖的干涸危机，只是一个讯号。来日方长，如何应付三峡大坝建成后种种可能出现的大问题，有待专家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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