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期将至？判死政法王成北京唯一选择

　　北京时间1月12日，陆媒长文解读周永康、徐才厚会否被判死刑。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的剖析，鉴于官方通报中提及的“情节特别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故而周永康有可能面临死刑或死缓判决。至于“军中土豪”徐才厚，官方消息未透露涉案具体金额，但通稿中出现两次“数额特别巨大”，理应至少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

　　周永康究竟会不会被判死？这大抵是中共在世界老虎日公布查办周永康后公众普遍的疑窦。如果说此前的系列猜测还停留在级别之罕见、性质之恶劣、牵扯范围之广等层面，那么待到“五宗罪”坐实，猜测中多了几分理据。认为会判死者，瞄准了官方首次提及的泄漏党和国家机密罪，因为依据京城耳语，周永康所泄的密，可能包含：十八大前，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如何处理薄熙来时，周向薄通风报信；周或者通过其手下和马仔，向外国媒体提供猛料，抖出温家宝、习近平等家族资产，以及众多中共领导人家属在海外开设离岸公司、用以洗钱的秘闻。

“新四人帮”悉数落网

　　姑且不论这些坊间传言的真实度几何，单从刑法三百九十八条规定来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漏国家机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显然，被外界普遍认为死缓或死刑最大决定项的泄密，罪并不致死。何况，如若耳语属实，那么最为讽刺的是，反腐从治标走向治本，其中必然需要依托的官员财产公示，当前缀和定语换做总书记、总理，为何就成了泄漏党和国家机密了呢？至于贪污、受贿、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危害国家安全等刑事罪责，虽然罪可致死，但是就现实政治来说，死刑的概率在综合考量后也变得微乎其微。

　　那么，是否意味着周永康就可以逃过一死了呢？我们认为，即便从法理上周永康不会被判死，但是抛开法理，周永康被判死一百次、一千次也不为过。首先，自2007年接替前任罗干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成为中国公检法司以及内卫工作的最高领导者，周永康知法犯法，带头违法，理应罪加一等。想想看，当握有法槌的法官不再是正义的化身，当公检法一把手穿着警服公然犯法，其对于法治威严的挫伤和迫害，往往是致命的。因为穿上警服，便意味着一种神圣的责任。周永康公然穿着警服为家人输送利益、与多名女子通奸并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不仅是对神圣责任的亵渎，更是让原本就摧枯拉朽的官场生态一步步逼近死亡边缘。

　　其次，周永康执掌政法系统期间，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诟病为“法治最坏的十年”。其中，强力维稳、运动治警、司法停滞等“罪证”历历在目。诸如此类的“罪证”，让判死周永康变得实至名归。

　　在强力维稳方面，可谓成也维稳，败也维稳。成在于，周永康得以公安部部长声进入中央政治局，正是得益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1990年以来，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大，贪腐、民生、公民权利保障等问题日益凸显。就在社会维稳压力积聚的大背景下，一个维稳、综治的时代应势而来。周永康也借此大势，如虎添翼、权倾一时。败在于，鉴于中央号令“稳定压倒一切”，各地都一呼百应把“维稳”作为头等大事，维稳经费急速飙升。为了稳定，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于是，举国上下变出现了庞杂的“维稳”奇观，一拨拨人满怀冤屈和希望到衙门上访，一拨拨人想方设法阻止或打击上访，一拨拨上访者被殴打、被精神病、被关黑监狱。而当群体性事件在各地因不同导火索发生时，地方官员便自动以维稳之名行镇压之实，官民之间的距离和沟壑愈发变得难以弥合。当然，迫于中央对于维稳的刚性要求，地方官员也常常是哑巴吃黄连。一边顶着沉重的维稳压力，一边将极具镇压标志的烟雾弹对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在运动治警方面，“大讨论”、“大练兵”、“大接访”、“三基”工程等等，内外始终褒贬不一。有评论认为，在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长的时期，虽然警察行为的规范化、警卫体系的正规化有所进步，但是警察的权力边界不是缩小了，而是进一步扩大了，警民关系也日趋紧张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观察人士表示，“这一方面是因为周永康推行的规范化和正规化，采取的仍是传统人治的一套陈旧的方式方法，而不是通过法治来约束权力；更重要的是，当周永康们体会到国家强力机器权力不受约束给小群体带来的巨大好处后，他们考虑的不再是约束权力，而是利用权力，不是权为民所用，而是权为己所用。周永康不是法治的信徒，而是权力的信徒。”

　　讽刺的是，就是这样一位权力的信徒，却一再的顶着法治信徒的高帽招摇过市，大肆敛财，将中国本就孱弱的司法带入了最为黑暗的深渊。有着“法学泰斗”头衔的江平认为，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四中全会，应该算是对周永康时期的拨乱反正，而且这一拨乱反正突出地体现在司法审判方面。因为在周永康时期，政法委对审判工作、检察工作都有过很大干预，而且方向本身就是错误的，不强调独立审判，却强调“三个至上”，把审判人员当做公务人员对待，没有什么司法公开。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巡回法庭，设立专门法院等等，要杜绝地方主义、避免过度的行政干预，都是正确的方向。

　　维稳积弊丛生，警察目无法纪，司法严重停滞，凡此种种“罪证”摆在面前，如若不判死周永康，愤愤众怒该如何平息？溯及过往，以史为鉴，或许能理顺当局会否判死周永康的政治盘算和总体布局。以林彪和“四人帮”构成的反革命集团为例，当局在《中共中央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通知》中写道，“这次只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刑事犯罪，不审判工作中的错误，包括路线错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解决敌我矛盾，处理路线错误是解决党内是非。这两个方面，必须明确地、严格地区分开来。决不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牵连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过错、失察等。”犯下滔滔罪行的四人帮和林彪，前者判刑最重的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缓，林彪从二号人物转而成为“叛徒”、“叛党叛国”的异端分子，同时全家意外坠机身亡，至今谜底还未能彻底揭开。作为“四人帮”之后第一个打破“刑不上常委”惯例的正国级领导人，周永康会否继续打破“入常不死”规则，成为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后的世纪第一案的绝对主角，世界在等待习近平给出一个确凿的、令人满意的答案。

　　一个比较有深意的细节是，周永康前不久被官方媒体扣上了“叛徒”的帽子。外界普遍的解读是，官方媒体如是放风，或将意味着周终将被判死。无独有偶，中南海组织二百多名高级干部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影片《黄克功案件》，也遭遇了公众同样层面和结论的解读。黄克功是曾参加红军长征的老干部，后因枪杀女学生而被处死。公众之所以循着当局和喉舌媒体节拍蠢蠢欲动，一方面表达了对周案审判命运几何的高关注度，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追踪这样一起习近平执政时代具有旗帜性质的贪腐案件，来管窥中共刮骨疗伤的底气和魄力。

　　显然，自十八大上台至今两年的时间里，习近平已经给世界展现了足够的敢为天下先的政治勇气。所以，在周永康的问题上，习近平不妨也步子迈得大一点。保守的死缓处理，诚难化解公众之怒，也相对便宜了社会危害度如此之大的周永康贪腐集团。更何况，就在12月初，广州处级贪官、原广州市国营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张新华因贪腐3.4亿被判死刑。更早之前，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英、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总裁曾成杰先后因非法集资罪被判处死刑。不管是以贪腐数额论，还是以社会危害程度论，周永康都远远超过了张新华、吴英、曾成杰，为何不能判死？事实上，刘铁男无期徒刑、刘志军死缓、薄熙来无期徒刑、王立军有期徒刑15年，当局在诸如此类重大案件上的“保守做法”，早已埋下了祸根。

　　这样的“祸根”，最终会否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周永康案提供了最好的转圜时机。虽然不得不承认的是，仅仅简单粗暴地痛杀贪官，并不是遏制腐败最为有效和长久的办法。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六百年前，朱元璋因痛恨贪官污吏，执掌大权后边痛下杀戒。凌迟枭首、剥皮实草、诛灭九族，连贪官的家族成员、老人孩子都不放过。可最后，大明朝的贪官还是像韭菜一样，割一茬再生一茬。但是，痛杀周永康这样的贪官，尤其是当其作为中共第五代反腐的旗帜元素而存在时，更是每一步棋都需要小心翼翼。因为纵观全局，周永康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人，连带着其背后庞大的贪腐集团，他便成了近乎黑社会性质甚或更为恶劣的团伙帮派的“老大哥”和“头目”。所以对他的处理，也不应单单是局限于教式的法理层面。从这个层面来讲，死刑，是“叛徒”周永康唯一的结局，变换主语后，死刑，又何尝不是中共，或者具体到习近平个人，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