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N駐京社長 評校友李克強薄熙來差異

 

　　美國CNN駐北京分社社長吉米(Jaime A. FlorCruz)從1971年開始，吉米在中國待了43年，先後見證了中國5任領導人，也目睹了中國43年來的巨變。他在時代周刊北京分社工作了近20年，2001年轉到CNN。

　　吉米在中國的經歷被媒體稱為“傳奇”，1977年在北大留學，與學生會幹部李克強同期就讀，經常與同班的薄熙來交流；1982年開始記者工作，報道江青自殺他比新華社早了好幾天；33年的記者生涯，他採訪過江澤民，隨朱鎔基出訪、參加過胡錦濤、習近平的招待會，也採訪過春運返鄉的農民工和投訴拆遷問題的上訪者；2013年的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傅瑩點名，“我想請一位老朋友提問，因為我們好久沒見了”，把最後一個提問機會給了他，“希望你的問題客氣一點。”吉米說，他一直用外國人的視角，旁觀着中國的巨變。吉米日前在接受採訪時暢聊中國的過去與現在。

　　李克強沉穩 薄熙來能侃

　　記者: 你在中國44年，期間沒有想過離開中國嗎？

　　吉米: 早一些時候也會想家，一直到上大學也是想回國或者到其他國家去，但當我能回去的時候——1983年，就決定在中國待下去了。 因為當時我的記者職業已經開始了，在美國《時代》周刊北京分社工作。我沒有很充分的理由去別的地方或者回國。當時我已經意識到，中國這麼大的國家肯定是新 聞的亮點。2001年，我又到了CNN。

　　記者: 你來到中國的時候，正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當時對文革怎麼看？

　　吉米: 不是說文革要一分為二地看麼？當時以為是有一定的正面用處或者是出發點，後來聽朋友們講對他們的生活、職業、未來都造成了不少災難或者說困難，慢慢才體會到文革的後果。我們在（文革的）外圍，或多或少地有限制，比如在生活和文化上有各種限制。

　　記者: 你是1977年進入北京大學學習的？那時中國剛剛恢復高考。

　　吉米: 是的，我作為外國人，沒有參加高考，只是考了我的中文水平。因為來到中國以前我已經上過大學了，在中國也想深造，就報名上北大本科。我被北大歷史系錄取。當時外國留學生大概有200多個。那時，我是二十六七歲。在學生裡面算中等年紀，有的學生30多歲，還有中學剛畢業的，才十幾歲。但是大部分是和我年齡差 不多的。

　　記者: 在北大時，你和李克強、薄熙來都是同學？

　　吉米: 是的。李克強是法律系，和薄熙來一起上過一些歷史的課程。

　　記者: 你當時知道李克強嗎？

　　吉米: 知道，因為他是學生會的幹部。當時只知道他是一個比較積極、穩重的學生。

　　記者: 你和薄熙來是同班同學？

　　吉米: 他是世界史專業，我是中國史專業，某些課程是同班上課。 平常吃飯的時候也有接觸的機會，當時有飯票，自己帶飯盒買飯。在圓桌邊吃，沒有凳子就站着吃，一邊吃一邊聊。薄熙來是屬於比較敢說外語。因為我是外國人，有的同學也會來找我練練外語，有時候聊聊政治歷史，或者我的國家情況怎麼樣，但我想他們的目的就是練習外語。

　　記者: 你當時和薄熙來聊些什麼政治話題？

　　吉米: 具體話題不太記得，當時由於中國剛剛進入改革開放階段，鄧小平剛剛復出，毛主席去世一年。我們的很多話題不是講學校，都是講國家大事，或者中國往哪個方向走，中國怎麼改革，中國前幾年的狀況為什麼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跟課程有時候有關，有時候無關。我覺得我在課外獲得的比在課內多。

　　最愛七八十年代的中國

　　記者: 你當時覺得中國應該往哪個方向發展？

　　吉米: 當時我跟中國人一樣，不知道中國應該往哪個方向改革，只知道中國在某些地方是失敗了或者是出現問題了，關鍵是，那個時候談改革開放，開放是需要的，向國外學什麼，保留什麼。

　　記者: 你當時在中國也很關心政治？

　　吉米: 當然了，當時的大學生不關心政治就是很特別的了，當時大學和國家的氣氛就是講政治，正好國家是處於該改變而不知道怎麼改的階段。

　　記者: 你經歷過中國上世紀70、80、90年代，還有21世紀的前兩個十年，中國發展很迅速，最喜歡哪個年代？

　　記者: 最喜歡七八十年代，在北大的時候，對我來說是最開心的一個階段。 一方面既接觸了很多人、事，經歷很廣，正好中國處在一種馬上要爆發力量的階段。我的同學都是從各個地方，有豐富社會經驗考上的北大，所以我從他們那裡得到了不少精神財富和知識。 更重要的是，我對中國的了解從那個時候有所加深。當時的生活也比較輕鬆，沒有太多的包袱和負擔。住在宿舍，上課，課外活動。中國也允許有一些舞會，電影也開始放了，人之間的關係也開始正常化了。

　　記者: 那個時候的大學可能比現在還要開放，百家爭鳴。

　　吉米: 在北大，當時搞了一個選人民代表的競選，我們都很興奮。有幾個大學生競選當地的地方人大代表，實際上是很簡單、很基層的，但也是很獨特的事情，或者說實 驗。只有那麼一次。 最重要的是，競選的過程，像是競選總統的感覺。在禮堂裡面，學生們遞交問題，現場回答。（問題）都是些國家大事的問題，都是很大的問題。那是時代的一個產 物，當時都在摸索、在實驗，那也是北大的傳統。很激動人心的。

　　記者: 你接觸過哪些中國領導人？

　　吉米: 接觸有不同方式，參加過發布會或者記者招待會，真正單獨採訪過得就是江澤民，當時他擔任上海市長。朱鎔基參加過一系列記者發布會，跟隨他訪美；胡錦濤、習近平是記者招待會，沒有單獨採訪。

　　中國人光向錢看

　　記者: 有一個說法，外媒一直關注中國的負面，外國領導人就覺得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國家，然而突然有一天中國的GDP世界第二了。在你看來，這是真實的情況嗎？

　　記者: 這是真實的一部分，中國崛起成為經濟發展的世界第二的大國，不見得中國就沒有窮人了，或者沒有問題了，何況我們經常接到投訴電話。 中國確實崛起了，比以前富多了。我想中國領導人也認可這一點，雖然中國發展很快，但也面臨很多問題。

　　記者： 你認為和中國人在價值觀上有什麼區別？

　　吉米： 不會有根本上的區別，只不過是近幾年，中國國內的價值觀有些混亂。我們比較重視家庭和個人之間的關係，追求和主張和他人相處，為社會做出貢獻，追求所謂比自己更高的(價值)。 中國傳統的價值觀應該也是一樣的，只是近幾年中國有一些人，有些模煳，找不到個人的(價值)。我想中國的官方媒體和中國政府也意識到這一點——精神危機。 我覺得，中國最起碼一部分人還在摸索。中國最大的挑戰，是怎麼能把這麼大的國家保持一種明確的凝聚力，光追求金錢肯定是不夠的。我想，近幾年中國面臨着這樣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