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會作回憶錄：王洪文遭受駭人聽聞酷刑

　　林彪、江青“兩案”宣判後，秦城監獄允許黃吳李邱與王洪文生活在一起，他們之間相互交流了一些極為重要的信息。王洪文就是在秦城監獄中向邱會作透露了他在人民大會堂地下室和秦城監獄所遭受的駭人聽聞的酷刑虐待。本文選自第798期華夏文摘增刊（2011年5月9日出版），作者丁凱文，原題為《不容青史盡成灰——讀程光（四）》。

　　二十九、王洪文遭受的酷刑

　　邱會作回憶里最讓筆者震驚的不是“九一三事件”或“兩案”的公審，因為那些主要的內容已有不少為大眾所知悉，令筆者最為震驚的是王洪文在被捕後所遭受的酷刑。毛澤東在世時曾明令禁止對高級幹部使用酷刑，即使是被打倒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也只是受到變相的折磨。然而，華國鋒、汪東興的黨中央竟然對王洪文這個曾經的黨中央副主席進行酷刑折磨，以得到所謂 “四人幫”搞政變的“罪證”，這種法西斯的手段超出了做人的極限。由於本書作者給當權者留點面子，不欲悉數披露，關鍵之處用方格子代替了。故筆者只能參考《邱會作回憶錄》將這段秘辛記錄如下。

　　“兩案”宣判後，秦城監獄允許黃吳李邱與王洪文生活在一起，他們之間相互交流了一些極為重要的信息。王洪文就是在秦城監獄中向邱會作透露了他所遭受的酷刑虐待。

　　關於王洪文極差的身體狀況。邱會作初見王洪文時發現王的身體極差，當邱會作問及原因時，“王洪文說，他被關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會自動地緊固，要是掙扎，它就會逐漸加緊，像念緊箍咒一樣，如果用勁掙扎就會把人摔倒在地上。他戴上刑具後就沒有卸過，晚上睡覺也要戴着。最早，王洪文被關在人大會堂地下室，那裡裝了‘電響器’，每隔幾十分鐘就會突然響一次，發出的聲音讓人感到鑽心的難受，刺激人的神經，讓人亢奮，無法抑制……有一次他喝開水，水還沒有進口就睡着了，突然響聲震醒了他，開水還是燙的，好像做了個噩夢一樣。王洪文說，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飯，中午晚上各給一個小窩頭，每天吃不到四兩糧食。他餓得全身發軟、連頭都抬不起來。他身上還有後遺症，有時剛吃完了飯，吃的是什麼東西他就想不起來了。到了公審之前，才給他吃得飽一點，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腫了。”（程光《心靈的對話》，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頁865－866，以下僅注頁碼）：“到了監獄之後，是每兩小時‘查房’一次。他們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說話，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從不例外。”（《邱會作回憶錄》下冊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頁931）

　　關於對王洪文的提審，王洪文說，對他審問時“電響器” 暫停一會兒。王洪文說他渴望睡覺，受審時說話說着、說着，就睡着了，或是困得不會說話了。（頁866）專案組到底用了什麼手段迫使王洪文“交代”、“承認”自己的罪行呢？王洪文說：“為了要什麼材料，對我搞車輪戰術是常事。有時說着話就睡了，他們曾經幾次給我注射過針藥。只要注射了那種藥，無論怎麼樣也睡不着，心裡煩躁得特別痛苦。我堅決拒絕打針，他們就強行給我注射。後來的交換條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針了。”（《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 2011年版頁931）王洪文說，為了減少痛苦，為了活下去，他是什麼都承認，讓他說什麼就說什麼。（頁866）

　　邱會作說：“過了三四天，我們坐在院子裡‘放風’，王洪文最後一個出來，他剛走了沒幾步，人就像門板一樣，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們剛要去扶他，監管員立即說：‘千萬別動，動就很危險，只有讓他自己慢慢緩過來才成。’過了兩三分鐘，王洪文才慢慢側過身來，鼻子磕出血，半個臉都是灰土。王洪文見我們幾個坐在那裡，只是一絲苦笑。”（《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頁931）

　　三十、王洪文回憶的重要價值何在？

　　王洪文是林彪倒台後毛澤東選中的另一個接班人，中共 “十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作為中央的主要領導人，王洪文參與了那一時期中央所有的主要工作，是那段歷史的當事人之一。可惜的是，王洪文在1992 年8月罹癌去世，至今也無人知曉王洪文去世前是否留下任何文字回憶。如果沒有的話，邱會作在秦城監獄中與王洪文交談中所了解到的情況無疑具有無比重要的價值，對揭開那段黨中央高層內幕有特殊的意義和貢獻。

　　一、毛澤東對黃吳李邱的處理。王洪文說，毛澤東對黃吳李邱的處理有三點指示：1、不能用處理楊成武的辦法對待黃吳李邱；2、對有關的人只能說他們在中央開會；3、時間要短，只能是幾天。在此期間，不能驚動他們的家屬。毛曾說：“林彪問題比黨的歷史上任何一個大人物的問題影響都大，要是處理得不好，就會倒下一大批高級幹部，會傷了黨的元氣。”且毛對專案組搞來的材料都認為不足採信。毛再三告誡政治局委員們說：“要冷靜觀察，犯點官僚主義有好處。”也就是說，毛是將黃吳李邱“掛起來”，不急於作組織處理。但康生、江青、張春橋不同意，李德生和汪東興更是將黃吳李邱往死里整，目的就是撇清他們與林彪的關係，是想“滅口”。（頁717－718）

　　二、林彪“死黨”名字的由來。王洪文曾聽毛澤東說過， “按人頭辦，不要定參加什麼‘集團’案。只要那麼一定，好多人都會被搞進去，可就不得了了。”後來汪東興向毛提出，不給林彪的人取個“名字”，叫起來就麻煩了。橫豎林彪人早死了，給那些人取個名字比較好。毛主席隨口說“可以叫林彪死黨”。（頁717）筆者以為，毛澤東此時還是比較清醒的，知道一提“集團案”就一定搞成擴大化，也妨礙毛對黃吳李邱等人日後可能的啟用。而後來鄧小平竟然將黃吳李邱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團”。僅此而論，鄧小平學毛卻不像毛，鄧的考慮更多的是從現實政治出發，要林彪、黃吳李邱和“四人幫”一起扛起毛澤東的文革罪責。

　　三、“十大”為何開除了黃吳李邱的黨籍？王洪文說，他是“十大”籌備委員會主任（周恩來副主任），他按着毛主席的這個意思，在拖。“十大”前，康生等人發動上海等省市提意見，要求處理黃、吳、李、邱、李雪峰，並向毛主席寫了個報告。毛主席在報告上沒什麼定論的批示。王洪文說，最後處理“決定”，不僅中央全會沒有開，毛主席本人也不知道。“十大”以後，毛主席提出了對原來任過政治局委員的，凡沒有定下是“反革命”的一律養起來，中央組織部門提出了每月發200元錢生活費的大概方案。在一次中央的會議上議及到這個問題時，毛主席說：“黃、吳、李、邱幾個人沒做結論，這樣安置比較好。”因為沒人敢露出真情，會場上的人很緊張，冷場了很久，汪東興硬着頭皮向毛主席說：“對黃、吳、李、邱、李雪峰在‘十大’前已作了結論，開除黨籍了……”毛主席聽了很驚訝，足有幾分鐘瞪着眼睛沒有說一句話，大家嚇得不敢吭氣。最後毛主席很生氣地說出了一句很重的話：“林彪的雷厲風行容易出亂子、出毛病！官僚主義並不見得都壞，官僚主義有兩重性！”（頁719－720）

　　四、關於涉入林彪案的人區別對待問題。王洪文對邱會作說，在中央內部，毛主席比較冷靜，周恩來很謹慎，但是其他人在嚴懲你們上是一致的。審查1972年夏天之前基本結束，周恩來提過三個方案：1、處理吳法憲一個人；2、處理黃、吳兩人，李、邱不作組織處理；3、把四個人繼續放一放再說。毛主席傾向於只處理一個人。王洪文說，在關鍵的時刻周恩來說了話：“黃永勝沒有民憤，吳法憲民憤大。”毛主席同意周的意見，想只處理吳法憲一個，風趣地說：“這是個以少換多的辦法，很划算！”但是康生、江青他們，以及葉劍英、汪東興都不同意這麼辦，事情就拖了下來，維持着把你們關在衛戍區的原狀。（頁718）這裡有趣的是，葉劍英、李德生、汪東興竟然與“四人幫”驚人的一致。由此可見，政治鬥爭到了某種程度是不分你我的，彼此對立的政客們為了某個目的有時也可以沆瀣一氣。

　　五、關於垮台的原政治局委員安置問題。王洪文說，對我們的最後處理“決定”，不僅中央全會沒有開，毛主席本人也不知道。“十大”以後，毛主席提出了對原來任過政治局委員的，凡沒有定下是“反革命”的一律養起來，中央組織部門提出了每月發200元錢生活費的大概方案。（頁720）

　　從王洪文的回憶來看，所謂林彪要搞“政變”，要“另立中央”云云連毛澤東本人都不相信，所以對黃吳李邱採取了“拖字訣”，不想將他們四人一棍子全打死。但是由於“四人幫”的作用，外加葉劍英、李德生、汪東興等人落井下石，毛的政策並未得到切實的貫徹和執行，結果一直拖到毛死。而新上台的華國鋒、汪東興就可為所欲為地製造新冤案，到了鄧小平時代更是從現實政治出發，讓林彪和“四人幫”為毛澤東承擔文革罪責，故黃吳李邱只好被迫成為“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成了毛澤東的文革替罪羊。

　　三十一、林立果到底想幹掉誰？

　　197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發了“中發” 〔1972〕4號文件，即《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二）》。該文件第一次指控“林立果、於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陳勵耘商量的框框，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寫出了反革命政變綱領。林立果按‘武裝起義’一詞的諧音，將這個反革命政變綱領的代號定名為《“571工程”紀要》。”“林彪一夥喪心病狂地準備使用火焰噴射器、炸藥、爆破器材、毒氣航彈等，妄圖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央負責同志”。而“謀殺毛澤東”這一重大罪名也同樣是1980年的“兩案”審判中對林彪的重要指控。然而，這一切是真的嗎？

　　江騰蛟是“九一三事件”的重要當事人、證人，是與林立果直接接觸、交往的關鍵知情人，但是江騰蛟在法庭上的“證詞”是真實的嗎？邱會作在獄中與江騰蛟的接觸、交談後發現事實遠非如官方宣傳的那樣。邱會作回憶說：“江騰蛟說，廬山會議後，林立果對毛主席偏聽偏信上海幫、打壓軍隊很不滿。但他覺得林立果的牢騷話都是‘兒戲’。比如江騰蛟說‘林立果要我搞點器材和錢，你邱部長什麼東西沒有？為什麼不向你去要，是不想讓你知道，瞞着你們嘛。沒有軍委辦事組點頭，林立果能幹什麼？’江騰蛟聽林立果說，毛澤東聽了上海幫的讒言瞎搞文化大革命誤黨誤國的，必要時去釣魚臺把張春橋、姚文元抓起來搞掉，這些事情對吳司令也不能講。用什麼部隊呢？叫空軍大院的警衛連去，這能搞得過釣魚臺中央警衛團的精銳部隊嗎？純屬兒戲！”江騰蛟還說：“從1971年到現在，我不知道說了多少遍，從來沒有改過口，但法庭不採用。我只有一處說了瞎話，把林立果想要我搞張春橋、姚文元，被他們逼得說成是要搞毛主席。”（頁861）

　　江騰蛟為何會被迫承認當局的所有指控？江騰蛟說：“搞專案的人說，這樣承認下來可以有兩方面的解釋，也可以解釋是對四人幫的。即使承認了想對毛主席，也不要怕，專案組有權力為我說清楚問題，這樣可以寬大處理我。我被逼得走投無路，不得不那樣。他們好厲害呀……”（頁861）（筆者按：江騰蛟如果不是受到了王洪文般的酷刑折磨，也不至於此吧。）到了“兩案”審理時，江騰蛟為何沒有改正其原有的證詞呢？江騰蛟說：我是要把那個“供認”改過來，但現在毫無信心，因為那個東西就是辦案人搞的。以後我會說出真相，好在我的事情，空軍副參謀長王飛和胡萍、林立果的秘書李偉信都是證人。如果上面實事求是，對你們幾位就不會公審了。你們和他們說的“兩謀”根本沒有沾邊，我是你們的活證據！王飛、胡萍、李偉信等人也是證人。（頁862）

　　由此可見，林立果當初設想的是搞掉“上海幫”那伙人，並非“殺毛”。從當局公布的《“571工程”紀要》來看，通篇也沒有“殺毛”的行動計劃，而是說“打着B-52旗號打擊B-52力量”（“B-52”指毛澤東）“一定要把張（“張”指張春橋）抓到手，然後立即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筆者一直對官方的林立果“殺毛”指控持強烈的懷疑態度（林彪就更不可能“殺毛”了），江騰蛟的回憶則完全推翻了這一指控。的確，“九一三事件”不是一個搞得清或搞不清的問題，而是想不想搞清的問題，只有本着實事求是的態度，摒棄證據為政治服務，林案何愁不能水落石出呢？！

　　三十二、軍中高層眾生相

　　軍隊直接捲入政治鬥爭是文革的一大特色。而這正是毛澤東的刻意安排。軍中高層人士在文革中或被重用、或被迫靠邊站，還有的被打倒，如走馬燈般在這個大舞台上扮演着各自的角色，非常值得認真研究。由於眾所周知的政治方面的原因，軍中一些高層人士在文革中的活動被大大地打了折扣，正面人物個個都是“高大全”，他們在文革中的錯誤也被掩蓋、淡化，甚至根本就從正史上消失了，似乎他們從來都是文革中正確路線的代表，是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英勇鬥爭的典範。這顯然不是真實的。筆者讀罷邱會作的口述回憶，覺得有必要將這些人的文革言行作一番梳理，將那些被官方刻意掩蓋的史實展示出來，這對研究那段歷史不無助益。

　　（一）葉劍英

　　葉劍英是文革期間軍隊裡的重要人物，是“二月逆流”中反對張春橋等文革極左派的先鋒，還是粉碎“四人幫”的功臣。因此葉劍英其人成為官方宣傳中的正面人物。然而，葉劍英還有其他少為人知的另一方面，從事文革史研究史的海外學者丁抒曾撰有《毛澤東的文革部署與葉劍英的崛起》（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上冊，田園書屋2007年3月），對葉劍英文革初期的作用給予分析，值得一讀。針對官方所掩蓋的葉劍英文革作用，筆者在此作如下一些梳理。

　　第一，葉劍英是打倒羅瑞卿的“重量級人物”。

　　有關倒羅的準備階段：據邱會作回憶，1965年6月間，邱會作在京西賓館正遇葉劍英和聶榮臻談論羅瑞卿，邱說：“葉帥說：‘那個人（羅瑞卿）身長、腳長、手也長，到處抓權……’聶帥說：‘那個人根本不把我們放在眼裡。他對下面的人，凡不進他小‘圈子’的，馬上就給他們穿‘小鞋’……’”（頁9）8月間葉劍英把邱會作叫到家裡說：“羅瑞卿很會往自己腰包里裝東西，我在南京發現和總結了郭興福的軍事訓練方法，羅瑞卿並不在意。後來毛主席做了很好的批示，羅就打主意了，還在南京召開全軍軍長會議，興師動眾地搶功，後來又發展成‘大比武’。”邱說：“葉帥說那番話很激動，說了不少羅瑞卿的問題，什麼羅瑞卿同賀龍搞到一塊啦，大比武衝擊政治啦，希望林彪身體不好快死了等等。”（頁10）1965年秋，葉劍英按照毛的指示開始向下面打招呼。邱回憶說：“主要是葉劍英找些人談，有聶榮臻、陳毅、劉伯承幾位元帥和軍委辦公會成員楊成武、肖華和我。後來又有李天佑、吳法憲、李作鵬、許世友、黃永勝、楊得志、陳錫聯、韓先楚等。打招呼是葉劍英進行的，他說羅瑞卿把‘寶’押在林總身體上，想早上台；搞自己的‘圈子’，鬍子（賀龍）歷來喜歡搞山頭，羅就幫助他挖林總的老部下。主席叫林總管軍隊，林總的身體不好，讓他們代管一下，就出現這麼大的問題！葉帥特別強調‘打招呼’是毛主席的意思和交待這麼辦的。”（頁11）

　　倒羅的實施階段：葉劍英是12月上海會議批羅的主要人物。邱會作回憶說：“最高興的是葉劍英，說：‘他（羅）是看不起我這個‘光杆元帥’的（葉沒帶過部隊），你們受他壓制，我也難受，畢竟你們還有工作做嘛，他對你們還客氣點。可是我呢？打個電話都不方便。現在搬開尊神，解放元帥啦！’葉帥說得激昂慷慨呀。”（頁13）1966年3月軍委擴大會議上葉劍英是領導小組的總負責，葉有意把會議分成兩階段，前期揭批羅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後期揭發羅的“小圈子”。羅跳樓後，葉興奮地改南宋末辛棄疾詞“將軍一跳身名裂”（關於葉劍英倒羅問題，可參閱余汝信先生《既非愉悅，更無惋惜——葉劍英“將軍一跳身名裂”詞意辨》載華夏文摘增刊第662期2008年7月23 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該報告由葉劍英、肖華、楊成武、劉志堅共同署名。該報告羅列了羅瑞卿的主要錯誤：第一、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誹謗和攻擊毛澤東同志。第二、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毛主席軍事路線，擅自決定三軍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第三、目無組織紀律，個人專斷，搞獨立王國，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質惡劣，投機取巧，堅持剝削階級立場，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登峰造極。第五、公開向黨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讓賢”讓權，進行篡軍反黨的陰謀活動。該報告向中央建議：會議根據羅瑞卿的錯誤及其自絕於黨的事業，向黨中央提出如下建議：（一）撤銷羅瑞卿在軍事系統的各項職務；（二）撤銷羅瑞卿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三）撤銷羅瑞卿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四）對羅瑞卿的錯誤作出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結論；（五）把中央工作小組的這一報告和小組會議上的幾個重要發言傳達到適當範圍，徹底肅清他在各方面的惡劣影響。羅瑞卿倒台後，賀龍靠邊站了，葉劍英取代羅瑞卿出任掌握實權的軍委秘書長。這也是葉劍英積極倒羅而得到的一大回報。

　　第二，毛澤東文革倒劉部署的積極追隨者

　　葉劍英配合毛澤東的倒劉部署在軍隊中打招呼。邱會作回憶說：大約是在1966年初夏，“葉劍英在他家中和我和李天佑、陳錫聯三個人閒聊，說毛主席最近講了古書記載有兩頭蛇的故事，說有一種蛇有兩個頭，有的長在一邊、有的長在兩邊。這種蛇一定很苦，兩個頭長在一邊的還好辦些，可以協調活動，而長在兩邊的就無法協調了，一個要往東，一個要往西，總是扯皮。葉劍英講：‘主席說這種兩頭蛇總有一天會變成一頭蛇的。他這個時候說這個故事，用意很清楚。’我知道這是在影射劉少奇。6月份，中央軍委開會學習《五一六通知》，葉劍英說：毛主席決心發動文化革命是被逼出來的，是一場被動的反擊戰。蘇聯變修，因為有赫魯曉夫，中國也有‘曉夫’，現在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別人磨刀要動手殺人了。”（頁26）

　　“五月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是軍隊一方的重要代表，在會上葉狠批“彭羅陸楊”，邱會作因軍務方面的急事電話找葉都不可得。邱回憶說：“散會時，葉帥知道我在等他，就叫工作人員來通知我跟他一起走，我上了他的車，我的車跟在後面。葉帥在車裡還很激動，有些言猶未盡的樣子。他對嚴慰冰寫匿名信和陸定一說他不知道嚴的事特彆氣憤；對彭真，葉帥是極其鄙視的態度，一路上說個不停。”（《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頁439）此外，葉劍英對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心領神會。葉劍英也參加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還直接與軍委一線工作的幹部們談黨內問題，對他們進行思想教育。

　　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後，劉少奇下台成了定論，6月份葉劍英向軍委常委擴大會傳達中央精神。葉說：“毛主席決心發動文化革命是被逼出來的，是一場被動的反擊戰。蘇聯變修，因為有赫魯曉夫，中國也有‘曉夫’，現在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別人磨刀要動手殺人了。”（頁26）不僅如此，葉劍英還向軍隊幹部介紹了黨內的政治狀況。邱會作回憶說：“葉劍英就黨內的政治狀況介紹了一些情況，說最近有人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人民來信，是中央組織部做實際工作的人寫的。信一開頭就提出一個問題，我們的黨是一派還是兩派？我們都是 ‘共產黨派’，是一派。但事實上兩個主席各管一攤。那封信還用了幾個數字和例子來說明，不僅政治路線是，組織路線也是。黨的八次代表大會軍隊幹部在中央委員會裡是少數，而且大部分是候補委員。中央和國務院的部長，很多都是白區黨的，有些人自稱是‘建國牌’。各省市委第一書記，很大一部分是參加過白區工作的。”（頁26）由此可以看出，葉劍英主持的軍隊系統的傳達是有針對性的，是真正能夠把握精神實質的。

　　與此同時，葉劍英還身體力行地參與毛澤東的針對劉少奇 “中央”的戰略部署。1966年春在毛澤東的授意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由葉劍英為組長，下有楊成武、謝富治、劉志堅、汪東興等人，邱會作也參與了其中的工作。這個工作組實際上只對毛澤東一個人負責，相關的活動並不向劉少奇的“黨中央”匯報。這個工作組一項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調兵遣將。經過調動，北京地區的機動部隊多達十萬人。邱會作說：“我們多在京西賓館八樓葉劍英住處旁邊的幾間房子裡辦公，由葉劍英或楊成武口頭召集我們到一起，商辦有關事宜，當場拍板，分頭辦理。參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辦的事情，該讓誰知道，不讓誰知道，該怎麼辦，心裡都明白。”（頁25）顯而易見，葉劍英確實是毛澤東發動文革運動時軍內的重要力量。

　　第三，林彪的大力支持者

　　歷史上葉劍英和林彪並沒有很深的關係。彭德懷主軍時期，葉劍英基本在家賦閒。1959年廬山會議，葉劍英也是批判彭德懷的積極分子之一，又是林彪上台的擁護者。林彪上台後注重軍隊正規化建設，把制定全軍新條例的任務給了葉劍英，葉搞出的解放軍團級《合成兵戰鬥條例》，得到林彪的高度讚揚。但是賀龍、羅瑞卿主軍時，葉劍英依然受到冷落，葉劍英心存怨憤，因此葉在倒羅鬥爭發揮了重要作用，後來更成為新一任的軍委秘書長，並成為林彪的最重要支持者之一。軍內傳達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時，葉劍英賣力地讚揚林彪。邱會作回憶說：“他從軍委常委擴大會學習十一中全會精神時開始，到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動員，講了不少讚揚林彪的話，他是從戰功、能力、忠誠來說為什麼林彪要當接班人的，調子非常高呀！”

　　葉劍英公開發表的講話也是如此。在1966年9月25 日接見藝術院校師生時，葉劍英說：“最近時期，我們黨內還有一個很值得慶賀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選定了他自己的第一個接班人。主席選了幾十年了，究竟誰來接班？選來選去，驗來驗去，經過近四十年革命鬥爭的考驗，證明了林彪同志具有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是偉大的政治家和戰略家，還有高度的領導藝術，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選定林彪同志這樣一個最親密的戰友為接班人，肯定地說，不但我們文化革命運動取得徹底勝利，而且對整個中國，整個世界的革命取得勝利也完全是樂觀的。林彪同志的身體比我們中的任何人都好。我們確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領導個二、三十年是毫無問題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這樣英明偉大的領袖，有了他們兩個人，剛剛好，馬克思、恩格斯也是兩個人，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兩個人，我們的革命就無往而不勝，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們偉大的革命事業。”（見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2003年）

　　事實上，葉劍英是黨內高層首先對外界宣稱林彪是毛澤東的繼承人的，葉劍英的表態遠遠早於中共“九大”公布的新黨章。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葉劍英對林彪的大力支持。

　　第四，向中央文革小組作必要的讓步。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後開始呼風喚雨，指導全國的文革運動。軍隊院校的學生們也躍躍欲試，逐漸成為一支造反勢力，頗有勢不可當之勢。邱會作回憶說：“1966年9月底，在軍隊一線領導的葉劍英覺得支撐不下去了，認為與其‘硬’頂下去，還不如放寬點對軍隊院校的約束，把領導文化大革命的主動權放在自己手中。迫於毛主席的態度和全國的實際情況，林彪點了頭。起草關於軍隊院校可以像地方院校那樣開展‘四大’的軍委《緊急指示》文件時，中央文革通過全軍文革提出了軍隊院校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黨委領導文化大革命的狀態要結束，要像地方一樣由真正的左派領導運動。該文件毛主席很滿意，一見即批。”（頁58）為什麼葉劍英開始轉向？邱會作認為“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我察覺葉劍英思想有了微妙的變化。他看到中央文革已不是原來的‘諮詢’機構了，可以‘通天’了！對劉少奇、鄧小平都敢下手整，中央文革已經成了‘老虎衙門’。葉劍英深知黨內政治有‘黑暗面’，也很了解毛主席。毛主席要搞的事，誰也擋不住，如果葉劍英和林彪一起抵制，毛主席說不定會犧牲葉而促進林的轉變。葉帥呀，他老成嘛，不管他是真心還是謀略，是為了使自己主動。他還為林彪出了些點子，例如，用《緊急指示》的形式批准院校‘四大’，中央軍委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接見軍隊院校師生，形式上要熱熱鬧鬧。雖然這有做給毛主席看的意思，但不許‘四大’這條防線在軍委決策層里鬆動了。“（頁59）由此一來，軍隊院校的造反派有恃無恐，群集北京，將軍隊各大機關、總部搞得烏煙瘴氣，軍隊幹部人人自危，不少人被揪斗、批判。

　　第五，協助林彪保護軍隊的老幹部。

　　葉劍英在文革中保護了一批老幹部，這一點官方並不否認，且作為葉劍英反對江青等人的功績反覆宣揚。但官方卻掩蓋了一個事實，即葉劍英實際上是協助林彪做的這些工作。比如，林彪和葉劍英採取了讓軍內高幹“躲反”（躲避造反派）的方針，將一些軍隊幹部安排住進西山軍委戰時指揮所，1966年11月17日，邱會作被造反派揪斗後心臟病發作，昏倒在批鬥會場上，葉劍英立即通知邱住到西山軍委指揮所。邱回憶說：“葉劍英對我說：‘無論造反派怎麼揪人，你就是不出去，先好好把身體治療一下。實在放不下的工作，就在西山辦公。沒有我的命令，你不許邁出西山大門一步！’他強調，‘這也是林總、總理的意見。他們說，對中央文革揪人又不能公開反對，那咱們就躲吧！’林總、周總理、葉帥想出的這個辦法叫‘躲反’。”（頁66）當徐向前給邱會作下命令回總後參加運動時，葉劍英及時電告林彪。葉傳達林的指示“林總說，人家（除向前）既然已經下了死命令，就要按軍規辦事了。你那裡和我這裡都要交代專人，密切注意邱回去後的動態，如果發生什麼嚴重情況，我們當採取緊急措施。”接着葉劍英叫人把邱會作的秘書、警衛員、司機找來做了工作，要大家站穩立場，保護好自己的首長。葉特別向他們交底說：“邱部長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對他是信任的，你們要保護好首長！”當邱會作遭受造反派毒打幾乎致死時，林彪及時下達手令救邱，而葉劍英派去暗中保護邱會作的衛戍區戰士及時將邱從造反派手中搶回。（頁88、99－100）由於葉劍英在文革初期時隊軍隊幹部儘量予以保護，贏得了軍隊幹部的尊敬和愛戴，也成為日後葉劍英能夠東山再起的組織基礎。

　　第六，陳伯達的倒台與葉劍英的復出。

　　“二月逆流”後葉劍英在政治上被毛澤東冷遇，被迫長期在家賦閒，軍委秘書長一職雖然並未明令撤銷，但是卻已失去原有的權力。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又被點名批判，九大上僅僅掛了無實際權力的政治局委員虛名。 1969年對蘇緊急戰備時期被疏散到湖南長沙。而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給了葉劍英復出的機會。廬山會議後期，毛密召葉劍英上山，囑其主持搞陳伯達專案材料。廬山會議後葉劍英南下福建陳伯達的老家和廣東兩地，搞來三個材料：陳伯達與他地主家庭的關係；陳伯達早期在舊軍閥部隊裡的情況；1930年陳伯達從莫斯科回國前後和“托派”的關係。邱會作回憶說：“我過去沒有參與過中央的專案，不清楚一些‘大人物’是如何被定案的。這一次陳伯達專案在政治局討論，是我唯一涉及的‘大案’。我發現，中央專案組的工作是如此輕率，如此不嚴肅不負責。涉案人的一丁點小事都可以掛到大問題上，定下天大的罪名。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央專案嚴重‘擴大化’，不是某個人的問題，是黨的政策問題，是黨的陋習。多年來陳伯達都是為毛主席搞些文字上的事、主持辦黨的刊物，實際工作做得很少。他那個‘天才論’就是批透了，批臭了，也沒什麼好說的了，於是就抓他的‘歷史問題’。毛主席要犧牲陳伯達以解決廬山問題，提出那個‘懷疑’，政治局就抓緊落實，對陳的結論未經仔細推敲就定了案。對陳伯達的聲討，不是什麼實事求是，而是對毛主席的態度問題了。凡是毛主席要整某個人，中央里其他人只能附合，否則你就自身難保。”（頁570－571）這些材料實際上成為日後毛澤東給陳伯達定性的關鍵“證據”。從此，葉劍英重回政治局工作。

　　第七，“九一三事件”後對黃吳李邱等人落井下石。

　　“九一三事件”的前後過程以及對黃吳李邱等人的專案審查，葉劍英自始至終都是參與者、知情者。黃吳李邱是否涉及“兩謀”，葉劍英應該心知肚明。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亦曾是葉劍英的老部下（都是來自四野的廣州軍區），文革初期都遭受過造反派的打擊，葉劍英也曾對他們加以保護。但是“九一三事件”發生後，葉劍英卻積極要求處理黃吳李邱，王洪文作為當事人曾對邱會作說“毛主席對你們幾個，總認為缺乏證據。專案組搞上來那麼多材料，他都認為不足為據，不能令人信服。他基本上採取‘拖下去’的方針，想拖上一段時間再看看。毛主席告誡政治局的同志，‘要冷靜觀察，犯點官僚主義有好處。’他的意思是，對你們幾個不要急於處理，就在那‘掛着’放一放、冷一冷再說。但是政治局裡多數人不願意毛主席那麼作。我們（四人幫）認為你們垮了沒用了，積極要處理你們的是葉劍英、汪東興、李德生。”（頁717－718）粉碎“四人幫” 後，葉劍英本有機會出來為黃吳李邱說幾句公道話，可惜的是，葉劍英卻沒有任何表示，反而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宣布林彪是個“反革命集團”（原先毛澤東時代只說黃吳李邱是林彪死黨，最多也就是“林彪反黨集團”），這樣一來，黃吳李邱統統被裝進這個“反革命集團”。

　　葉劍英在文革期間還有很多不光彩的事例。舉例來說，1973年4月葉劍英配合毛澤東、周恩來、張春橋，硬是把廣州軍區副政委兼湖南省軍區第一政委卜占亞打上“林彪賊船”，逼迫卜占亞承認參與了林彪南逃廣州的陰謀。原湖南省軍區政委卜占亞被中央認定上了林彪的“賊船”，與林彪“南逃廣州”有牽連。卜占亞在湖南堅決不承認這些無中生有的罪名，最後被押到北京。1973年2月初在周恩來主持的會議上，葉劍英表情嚴肅地說：“卜占亞同志的問題本來在湖南就可以定案了，不需要到北京來。為什麼又來了呢？就是要給卜占亞最後一個機會。毛主席、黨中央要樹立一個坦白從寬的典型，挽救那些在路線鬥爭中犯錯誤的人，對全党進行教育。希望你能徹底坦白交代，爭取寬大處理。這是決定你政治命運的最後機會。希望你好好考慮，認真對待。”（遲澤厚《卜占亞上下“賊船”記》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明鏡出版社2007年版頁575）卜占亞被逼無奈最後只好一一承認這些“罪行”。“四人幫”被粉碎後，中紀委重查文革期間的大案要案，1982年12月中央書記處終於同意撤銷了卜占亞的罪名和原中發（1973）12號文件。在這些冤案中，葉劍英起了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此外，粉碎“四人幫”後，葉劍英與華國鋒將南京軍區司令丁盛打成“四人幫”同夥，丁盛由此受到長期迫害。（可參見《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星克爾出版社2008年版）

　　葉劍英在文革當中的活動可圈可點，既有積極緊跟毛澤東搞文革運動的一面，也有保護軍隊幹部，遏制江青文革極左派的一面。現在官史不遺餘力地宣傳葉劍英光彩的一面，卻將那些不甚光彩的一面徹底隱去。筆者認為，葉劍英的確是毛澤東信得過的人，否則文革初起時也不會將軍隊的大權交到葉的手中，但是毛也十分注意葉劍英的活動，一旦發現葉劍英對文革心存不滿，立即讓他 “靠邊站”。但是隨着毛澤東對林彪的防範，以及林彪在1971年9月的倒台，毛軍中無人，不得不再次起用軍中這位自己信得過的人掌控軍權。只是在毛臨終前卻再次命令葉劍英“休息”，奪了葉的軍權。好在毛一死，葉劍英得以迅速翻身，一舉粉碎“四人幫”。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葉劍英的政治水平是其他軍隊將帥無可比擬的。葉劍英所表現出來的更多的是“政治”，而非“軍事”，葉劍英一生當中政治手段運用的十分嫻熟，大概是僅次於周恩來的人物。與其說葉劍英是軍事家，還不如說葉劍英是個政客更加準確。

　　（二）徐向前

　　徐向前在軍隊中雖然貴為元帥，但一直不被毛澤東所重用，這主要是受紅四方面軍張國燾的影響所致。林彪在1959年上台主管軍隊事宜，徐向前只是分管民兵工作。徐自己也很知趣，時常稱病不管事。文革爆發後，一個偶然的機會，徐向前成為全軍文革小組的組長，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而徐向前在這一短暫時期里的活動，官方傳記對此皆語焉不祥，或者根本就不提及。筆者手頭一本解放軍軍科院編寫的《徐向前元帥畫傳》，對此一筆帶過，然後就跳到“軍委八條命令”和“二月逆流”（江英編著《徐向前元帥畫傳》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7年10月版），似乎文革初期徐向前是堅決反對江青的軍隊領導人。然而，事實顯然並非如此。

　　1966年12月起，江青三次去林彪家，提議徐向前任總政主任兼全軍文革組長，並打出毛澤東的旗號。林彪遂同葉劍英、聶榮臻商量，只讓徐出任全軍文革組長，總政主任仍由蕭華當。徐向前上任的“三把火”。第一，徐甫上任即宣布江青擔任全軍文革顧問，排名在總政主任蕭華和代總參謀長楊成武之前，成為僅次於徐向前的第二號人物。這也是江青一生中第一次有了軍內高級職稱。第二，徐提出“三條方針”：1、軍隊不要怕亂，要跟上全國的形勢；2、要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肅清他們在我軍的殘餘勢力；3、老幹部不要害怕群眾，要自覺革命，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全軍文革就這個方針還提出了“狠批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垮他們在軍內的代理人！”的新口號。 1967年1月軍委常委會議上，徐說：“說現在軍隊的高級幹部害怕群眾的‘恐懼病’是主要的，大家應當自覺醫治這種病。此病不除就搞不好文化大革命……” 但徐的說法受到其他老帥的冷遇，陳毅、聶榮臻、葉劍英都不買賬，會議不歡而散。第三，徐向前直接給邱會作下命令，從西山軍委指揮所回總後接受造反派的批判，並說，這是與江青多次商量的結果。邱會作一回總後就被造反派打成“軍隊中的劉鄧路線代表”，而被私刑關押、毒打，幾乎致死。而全軍文革辦公室一位秘書向徐匯報此事，徐向前的回答竟然是“我有什麼辦法呀？”1967年1月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開會，葉劍英不滿徐向前對軍隊文革的態度，猛拍桌子，導致手指骨骨折。這也是葉劍英針對徐向前最直接的抗議。

　　1967年1月徐向前與江青連袂接見南京軍隊院校進京匯報團，這是徐向前榮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首次對外發表談話，徐向前說“江青同志剛才講話是很好的。（眾：請首長坐下，請坐下）不要緊，不要緊。希望同志們按她的指示，按她的意見辦事。你們為什麼造反呢？還有個道理，我們中國的這個反動資產階級這樣的專我們的政，不造行不行？不造，那我們中國就要出修正主義，可是我們中國就不讓他出現修正主義，所以毛主席就發動號召，他發動群眾，領導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麼革命成功依靠什麼呢？就是依靠你們的造反精神，你們能不能完成這個任務，就是看你們的造反精神，首先是有沒有革命的幹勁，要狠，革命要有狠勁！要狠，對付以劉鄧為代表的那些支持這個犯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要狠，要狠狠地個革他們的命，要革得准，就是目標不要打錯了，因為革命過程裡邊問題是很複雜的。”1月17日徐向前又對海軍問題發表談話說： “當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很好，要繼續發動群眾，把運動搞深搞透。今天學生要開大會，要打倒蘇振華，打倒杜義德。最後講海軍問題。主要講蘇振華的問題。蘇振華是堅決貫徹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是鄧小平安在海軍的釘子，這種人不能保。”（見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2006年）

　　現在官方版的各位元帥傳記，都說“軍委八條命令”是徐向前出面找林彪，而後林被迫同意。這顯然不是事實。林彪曾下決心發一個命令“軍內群眾組織解散，軍隊不許造反”，但被陳伯達勸阻了，陳認為這在毛那裡一定通不過。林彪遂口述軍委七條命令，後林帶着徐向前去見毛，得到毛的批准，並增加一條，成為後來發布的“軍委八條命令”。林彪的主導作用顯而易見。“二月逆流”後徐向前不再管事，全軍文革由蕭華接手，後來隨着蕭華倒台，全軍文革也就壽終正寢了。

　　從徐向前接手全軍文革組長到後來離職不干，時間極為短暫，但是徐在上任伊始確實想配合毛澤東、江青的文革路線，在軍內抓一些“帶槍的劉鄧路線”代表人物，使自己在政壇上也有一個立足之地。然而徐向前剛一有所動作，立即受到林彪和其他老帥們的抵制。徐對此也頗有自知之明，一看形勢不對，也就撒手不管，及時脫身。徐向前在文革初期的所作所為不多，但是，徐向前配合江青把軍內一些幹部送進造反派的虎口，使他們受到非人的摧殘和折磨，有些人如趙爾陸甚至被批鬥致死，這卻是人們不應遺忘的，也不應因為徐向前是正面人物而隱匿、掩蓋這段歷史事實。

　　（三）楊成武

　　在文革初期軍隊內部，楊成武是一個極為關鍵的人物，其重要性大約僅次於葉劍英。對於文革初期的活動，楊成武在自己的《自述》裡竟然付之闋如（《楊成武自述》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另一本《百戰將星－－楊成武》對此也是一筆帶過，根本沒有任何具體的交代或描述（董保存《百戰將星－－楊成武》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1月版）。為什麼如此重要的時期有關楊成武的情況，楊成武本人和其傳記作者竟然諱莫如深，不願涉及？其中的難言之隱可想而知。細讀邱會作的回憶，人們應可了解楊成武文革初期的真實面目。

　　有關楊成武的研究現已有幾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問世。讀者不妨參閱余汝信先生的《試論楊成武與羅瑞卿倒台之關係》（載華夏文摘增刊，第四七一期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和《是誰要打倒張愛萍？——〈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試解讀》（載華夏文摘增刊第六七二期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兩文。筆者這裡亦梳理一下被官方掩蓋了的歷史。

　　第一，楊成武是打倒羅瑞卿的急先鋒。

　　邱會作回憶說：“楊成武在全國解放後，基本上就接替了聶榮臻在華北的地位。他不僅成了華北地區的領導人物，也成了全軍的實權人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楊的地位突然高了起來，他對華北地區的發言權高於聶榮臻，是能夠掌握華北局勢的人物，他對軍隊的發言權僅次於林彪。”“楊成武同羅瑞卿的個人關係也是很密切的，但羅始終沒有把他拉過去。楊成武不僅在思想上、工作上同林彪保持着密切的關係，就是在對待賀、羅的拉攏上，同樣保持和林彪這個‘病號’革命同志的關係。羅對楊的一舉一動，楊都及時向林彪報告。例如，羅瑞卿把楊的愛人從地方上調來做楊的辦公室主任，羅指定楊住元帥的房子，羅親自交代為楊配備專用護士等等，楊都是先得到林彪的同意才辦的。凡是與賀、羅陣營有關係的大問題，楊都設法迴避。例如，對大比武，楊成武連總參黨委會和軍委辦公會議都藉故不參加。”“劉亞樓、楊成武、肖華三人在林彪陣營中，起作用最大的是楊成武，其次是劉亞樓，肖華起的作用很小，在兩個陣營的鬥爭中，如果沒有楊成武的積極活動，不僅鬥爭會發生困難，而且可能發生難於預料的混亂現象。”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頁376－377）

　　事實上，1965年12月向毛澤東告羅瑞卿狀的人，不僅有葉群，更有楊成武、蕭華、劉志堅等軍內重要人物。在倒羅的過程中，楊成武是出了大力的。事後楊成武成為代總參謀長。1966年4月楊成武在中央工作會議的發言中說：“羅瑞卿的錯誤，不是一般性質的錯誤，不是偶然性質的錯誤，不是個別問題的錯誤，不是盲目性質的錯誤，而是路線錯誤，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陰謀篡軍，陰謀搞顛覆的嚴重罪行。他妄想用資產階級世界觀來改造我們軍隊，他企圖通過各種陰謀手法，達到篡軍反黨的目的。我們和他的鬥爭，是黨內、軍內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革命不革命的鬥爭，是一場大是大非的鬥爭。”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同時附有葉劍英、謝富治、肖華、楊成武的四個主要發言，以及葉劍英、肖華、楊成武、劉志堅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報告。由此可見，楊成武在倒羅事件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並不亞於葉劍英。

　　第二，楊成武在文革初期參與黨內高層的政治鬥爭，整了一些人，其中不僅有彭羅陸楊，還有軍內其他老幹部，如賀龍、張愛萍等人。楊成武作為軍隊代表參與了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楊成武在會上表示強烈的義憤，楊說：“聽了嚴慰冰搞的這些特務活動，真是氣人啊！我對陸定一講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我邊講邊站起來走到陸定一跟前，把拳頭伸到他眼皮下說：‘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頁440）楊成武作為代總參謀長積極配合了毛澤東“防政變”的部署，調動兩個野戰師充實北京衛戍區，實際上也是向毛澤東表了忠心。另外，首都工作工作組則是葉劍英總負責，楊成武作具體工作。後來發生了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和賀龍辦公室的一些人搞了“炮打楊成武”事件，但由於有林彪和周恩來的大力支持，楊成武的地位不僅未受影響，反而更形穩固。楊成武成為軍內僅次於林彪的高級將領。

　　第三，楊成武與江青關係甚好。這一點也是官史中所刻意隱匿不提的。吳法憲的回憶對此已有闡述，邱會作的回憶更增加了不少新的內容。邱說：“我覺得有兩件事影響了楊成武。一是1966年7月毛主席給江青寫過一封長信，原信只有周恩來、王任重等極少數人看過，楊成武也知道內容。二是毛主席1967年夏天到南方巡視由楊成武陪同，他們朝夕相處了兩個多月。楊成武從接觸中對毛主席和江青的關係有了自己的認識。”（頁165）“他（楊成武）在軍委辦事組曾得意地說過：“你們都沒有到過江青同志家裡吧，江青同志請我到她家裡，給我講她青少年時的苦難，她說是第一次向外人透露。江青同志一邊講一邊哭，我一直陪她流淚……”（頁168）此外楊成武還替江青作了很多私事，包括到上海抄一些文人的家，把上海一些知道江青底細的江滬浙一帶的公安領導人抓到北京等等。（《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頁579－580）

　　第四，楊成武出面組織的幾件事：（1）開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把全軍參加“支左”部隊團以上幹部輪訓一遍；（2）領導解放軍報的出版工作，楊成武個人署名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政論文章《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批判賀龍、羅瑞卿反革命罪行》，軍委辦事組召開全軍電話會議，要求組織部隊及時收聽、閱讀、收集反映等。然而此文發表後不久就受到毛的批評，（3）組織編寫“黨史綱要”，楊成武親自掛帥，通篇只有毛澤東、林彪和江青，此事後來不了了之，（4）在軍事博物館舉辦“紅太陽展覽”，更加突出江青個人。該展覽請江青審查兩次，江青很是滿意。由於邱會作對此不僅不感興趣，甚至還很反感這樣突出江青，為此，楊成武還特地與邱會作個別談過，說“我們將要為中央文革做很多事情。這是為九大做準備的。我們的眼光應放大一些。”（頁169－171）

　　有關楊成武為什麼倒台，筆者在另一篇文章《真實而沉重的歷史回顧－－〈邱會作回憶錄〉述評》予以論述，此處不贅。

　　綜上所述，楊成武原本就是軍內一重要將領，羅瑞卿倒台後，楊成武的地位僅次於葉劍英。在文革初起時，楊成武積極配合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在倒羅事件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因而得到毛澤東的重用。葉劍英因為 “二月逆流”的問題而靠邊站，楊成武遂成為軍內第二號實權人物，地位僅次於林彪。可以說，楊成武是林彪最為倚重的幹部。但是，楊成武隨着地位的提高，與江青的關係走得密切，頗有腳踩兩隻船的味道，犯了林彪的大忌。林彪堅決不允許江青把手伸進軍隊，不允許軍隊內部有江青的代理人，楊成武在這一關鍵問題上沒有把握好，因而鑄下了自己下台的命運。然而，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楊成武1968年的倒台使他逃過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打擊，否則，軍委辦事組被打倒的就不是“黃吳李邱”，而是“楊吳李邱”了。令人遺憾的是，楊成武晚年的回憶沒說幾句真話，不僅完全迴避了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甚至還推諉卸責，一副自己無辜受害的模樣。這就不是簡單的是非不明的問題了。通讀邱會作的回憶，相信人們對楊成武的文革作為自有公正、客觀的評價。

　　（四）蕭華

　　蕭華是解放軍高級將領中的年青俊彥，亦多才多藝，當年他創作的“長征組歌”就曾風靡全國，也是毛澤東、林彪十分倚重的軍內高幹。然而，有關蕭華的研究不是很多，一來相關的資料較少，二來蕭華一直以正面人物出現，以當前國內的政治形勢，對蕭華的論述大都停留在歌功頌德方面，鮮少觸及蕭華文革之前以及文革初期的主要活動，更不用說根據這些活動對蕭華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了。邱會作的回憶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使我們可以根據這些重要的回憶資料，解析一下蕭華在文革中的表現。

　　(1)蕭華是倒羅的積極分子之一

　　蕭華作為總政主任與羅瑞卿的關係身為密切，毛澤東部署倒羅戰役之初，蕭華亦是軍內向毛告羅狀的主要人物之一。1965年12月初楊成武、劉志堅、蕭華、葉群一起到上海向毛匯報羅瑞卿的問題。上海會議和後來的軍委擴大會議上，蕭華都是非常積極的參與者，事後中央轉發的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蕭華也是主要作者之一。白紙黑字，見證歷歷。邱回憶說：“上海會議剛結束，肖華主持了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全面部署批判羅瑞卿，調子要比上海會議高得多，要求各大單位不僅要‘批羅’，還要揪出和批判‘羅瑞卿線上的人’。羅瑞卿問題在軍內公開並且升級了。肖華軍在軍委秘書長的事上不如意，以積極地批羅，和他劃清界線。”（頁15）在批羅一事上，楊成武、蕭華、劉志堅最積極。（頁17）

　　(2)批判他人保護自己

　　羅瑞卿是軍委秘書長和總參謀長，蕭華則是總政主任，雙方關係曾十分親密，這也是盡人皆知的。羅瑞卿的倒台，蕭華還是頗有些緊張的。為了表示與羅劃清界限，蕭華採取的手段不是正面教育，而是希圖打擊別人以保護自己。總政在部署批羅的同時，還擬定了一個和羅一起批判的名單，其中就有邱會作。蕭華把羅瑞卿列為單純軍事觀點的人，而邱會作則是單純專業觀點的人。蕭華的目的就是通過批判他人“不突出政治”而表示自己的鮮明態度。蕭華的做法被林彪和葉劍英及時制止。（《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頁397）

　　(3)文革初期總政是軍委文革小組的主要後台之一，整了不少軍內高幹

　　文革運動在全國的興起，靠的是中央文革小組。而軍隊內部搞文革就要有相應的機構。那就是軍委文革小組。該小組的組長劉志堅還是中央文革的組員。為了配合中央文革，蕭華和劉志堅專門請了江青、康生、張春橋給軍隊作報告，要求軍隊支持造反派。邱會作回憶說，中央碰頭會曾開會討論蕭華問題，不少人提了很尖銳的意見：總政和全軍文革領導軍內的文化運動，既不依靠各級黨委，也不依靠廣大革命群眾，更不執行政策，只是依靠造反派造反，搞的是“武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斗死的軍隊高級幹部有趙爾陸、楊至誠、文年生等一批人，受到嚴重摧殘的就更多了。尤其嚴重的是，總政是負責管理幹部的，對武鬥幹部不制止，也沒有採取措施保護，更沒有營救過任何人。相反，總政主要的部長，如文化部長謝鏜忠（軍委文革小組副組長兼機關組組長）、宣傳部長李曼村（軍委文革小組副組長兼院校組組長）等人，還同造反派一起策划過對領導幹部的武鬥，併到現場觀看。蕭華為首的總政和全軍文革文革初期整了一大批軍內高幹，引起眾怒。蕭華的倒台很大程度上是江青的因素，另外也有其咎由自取的因素在內。

　　蕭華的弱點其實是很明顯的，即蕭華總是表現出極左的面貌。雖然文革就是一場極左的運動，但是每個參與人之間還是頗有不同和區別的。蕭華的問題在於，哪邊的政治勢力大，蕭華就會倒向哪邊。且蕭華樂於“整人”，從1959年整“彭黃張周”，到文革初期整羅瑞卿，再在文革中整其他軍中老幹部等，蕭華給人們的印象一直不佳。文革後蕭華被鄧小平趕到蘭州軍區當政委，又在蘭州整冼恆漢。洗恆漢在自己的回憶中就說：“眾所周知他（指蕭華）在羅瑞卿同志問題上的表現，就已經夠淋漓盡致了：在羅瑞卿同志落難時，他提供炮彈，落井下石，並主持發動全軍揭發批判；在羅瑞卿同志平反逝世後，他又以生前好友的名義寫詩悼念，對此很多同志都有看法。政治上投機多了，也就逐漸形成了一個人的‘風派’本質。”（《風雨八十載——冼恆漢自述》載華夏文摘增刊第六二九期2008年2月18日）這個說法確是一針見血。

　　（五）李德生

　　李德生在文革當中的竄升實乃一個異數，他從安徽野戰軍十二軍軍長升任安徽省軍管會主任和省革委會主任，中共“九大”上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總政主任，中共“十大”上還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在撲朔迷離的政治環境中，李德生作為軍委辦事組的成員，不僅避過了“九一三事件”的衝擊，而且在日後與“四人幫”的交手中也能全身而退。到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期，李德生依然有其軍中的地位和影響力。李德生在文革當中的作用的確值得人們細細研究。筆者手頭有一本《李德生在動亂歲月》，乃李的秘書祝庭勛所著（祝庭勛《李德生在動亂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1月版）。此書在總體的論述上依然跳不出黨文化的藩籬，依舊以《建國以來黨的若干問題歷史決議》為藍本，主要框架與論述毫無價值，是典型的官史範本。只是其中對李德生文革初期的活動作了一些有價值的描述。對照邱會作的回憶，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李德生的文革經歷。

　　(1)李德生的崛起和出任總政主任

　　以往的解放軍總政主任分別是羅榮桓、譚政和蕭華，軍銜分別是元帥、大將和上將。總政主任主管全軍的高級將領的任命、升遷，地位和作用非同小可，非軍中有能力者擔任不可。然而，李德生在軍中的資力甚淺，只是個少將而已，有如此軍銜和資力者在總政二級部長和副部長中大有人在，更何況還有軍中頗多的其他上將和中將，哪一個拎出來也不見得比李德生差。為何李德生竟有如此之殊榮，箇中之緣由又何在呢？

　　李德生是文革興起時軍隊內部支左的“模範人物”，受到毛澤東的欣賞和器重。就如同毛澤東欣賞河南的紀登奎、湖南的華國鋒、上海的王洪文一樣。這些人都是文革當中湧現出來的“新生力量”。毛澤東以文革劃線，凡是支持、擁護、執行毛的文革路線的人都會得到重用，上述諸人就是代表人物，日後都飛黃騰達。然而，這四人當中，卻只有李德生一人最後還能穩穩噹噹地讀過餘生，得到一個好的名聲，實為一個特例。

　　李德生在文革初期在安徽執行支左工作，得到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讚揚。1967年1月21日南京軍區黨委向中央軍委報告是否派部隊到合肥支持造反派，毛澤東批示曰“林彪同志：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請酌處。以後反右真正革命左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197頁）這是毛澤東就軍隊支左首次發出的嚴厲命令。康生在當年10月22日接見安徽兩派代表時特別強調，“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對安徽的文化大革命是極大關懷的……元月二十一日，毛主席親自批了電報，要支持你們元月二十三號鬥爭李葆華。正因為這個批語，使全軍介入支左的，這是對安徽的頭一個批語。”（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2006年版）

　　由於毛澤東下令軍隊支左，原安徽省軍區支持的保省委書記李葆華一派迅速垮台。造反的“8·27”等組織在省軍區支持下於1967年1月26日奪了省委及合肥市委的權，然而他們在奪權後排斥和鎮壓其它造反派組織。參加奪權的一派說“一．二六奪權好得很”，由此被稱為“好派”，未參加奪權的造反派則說奪權“好個屁”，被稱為“屁派”。1967年3月27日和4月 1日中共中央連續發了兩個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成立了軍管會，指定列五條關於群眾組織的政策性規定。但是安徽局面依然十分嚴峻，“屁”派與“好”派的武鬥不斷。在這種情形下，中央決定派李德生率領解放軍12軍進入安徽支左。1967年9月5日，江青、康生等人接見安徽兩派群眾組織，康生說：“我們相信十二軍軍長李德生同志和六四○八部隊，現在又有人說，他們支持保守組織，這是錯誤的，我們認為他們的大方向是對的。”隨後，康生指責安徽省軍區前期犯了錯誤。康生說：“一·二六奪權以前，省軍區犯了很大錯誤，壓制了軍區的造反派，壓制了革命群眾和幹部，壓得很厲害，有的還採取了打擊”。（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2006年版）。那麼，什麼是中央文革口中的安徽文革的大方向？就是支持安徽的造反派，打倒以省委書記李葆華為首的當權派。由於李德生奉命支左，1967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改組安徽省軍管會，李德生被任命為省軍管會的主要領導人。在1967年11月1日中央領導人第六次接見安徽代表團時，周恩來特別提到“現在已經有了能夠正確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解放軍十二軍在那裡，十二軍在那裡就由十二軍統一領導，就不用南京軍區再派人去了。我們信任、依靠十二軍去領導，信任、依靠李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能夠領導。”（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2006年版）由此可見，安徽省軍區在文革初期由於保護了李葆華，壓制了安徽地區的造反派，從而引起中央文革的極大不滿，康生、江青、周恩來等人在講話中多次嚴厲指責省軍區司令嚴光犯了嚴重錯誤。而李德生到安徽後則通過軍隊支左，新成立的省革委會中結合了兩名原省級幹部擔任副主任，一位是原省委書記處書記李任之，他在曾希聖時代得到重用，李葆華時代也保留了下來。另一位是1957年受曾希聖打擊的楊效椿，他在李葆華來皖後被平反，並於文革前夕任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書記。這也勉強算作對各方勢力“一碗水端平”。但實際上，兩派幹部的矛盾並未真正解決，依然延續了很長時期。

　　李德生的崛起源於安徽的蕪湖事件，蕪湖兩派鬥爭激烈，而李德生在安徽大力支持了當地的造反派，把蕪湖市委一批幹部打成階級敵人。在1968年7月15日李德生發表的講話中即可看出端倪。李德生在講話中把原蕪湖市委第一副書記寧之祥、原蕪湖物資局黨委副書記王文達、原蕪湖地委監察組副組長鄭佩、原蕪湖地委副書記李干、原蕪湖地委副書記秦彬等人打為“反革命分子”，誣指這些人是“隱藏得很久的叛徒、壞人、黑手”。李德生進一步發揮說“把這一小撮壞人、黑手、壞頭頭揪出來，使他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必將進一步教育群眾，推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向前發展。……蕪湖肯定還隱藏着一小撮更狡猾更危險埋藏得更深的階級敵人。他們正在改變策略，繼續頑抗，策劃新的反撲，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及時揭露階級敵人的一切新的陰謀詭計，放手發動群眾，緊緊依靠群眾，窮追猛打，向階級敵人展開更加猛烈的進攻。我們要主動地積極地去亂敵人，亂得敵人無藏身之地，把一切反革命分子統統都挖出來，使真正的左派力量緊密團結，發展壯大。”（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2006年版）由於李德生在安徽的“三支兩軍”工作，李德生得到中央文革的讚賞，從而換來毛澤東對李德生的青睞。李德生由此被招到中央參加中央工作。可以說，李德生是解放軍支左運動中湧現出來的代表人物，由此得到毛澤東的讚賞而高升。

　　在中共“九大”結束時毛曾順口說了一句“李德生可以考慮當總政主任”。九大後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在會上正式提出讓張春橋出任總政主任，並想馬上辦成。這時吳法憲馬上離開會場電話向林彪作了報告。林彪沒有時間再考慮了，於是立即去見毛，提出讓李德生當總政主任，得到毛的批准，在不到幾個小時內就辦完了手續。可以說，這是林彪為了防範“上海幫”染指軍隊事務所不得不採取的必要手段，李德生當總政主任總比張春橋要好一些。這就是為什麼資力、威望都不高的李德生能順利成為全軍政治工作主管的由來。（頁 402－403）邱會作說：“李德生率軍赴安徽‘三支兩軍’，以‘左’的姿態介入文化大革命，得到毛主席讚揚。在中央里工作的軍隊幹部，李德生相比我們幾個抵制江青的‘死硬分子’來說，能被上海幫接受。李德生雖然沒有當過大軍區主管，一步躍升到中央軍委，但他到北京後比較謹慎，沒有和上海幫私下接觸，工作尚可，林彪也能接受他。這次江青垂涎總政主任，林彪提議了李德生，遏制上海幫向解放軍的滲透。”（頁403）

　　(2)廬山會議後李德生與軍委辦事組漸行漸遠

　　廬山會議上林彪出手打擊文革極左派張春橋，軍委辦事組大都捲入這場鬥爭，但李德生卻是一個例外，原因在於李德生兩邊都不敢得罪。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打倒陳伯達，迫軍委辦事組檢討，唯獨沒提李德生，從此李德生與軍委辦事組其他人漸行漸遠。1970年11月召開的華北會議上，李德生積極出手打擊李雪峰和鄭維山，要求從嚴處理李、鄭二人。在向毛澤東匯報華北會議情況時，李德生更是不顧事實地說“有人說廬山上發生的是未遂政變，是嚴重問題”。由於李德生積極參與倒李倒鄭，會後李德生取代鄭維山成為北京軍區司令。在隨後召開的軍委座談會上，李德生主張要學習三十八軍報告，批判“派性”應為重點。也就是說要翻當年北京軍區打壓造反派的老賬。但是李德生的主張遭到軍委辦事組其他人的反對。

　　此後的軍委辦事組整風會議上，李德生事先與江青商談後對黃吳李邱嚴肅批評，認為黃吳李邱對原中央文革的領導人很不尊重云云，黃吳李邱的檢討剛一寫好，李德生就積極向江青作匯報。江青正想插手軍委辦事組諸人的檢討，於是找到周恩來聲稱她是受害者，有權過問此事。幸好周恩來及時報給毛，擋住了江青的企圖。（頁516、526－527）李德生的地位再那個時期日益顯得重要起來，只要看看李所兼各職即可明白其中的道理：安徽省黨的核心小組組長（後來為省委第一書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省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安徽生產兵團司令員、政治委員，南京軍區副司令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業務組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總政治部主任，然後又加上了北京軍區司令員、黨委第二書記等等。李德生竟然一身兼有大大小小十幾個官職，是中共歷史上在同一個時期擔任官職數目最多的人。這實際上就是中央里政治局勢發生變化的結果，軍委辦事組不再是鐵板一塊了，李德生有倒向江青那一邊的傾向。筆者認為，從李德生這段時期的表現來看，當李看到毛澤東對軍委辦事組的不滿、批評時，李德生及時地見風使舵，與林彪和軍委辦事組拉開距離，劃清界限，並適時地倒向江青一邊，成為江青等人在軍委辦事組的代言人。有人把李德生寫成先知先覺，早就發覺了林彪一夥篡黨奪權的野心，並與之作了堅決的鬥爭云云，實乃虛妄。

　　(3)“九一三事件”後李德生對軍委辦事組落井下石

　　“九一三事件”發生時李德生作為毛澤東信得過人參與了處理這一事件的全過程，不僅如此，李德生還參與了審查、處理黃吳李邱等人的專案組，在對黃吳李邱幾人搞逼供信、偽證、假證一事上出力良多。李德生對待邱會作尤其惡劣，如：李德生指示總後在邱家搞一個“展覽會”，企圖抹黑邱會作。後來毛澤東、周恩來發現實在不妥，發話撤掉該“展覽會”。此外，李德生還抓住所謂的“八八事件”和“九一三”前一天的一個電話問題不放，積極配合張春橋和汪東興繼續追查邱會作。據後來王洪文在獄中透露，李德生是當時政治局裡最積極要徹底打倒黃吳李邱的人之一（另一個是汪東興），筆者認為，李德生心裡清楚他與林彪和軍委辦事組的之間的關係，如果不積極表現，搞不好也許會受到牽連。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積極揭發、打擊黃吳李邱諸人，向毛澤東、江青等人輸誠表忠，以此來表明自己的態度，堅決與林彪、黃吳李邱等人劃清界限，求得自己在中央地位的穩固，說不定還能再上一層樓。果不其然，李德生的表現沒有落空，中共“十大”上被毛提名中共中央副主席，個人政治生涯達到了頂峰。

　　(4)李德生的背運和“安全着陸”

　　李德生雖然在中共“十大”上升格為黨的副主席，但是依然沒有什麼實力，這種靠毛澤東一人賞識而升到高位者在文革期間多所見矣。可惜的是好景都不長。原因就是他們的高升不是憑自己的真本事，所以往往升得快，下得也快。李德生在中央最高層如果不徹底投降“四人幫”就很難混下去，即使李德生再怎麼賣力打擊、迫害黃吳李邱等人都沒用。筆者認為，“四人幫”確實大肆攻擊過李德生。但是毛澤東才是真正的幕後人。毛澤東搞一個“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其實很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將李德生從北京趕走，其他人的調動不過就是陪襯而已。李德生到了瀋陽後，毛再委派紀登奎、李先念當面讓李德生“辭去黨中央副主席”一職。據紀登奎後來的回憶，當時是紀登奎與李先念二人一起找李德生談話，紀登奎說：“德生同志，你應該明白，你是黨中央的副主席，我們兩人只是政治局委員，按規矩，我們是沒有資格和你談這個話的。要你辭職，這是毛主席的意見。”（紀坡民《上台下台，任職辭職——聽父親紀登奎談往事》載華夏文摘增刊第347期，2003年7月8日）既然毛澤東發了話，李德生也就不得不“辭職”了。李德生這段與“四人幫”的“過節”日後成為李受“四人幫”迫害的明證。“四人幫”倒台後，李德生雖然也屬文革中冒生出來的文革新貴，但是卻能全身而退，成為文革新貴中唯一一個最終還能“安全着陸”的中共大員，1990年在國防大學政委一職上風光退休，而其他文革新貴者，如華國鋒、紀登奎、汪東興、陳永貴、吳桂賢等無不黯然下台了事。

　　綜觀李德生文革時期的經歷，李德生也是一介凡人。李德生在造反派興起的文革大潮中，積極配合中央文革支持了安徽地區的造反派，在安徽頗有一些名聲，由此被毛澤東“慧眼識才”，提拔倒中央工作。如果李德生不是這麼一個文革運動積極參與者，李怎能得到毛澤東的賞識和重用？李德生的聰明就在於在中央兩大政治派別中，保持相對的中立，兩頭都不得罪。但是當政治局面明顯改變時，就及時調整立場，並適時反戈一擊，犧牲他人，保存自己。這一點李德生對黃吳李邱四人的審查、迫害方面尤為明顯。這並不是某些人所吹噓的什麼與 “林彪反革命集團”作鬥爭，恰恰是中國政治中最黑暗最齷齪的舉動－－落井下石。事實證明，李德生積極參與打擊自己以往的同僚並不能保證自己地位的穩固，除非徹底投向“四人幫”，甘心成為他們的鷹犬，否則遲早還會遭到文革極左派的打擊。李德生後來的遭遇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所以李德生應該明白，黃吳李邱並不是他的敵人，恰恰是他的“同一個戰壕的戰友”！他至少應該明白唇亡齒寒這一簡單的道理，沒有了林彪和黃吳李邱們，李德生還能繼續坐穩他的總政主任的位子嗎？如果李德生在粉碎“四人幫”後能對過去有所反思，應當知道雖然他們當年在那種體制下參與打擊、迫害黃吳李邱等人，也許多少出於無奈，屬身在其位不得不為之，但在粉碎“四人幫”後就應除去強加在黃吳李邱等人身上的不實之辭，還黃吳李邱一個公道。可是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絲毫未曾看到李德生任何像樣的反思，似乎他這個文革中最大的受益人成為受害者，再加上祝庭勛一類人的按照黨中央的決議歪曲、篡改歷史，美化李德生文革中的行徑，致使這段歷史被人為地扭曲。因此，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評價李德生文革中的言行和作用。

　　（六）汪東興

　　嚴格說來汪東興並不屬於軍中高級將領，汪東興僅僅是毛澤東的“家臣”而已。可是汪東興卻負責毛澤東的“禁衛軍”－－8341部隊，儘管汪東興一天仗也沒打過，但是1955年軍隊授銜時汪東興也搞了一個少將軍銜，充其量也就算是半個軍人吧。然而，此人之重要性卻是誰也不敢忽視的。他是毛澤東身邊的“御前行走”、“帶刀侍衛”，對毛的一舉一動瞭若指掌，起到上傳下達之作用，其“恭體聖意”、頒布“聖旨”須臾無可替代，成為漢末“十常仕”、明末魏忠賢一類的人物。另外，汪東興通過他的中辦系統和警衛系統能夠及時了解各方面的政治動態，即可有選擇地向毛澤東匯報，起到其他人起不到的作用。了解汪東興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實在非常重要，特別是揭穿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鬥爭》一書中謊言，還原那段歷史真實，更是我們責無旁貸的義務。筆者撰有《論汪東興與林彪事件之關係》（載《百年林彪》明鏡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對這個問題作了論述。現再根據邱會作的回憶對汪東興文革作用作一評述。

　　(1)汪東興是文革重要受益者之一

　　汪東興作為毛澤東的“家臣”不屬“走資派”，自然不虞有被打倒的可能性，相反，毛澤東很多“體己事”還需汪東興出面去辦。毛澤東的隨侍醫生李志綏的回憶對此多有描述，此處不贅。然而，最重要的還是這位“大內總管”－－中辦主任負責辦理非常具體的事務性工作。比如，1966年5月份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汪東興曾打電話給邱會作，汪說：“我們這裡有兩個人，現在到你們那裡去拿嚴昭的東西（嚴是陸定一的小姨子、總後副部長韓振紀的老婆）。你先告訴韓，把東西交給來人就行了，不要問任何事情。你自己也不要去打聽那些事。現在的事，當你能聽到的，不用問也可以聽到；要是你聽不到的事，問也問不到，不僅如此，還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煩。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陸定一出奇的壞，嚴慰冰已經被抓起來了。”（《邱會作回憶錄》上冊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頁439）邱會作說：“汪東興的口氣很大，我除了聽之外，一句話也沒說。”汪派人到總後取某件東西事小，但卻折射出汪東興其人在中央高層政治圈子裡的地位和作用。汪東興在中共的“九大”上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事實上，汪東興對此並不滿意，汪對毛的醫生李志綏說“你不要以為周總理可靠，他這個人是見風倒。周來看過我，說江青、康生不同意我當政治局委員，他們讓周總理來說服我。周還真叫我表示態度不當政治局委員。你看他這個人真是見風使舵。”（見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92頁）雖然汪僅僅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但其所起的所用卻是很多政治局委員難以望其項背的。因此說汪東興是文革的受益者一點也不誇大。

　　(2)汪東興在廬山會議前倒向軍委辦事組

　　文革前江青曾經整過汪東興，汪被下放到江西省當了幾年的副省長，後才回到北京，接替楊尚昆的中辦主任一職，從此汪對江青恨之入骨（見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10月版第323頁）。林彪作為中共“九大”黨章規定的接班人，汪東興自然要與林彪、軍委辦事組搞好關係。邱會作回憶說：“汪東興1969年底和毛主席一起在上海，曾受命去東北地區檢查戰備工作，他來往經過北京，均邀請黃、吳、李和我到他中南海的家中長談，每次在四、五個小時以上，談的核心話題是反上海幫。汪東興向我們交了毛主席的‘底’，主要是：1、毛主席對林彪信任，真心想把交班給他；2、毛主席對張春橋欣賞但不信任。對江青有某些利用，但用完了就完了，沒有進一步培養的打算和安排；3、毛主席把江青當成是政治包袱、生活上的累贅，想甩，一時又甩不掉。毛主席對江青是又厭煩又無奈，厭煩得連見她的面都不肯。那天，汪東興還講了毛、江的不少個人隱私。”（頁428－429）吳法憲的回憶也印證了這一點。換句話說，汪東興在“軍”、“文”兩大派系中倒向了林彪一邊，不僅及時地向軍委辦事組通風報信，更成為日後林彪出手打擊張春橋的積極響應者、擁護者，人們也就不難理解汪東興在廬山會議上的所作所為了。

　　(3)廬山會議上汪東興的作用

　　汪東興在廬山會議上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有以下幾點：

　　第一，在政治局會議上主動傳達毛澤東的指示。1970 年8月22日晚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介紹會議議程等各項安排後，汪主動作了補充說，“主席說‘九大’後有人有一些活動，有的弄到一些中央常委頭上了，應當講一下，對黨的團結是有利的。”康生對此是極為不滿的。汪東興在這裡實際上提供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信息，即毛澤東對中央政治局內部的矛盾是相當了解的，也知道張春橋等人的某些“活動”的確“弄到一些中央常委頭上了”，因此毛強調應當“講一下”，以加強黨內團結。

　　第二，林彪在開幕式上發表講話後，汪東興在政治局會議上首先提出重播林彪的講話錄音。原因是很多聽者在開始時並未領會林彪講話的含義，他們並非要聽林彪的那些“官話”，而是要聽林彪講話中所批評的“對毛澤東思想不正確態度”的真實含義。

　　第三，汪東興以最快的速度印好陳伯達編寫的“馬列毛論天才”的材料，並以中央辦公廳的急件發出，送交軍委辦事組諸人。

　　第四，汪東興在華北組的發言異常激烈，矛頭對準張春橋。汪東興的發言起得作用遠大於陳伯達，因為與會者咸認為汪東興帶來的毛澤東的“聲音”，代表了毛澤東的意圖。會議批張一發不可收拾。

　　第五，汪東興積極鼓動各組代表發言表態。汪東興對一些軍隊代表甚至說“要抓緊時機，可以說機不可失，失不再來，失去就是千古遺憾了”、“現在表態不表態，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問題”云云。

　　通過汪東興廬山會議上的表現，汪絕非是他自己所聲稱“誤信了陳伯達的話”，屬“受騙上當”。事實證明，汪東興是堅決站在林彪一邊與張春橋等人作鬥爭的重要人物，他扮演了任何其他人所無法扮演的角色，起到了任何其他人所無法起到的作用。

　　(4)批林整風會逼死王良恩

　　廬山會議後汪東興用兩頁很不像樣的檢討換得毛澤東的 “寬大”，成功地從軍委辦事組“反江青俱樂部”逃逸出去，從此斷絕了與軍委辦事組的聯繫，直至“九一三事件”的爆發。在後來的批林過程中，汪東興下毒手逼死原中辦副主任王良恩。筆者曾撰有《王良恩是林彪死黨嗎？》（見《重審林彪罪案》下冊，明鏡出版社2005年7月版），對此作了敘述，此處不贅。

　　(5)“九一三事件”後汪東興對軍委辦事組落井下石

　　“九一三事件”後為了掩蓋與軍委辦事組的真實關係，汪東興積極主動要求對黃吳李邱採取抓捕行動，必欲置黃吳李邱於死地。吳德回憶說：“9月23日的晚上，周總理通知讓我到人民大會堂，是什麼廳我記不住了。我進去時，看見汪東興、楊德中在那裡。汪東興和楊德中都說：黃、吳、李、邱這些人是軍權在握，再不動他們很危險，這個事應該處理。我們正說着，周總理來了，汪東興向周總理講了要處理黃永勝等人的意見。楊德中說：黃永勝在燒材料。周總理說，你們先等一等，說完他就同汪東興一塊出去了。過了不長時間，半個多小時的光景，周總理回來了。周總理告訴我們，毛主席已經批准了，把黃、吳、李、邱逮捕起。”（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 145頁）事後成立的中央專案組由紀登奎、汪東興負責。這無異於使汪東興可以隨心所欲地銷毀不利於他自己的證據，從而掩蓋他與林彪及軍委辦事組的真實關係。據王洪文在秦城監獄對邱會作說，“我們（四人幫）認為你們垮了沒用了，積極要處理你們的是葉劍英、汪東興、李德生。”由此可見，對黃吳李邱處理這麼狠，汪東興負有主要的責任，汪實際上是與江青等人配合，做的是“滅口”的勾當。

　　筆者認為，粉碎“四人幫”後，汪東興不僅繼續毛澤東的 “抓綱治國”方針，還變本加厲地將黃吳李邱關進秦城監獄。如果說在毛澤東死前，汪東興為了開脫自己與軍委辦事組的密切關係，對黃吳李邱下狠手還有一點點不得已的成分。但是毛死江囚後，這層厲害關係已然不存在了，汪東興已經沒有必要再落井下石了。軍委辦事組諸人與汪東興曾經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在共同對付江青、張春橋這伙文革極左派持有共同的立場，汪東興對此心知肚明，可為何汪東興竟然昧着良心干出如此傷天害理的事情？事實上，粉碎“四人幫”並不是汪東興真的良心發現救民於水火，而是從自己的政治利益出發，維護自己的權力，同時汪東興也看出“四人幫”屬“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只要有軍方的支持，擒拿此四人猶如瓮中捉鱉，不費吹灰之力。那麼之後的下一步該如何走呢？對內給“四人幫”戴上“篡黨奪權、陰謀政變”的帽子，對外則宣稱華國鋒、汪東興才是毛澤東的嫡系傳人，所以還要繼承“毛主席遺志”，繼續“以階級鬥爭為綱”，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這一切實乃換湯不換藥，實行沒有“四人幫”的“四人幫”路線，那麼把黃吳李邱打成反革命集團更可表明毛澤東當年大搞文革運動的所作所為是正確的，毛澤東與林彪的鬥爭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然而，汪東興的這一套很快就吃不開了，毛澤東馬上就面臨被清算的下場，汪東興這位毛澤東的“家臣”當年替主子幹了無數見不得人的事，當然也要為此復出代價。如果不是鄧小平要維護毛澤東這面旗子，要不是汪東興尚有“粉碎四人幫”的功勞，恐怕汪東興也早就進了自己人的大牢－－秦城監獄。

　　針對汪東興的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一書，筆者曾給予如下之評論：綜觀汪東興在文革中的活動，汪有幸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時間最長，貫穿了文革的全過程。整個十年動亂，也是汪東興政治生涯最輝煌的十年，汪從毛澤東的辦公廳主任最後成為了黨的副主席。毛澤東的每一項戰略部署都少不了汪東興的鞍前馬後。可以說，汪東興始終與毛澤東的重大錯誤乃至罪行緊密相聯。在文革結束後的撥亂反正年代裡，汪東興本應認真反省自己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反思文革浩劫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思考如何避免類似的悲劇的重演，實事求是地記述這段歷史的全過程，從而記取歷史的深刻教訓，而不是文過飾非，繼續製造毛澤東的新神話，歌頌毛澤東的所謂“豐功偉績”。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汪東興在自己的《毛澤東與林彪反黨集團的鬥爭》一書中不僅沒有絲毫像樣的反思，反而繼續其顛倒黑白的伎倆，通篇假話和謊言，不愧是一本精心剪裁，篡改歷史的偽回憶錄。通過上文對汪東興所作所為的揭示，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汪東興的真實面目。我們可以說，汪東興這本書既沒有“尊重歷史，實事求是”，更談不上“總結、提高、發展”。汪東興的所謂回憶錄不過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充滿謊言的書。為了對歷史負責，我們有責任澄清汪東興書中所混淆的歷史真相，揭示歷史事件發展過程的原委，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總結歷史的經驗，分清責任，辨明是非。（丁凱文《論汪東興與林彪事件之關係－－評〈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載《百年林彪》明鏡出版社，2007年11月）

　　三十三、《邱會作回憶錄》與《心靈的對話》之比較

　　今年1月和2月《邱會作回憶錄》與《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心靈的對話》相繼問世。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出版兩部邱會作的回憶，十分難能可貴。筆者曾就《邱會作回憶錄》作了述評，現在願就這兩部書再作一比較。

　　1.《邱會作回憶錄》是邱會作整個人生經歷的較為完整的一部回憶，它涵蓋了邱會作整個不平凡的革命生涯。從早年參加紅軍到參與第一次國共內戰，從參加長徵到在延安的工作，從參加東北戰場的戰爭到進軍大西南的衡寶戰役。邱會作與後勤工作和軍事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從一個普通一兵成長為軍中驍將，為中共的建國立下了汗馬功勞。中共建國後，邱會作不僅參加了軍隊的後勤建設、中央軍委的工作，還對後勤工作的管理、改進、自救生產渡過災荒等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並得到周恩來的高度評價。《邱會作回憶錄》最主要的特點之一就是，全面記述了自1959年起進入中央軍委工作的經歷，特別是文革時期的歷史，為後人留下了非常寶貴的資料。這部回憶錄應是邱會作的正版回憶。

　　2.《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心靈的對話》是一部口述回憶實錄，作者程光通過與父親邱會作多次談話的記錄，將邱會作就文革時期的那段歷史的談話作了極為詳盡、細緻的記錄，其敘述的重點在於文革部分，內容極為豐富、珍貴，邱會作回顧這段歷史的很多思想的精華在此體現出來。《邱會作回憶錄》一些內容可能由於篇幅的原因未能全部收錄，而《心靈的對話》則有較為具體的闡述，如“二月逆流”、“三支兩軍”的工作、中共“九大”後的中央工作，包括對外軍事援助、國防工業的建設、組建解放軍的基建工程兵、戰備一號令等。因此，《心靈的對話》應是對《邱會作回憶錄》的補充，《邱會作回憶錄》中個別不甚準確之處，《心靈的對話》也予以修正。

　　3.《邱會作回憶錄》作為正版回憶錄，值得歷史學家和文革史研究者們細細解讀。而《心靈的對話》是以父子之間談話的形式進行，因此語言、風格更為流暢，通俗易懂，很多地方話語不多，但往往一語中的，發人深省，且更適合缺少文革史知識的人們閱讀、理解，其涵蓋面亦較為廣泛。此外，《心靈的對話》在敘事方面更細膩，更準確，更豐富多采。可以說，兩部書籍的內容相輔相成，互為補充。有朋友不無幽默地說，《心靈的對話》可以看成為《邱會作回憶錄》的“學習輔導材料”，此言不無道理。

　　4.《邱會作回憶錄》與《心靈的對話》分別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從整體印刷質量上來說，《心靈的對話》似乎更勝一籌，不僅紙張質量較好，裝幀精美，錯別字亦極少。而《邱會作回憶錄》有個別脫頁之處，書中個別紙張上還有未印刷上字體的問題，這應是出版社把關不嚴所造成。好在這些都是些小問題，並不影響全書整體內容，希望再版時能有所改進和提高。

　　結束語

　　邱會作將軍在14歲時即投身中國革命的解放事業，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歷任團青年委員、少共區委書記、紅軍總供給部黨支部書記兼統計員、軍委軍事工業局黨總支書記、軍委四局三科科長、總供給部糧秣處處長。邱將軍還參加了中央蘇區的五次反“圍剿”鬥爭和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後任中央軍委供給部部長、豫皖蘇財經委員會主任兼新四軍四師組織部長及供給部政委；熱遼軍區政治部主任、東北野戰軍第八縱隊政治委員、解放軍第四十五軍政治委員。他率部隊參加了決定中國命運大決戰三大戰役中的遼瀋戰役、平津戰役，以及衡寶戰役等許多重大戰役。可以說，邱會作為了共產黨建立新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中共建國後，邱將軍任第十五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華南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任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兼副政委兼後勤學院院長。1959年任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黨委第一書記、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國務院國防工辦副主任，1968年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中央軍委國防工業領導小組組長。1969年中共“九大”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邱會作將軍在其任內始終兢兢業業、勤奮工作，對解放軍後勤工作的正規化、現代化做出了卓越的、不可磨滅的貢獻，並被周恩來譽為“解放軍歷屆後勤部長中最好的一個。”

　　邱會作將軍在其壯年時期捲入毛澤東發動、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文革初期，邱會作遭到江青等人指揮的造反派的殘酷打擊和迫害。在那撲朔迷離、波詭雲譎的年代，邱會作雖然不得不支持、擁護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文革運動，但是他卻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與江青等文革極左派作了各種形式的鬥爭，特別是當林彪在廬山上發起對文革極左派的鬥爭時，邱會作與軍委辦事組站在了反擊張春橋的最前線，由此受到毛澤東的追究。由於“九一三事件”的爆發，邱會作無辜受到牽連，被毛澤東隔離審查，失去了自由，更在毛澤東死後受到華國鋒、汪東興以及後來鄧小平、彭真等人的進一步迫害，不僅被打成莫須有的“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更被判刑16年。筆者相信，歷史終將推翻官方強加在邱會作身上的一切不實之辭，還邱會作一個清白。

　　邱會作將軍這部口述回憶是繼吳法憲回憶錄之後又一部極具價值的回憶中共最高層文革運動的巨著，它的詳實、具體、細膩是當今史學界深入文革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讀罷此書方能真正體會到它的價值。筆者深切地感謝邱會作將軍為後世留下了這部口述回憶，它的重要性和意義絕不亞於邱會作幾十年投身革命所取得的成就，隨着時間的推移，這部口述實錄將更加彰顯其無可替代的價值。筆者在此向邱會作將軍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