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3月18日，最高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4）》，在管理创新篇阐述党风廉政建设部分的“加强严守纪律教育和廉洁司法教育”问题时首开先河地提出，周永康、薄熙来等人践踏法治、破坏党的团结、搞非组织政治活动。而这一表述，原封不动地刊发在了前一天出版的《中国纪检检察报》上，且署名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据粗略统计，这也是最高法至少第四次就周永康案表态。
周强在谈到切实加强纪律教育和廉政教育时指出，教育干警充分认识周永康、薄熙来等人践踏法治、破坏党的团结、搞非组织政治活动的严重危害，彻底肃清周永康严重违纪违法对法院工作造成的恶劣影响，引导干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决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虽然周永康和薄熙来是作为负面教材出现的，但是此段表述的关键词，显然在于首次由最高法提及的“非组织政治活动”。而最高法这一表述，可谓揭开了十八大前就不断酝酿和传播的政变谜底。参与政变的主角，正是已经落马的原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以及早已锒铛入狱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新四人帮”成员：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
何为“非组织政治活动”？此提法是否等同于外界盛传的政变？此前，亲共港媒曾披露，周永康曾与薄熙来有过一次密谈，主要内容是彻底否定前中共核心领导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报道还透露，周永康了解并掌握大量中共党和国家最高核心机密，其中包括人事机密和经济机密。其所涉“泄密”细节，可能包括周永康未经组织批准将中共十八大人事机密告知亲信，并据此另行布局自己的人事安排以及向身边人泄露经济机密以谋取巨额利益。凡此种种引爆眼球的“事件”，虽然很难登上庭审之堂，却很容易借着庭审的契机成为红墙之外的热门谈资。
彼时，港媒此事无巨细的报道，被认为是中央对外放风意味明显。而最高法的这一次首提“非组织政治活动”，虽然并未详细展开，但是基本上与港媒此前的披露应无二致。
事实上，关于周薄二人图谋政变的传言，在十八大前就已经经由各个渠道传得沸沸扬扬。随着徐才厚、令计划的落马，防火墙外甚至演绎出了颇具概括性和眼球效应的“新四人帮”版本。不久前，具有官方背景的皇甫欣平近日以财经网作为平台，罕见地提到了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以及薄熙来四人结成的攻守同盟。按照皇文所述，周、薄、徐、令案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牵连。作为位高权重的绝对“老大”，周永康伙同李东生、蒋洁敏等部属，更是或串联，或并联，组成了一张巨大的贪腐网，到了几乎可以遮天蔽日的地步。此段披露，变相证实了防火墙外所传的“新四人帮”说法。
而就在“两高”报告面世的同一天，最高法官员提前对外透露了有关审理周永康的事宜。何时审理？如何审理？开放程度几何？所有问题都有了基本答案。首先是何时审理，两高官员给出的答案是“预计今年”。同时还给出了案件侦查阶段的基本情况。“周永康并没有像外界所言的铁牙紧闭撬不开口，态度相对配合，只是案情比较复杂，需要比其他案件多花点精力。”其次是如何审理，答案是“异地、公开”，这也是针对高官审理的惯例。至于开放程度几何，中纪委驻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组组长张建南给出的答案，着实令公众期待感倍增，“放心吧，公开的程度不会比薄熙来案差，这肯定的。”
虽然最高法罕见提到的“非组织政治活动”具体为何还是未知数，周案最终会以何种开放度超过薄案的方式审理也不得而知，不过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周薄令徐等人建立的攻守同盟给习近平带领的中国敲响了警钟。要知道，中共新领导层遭遇到的并非一个周永康、一个薄熙来、一个令计划、一个徐才厚这么简单，而是面对着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窝案”、“朋党”，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在保持稳定和不影响各项改革和发展的情况下消除隐患，成为新中央的重大考验。
如同多维新闻此前在《朋党——今日中国的政治密码》一文中提到的，今日之朋党与旧日之朋党以及以往的官商结合有很大不同。权力与资本的紧密结合，在进、退中的相互运作，成为今日“朋党”的基本特征。更重要的是，这种结合和运作，已不再以钱财作为主要目标，而是以影响甚至改变政治进程为主旨。对权力的分享及掌控，打造“自己人的班子”是现代“朋党”的最大追求。目前，官方还没有证实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之间的政治关系，但在他们各自的案件中，结党营私已是共性。这些在庙堂的巨蛊，要营的私亦非“恭喜发财”那么“低俗”，以权力保资本，以资本求权力，是他们的共识。“殊路同归”，只要是“朋党”，在共同利益，共同追求的驱使下，这种“雪球”效应必会“因运而生”，对中共肌体对国家发展的破坏很可能难以弥补。“朋党”之害历来殃民祸国。中共新领导层反腐不惜刮骨断腕，刨根究底，狠劲十足，其警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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