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伪装 徐才厚人之将死其言也“正确”

　　近日舆论场出现所谓军方高层透露的徐才厚临死之前留下的遗言，称“自己有罪，责任重大，对不起党和军队”，并且说“习主席反腐及时，希望后人吸取他的教训”。这些语言显得过于“政治正确”，而使其真实性受到动摇。事实上，在仕途终结之后或生命结束之前，像这样深自悔过的高级将官不在少数。传闻中的徐才厚如此，刘志军如此、刘铁男如此，即使是“红二代”薄熙来也是如此。另外，尚待审判的“大老虎”周永康也被指态度配合。

　　当然，不排除这些曾经的高官在个人完结之际争取从宽判罚或庇护家属的考虑。不过，如果站在他们本人的立场上来选择，这样做也无可厚非。曾子曾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自己几十年乃至一生的打拼和希望完全破灭之后，就再也没有了以往各种利益、权欲、斗争、阴谋的牵绊，他们的表现就更多地发自于本性中真诚的一面。他们的“哀鸣”固然是个人的悲剧，是历史大环境下难以避免的插曲，也是走出这一阶段之后新政治生态出炉的先声。

　　一生奋斗终成空 铁窗病床尽哀鸣

　　有媒体引述“接近军方高层人士”的消息称，徐才厚去世前留下遗言，称“自己有罪，责任重大，对不起党和军队”。另外，徐才厚遗言中还提及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徐才厚说，“习主席反腐及时，希望后人吸取他的教训。”对于看惯中国厚黑历史和政治斗争的观察者而言，如此“政治正确”的遗言显得十分可疑，有可能是中共有意向外传达出有利于现实政治的信息。

　　当然，徐才厚已经死去，以中共的保密力度，即使“遗言”非实也将难以对证。这就使得此种猜测或者说谣言成为“悬案”。另一方面，即使遗言确凿中共也不会对这种质疑作出反应。这是中国政治类谣言长盛不衰的一大原因。而且，在这种事情上其实没有向外传播假新闻的必要，因为掂量其所造成的正负两面效果实在得不偿失。因此，徐才厚在临终之际留下这种十分“政治正确”的遗言的可信度很高。

　　其实，徐才厚的这种做法不乏先例。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2013年6月被公审时，被其辩护律师描述为“态度非常好，悔罪欲望强烈”。3个半小时的庭审，刘志军一直站着，不肯就坐。在法庭上，刘志军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没有提出异议，并在庭审最后声泪俱下感谢办案机关的教育。

　　中国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在2014年12月被审时，也被评“认罪悔罪态度比较好”。其辩护律师表示，他以前并不认为这是违法犯罪行为，认为只能算“违纪”。到司法机关以后，有了新的认识。刘铁男对自己“教子不严”深有悔意，并表示将接受法庭判决。

　　即使是在公审时对执政者持抗拒态度、据理力争的重庆市原市委书记薄熙来在最后陈述中也展现了这种真性情。薄熙来还表示，“我现在深陷牢狱之灾，百感交集，也只剩余生。”“我没有管好家人和下属，我有大过，对不起党和群众。我得知此事在劫难逃，所以我内心有软弱的时候。”

　　薄熙来虽仍然否认对他的贪腐指控，但同时也多次表达自责和歉意。薄熙来说，王立军叛逃在中外形成了恶劣的影响，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影响上的损失，我在这个过程中严重误判，我深感愧疚，但是我没有滥用职权之心。我自知我是很不完善的人，我主观主义，脾气暴躁，我有严重的过失和错误。我深感治家无方，给国家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此外，正在被调查或被立案而未公审判罚的周永康等，似乎也有类似的表现。据熟悉周永康案情的最高检官员透露，案件目前进展顺利，周永康并没有外界所言的铁牙紧闭撬不开口，态度相对配合。尽管案情复杂，但在在2015年肯定可以起诉审理。非官方的消息说，深陷舆论漩涡的军委前副主席郭伯雄曾上缴2.5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赃款，以求免究。由此来看，虽然郭伯雄没有被正式公开调查，但是如果此事确凿，郭伯雄的认罪态度应当相差不多。

　　迟到的顿悟：“只剩余生”

　　对于这些奋斗数十年，将所有人生都投注在官场的高级别官员而言，一旦被调查，几乎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只剩余生”。其一生的追求和经营一夕坍塌，化为乌有，最亲近的家属也往往会被牵扯进来，可谓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在希望破灭的同时，亦没有了之前所有的羁绊。权欲、利益、斗争、苟合、阴谋都被切割在外。

　　这是曾经的“强者”最脆弱的时候，也是他们脱下伪装后最真实的时候。“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徐才厚、周永康、刘志军者，在此时的表现是还原了他们的本真。在他们的忏悔的自责中，依稀可见当时违法违纪、贪污弄权的情形。惩罚可以因为他们的认罪态度酌情轻减，但不可因此而被免除。这不仅是因为罪有应得，而且也是警示他人，维持整体规则秩序的需要。

　　中国特殊的组织和政治环境也会对受查贪官良好态度的产生起到催化作用。作为一个政党组织，中共向来对其中的个体极为强调思想意识和组织纪律要求，这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信仰。因此根据中共组织章程，纪检机构在审讯过程中，有“权”而且不吝于启动强大的思想、精神和心理攻势。对此，违纪者基本是没有招架之力的，完全妥协、坦白和招供几成唯一选择。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共自革命以来持续至今的一个组织优势，只是在过去一些年中被废弛。

　　当然，在这种临终善言的群征之下，也有一些个体差异和特例。如薄熙来者就采取了不妥协态度。毕竟，仕途终结与“人之将死”之间还有很大的不同。高官个人身陷囹圄，但是他的亲属、利益、声誉等虚虚实实的东西可能或者是有希望延续下去。认罪态度良好，或者是据理力争，是可供选择的两种方式。不过，在中国现今的政治和司法环境下，一般都是证据确凿才提起诉讼。那么，其强硬态度往往会很难推翻既有指控，反而有可能导致重判重刑。

　　有评论称，站在局外人的视角来看，他们的“哀鸣”固然是个人的悲剧，是历史大环境下难以避免的插曲，但也是走出这一阶段之后新政治生态出炉的先声。在经历党纪废弛、腐败丛生的数十年后，中共重塑党纲党纪意图“脱胎换骨”，打造现代化政党。腐败现象的空间将被严重压缩，官员群体性落马和“哀鸣”的现象也将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