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高法紧随两会之后公布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4）》白皮书，首开先河地提到了薄周缔结同盟进行的“非组织政治活动”，这也是该词首次出现于官方权威表述，被外界看作是“政变”、“反党”等极具斗争色彩表述的同义反复。周永康等“大老虎”的公开审理在即，官方为何主动提及与政治勾连度极大的“非组织政治活动”？与薄熙来审理时期的尽可能规避相比，中国自十八大至今发生了哪些“势”与“力”的变化，才有此底气和自信如是直言不讳？薄案已经盖棺定论，最高法再提“政治”控罪，是否意味着要推翻此前的判决？
从既定事实来看，当局十八大前决定查办薄时，基本上已经知晓其与周“大干一场”的密谋。薄周同路不同命的背后，其实是“势”与“力”的变化和逆转。首先是势。查处薄熙来，恰逢十八大前夕，稍有差池，都有可能犯下颠覆性错误；而在周案公之于众后，不仅其党羽和裙边已经被剪得七零八落，第五代领导集体也已经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反腐坐稳了江山，政局发生动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其次是“力”。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处的“力”，正是人和凝聚起来的民意。在薄熙来被查处前，由于其名义上唱红打黑获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度，所以可见的民意是偏向薄一方的。如若彼时过于政治化，可能成全薄的政变图谋，致己方于不利境地。而到了周案，大多数民意已经转向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当政者。“势”与“力”的今非昔比，也是当局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主动将“非组织政治活动”摆上台面的底气所在。
势之所归 莫之敢逆
之所以薄熙来幸免于“政治”问罪，而即将接受公开审理且开放度跌破公众预期的周永康，则可能面临已经扫入故纸堆的“政治控罪”，关键在于“势”的变化。众所周知，当局决定查办薄熙来时，恰逢中国十年一次的大换届。俱往矣，历朝历代的权力交接总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忠奸对垒血溅龙袍更是不胜枚举。中共自建国之后的四次权力交接，也是跌跌撞撞，并不平静。
彼时，不满足于当局隐去政治问题给薄熙来治罪的自由派则认为，审判薄熙来不等于清算了“重庆模式”。“文革”结束后 ，官方还曾有过一段不彻底、不深刻的反思。薄熙来倒台至今，当局却从未对“重庆模式”进行过任何反思乃至讨论，似乎都在心照不宣地“既往不咎”向前看。所以，对薄熙来的处理，从一开始就附带着浓重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意味，而非简单的反腐治贪那么简单。反腐治贪很容易赢得掌声，但是一旦牵扯到权斗和路线问题，握有权柄的执政者就很容易成为被质疑的对象。被放在砧板上的薄熙来，原本是背着贪污、受贿、滥用职权“三宗罪”的贪腐官员，却被很多人看作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轻易完成了从施害者到受害者的角色转变。
《孙子兵法》里有一句话叫“善战者求之于势”。善于长线布局且不打无准备之杖的中共，在薄时期已然意识到了“势”之所向，故而莫之敢逆。因为稍有差池，便可能犯下不可挽回的颠覆性错误。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提到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可能的后果之一就包括政权是否稳固。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隐去薄熙来的政治问题，也是中共自我保全的一种策略。
到了周永康，虽然也难以摆脱政治斗争，将其与薄熙来关联起来，也不排除存在路线斗争。但现实的情况是，公众对当局反腐决心的拥护，彻底覆盖掉了政治斗争以及路线斗争存活的可能和空间。也就是说，即便当局在审判周永康时重提“政治问罪”，多数舆论还是会认定这是周本人贪婪奢靡之后的咎由自取，不至于演绎出过多的权斗论、阴谋论。也正是内“势”外“势”的逆转和变化，共同促成了中共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直面这场针对世纪大考。最高法官员在两会之前的提前透料，以及后续将“非组织政治活动”写入白皮书，都不失为“势”变化之后当局立场和态度的直接外溢。
得民心者得天下
除了“势”的变化，薄周同路不同命的另一大决定因素，在于“力”的变化。此处的“力”，通俗地讲，就是民心。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民心者得天下。
在薄时期，可见的民意显然是严重跑偏的。不得不说，面对世风日下、无官不贪的现状，仇官仇富的情绪井喷，很多人怀念建国之初的大锅饭时代，薄熙来唱红打黑正是抓准了这一命脉，所以很快虏获了人心。但是待到笼罩在唱红打黑之上的“保护膜”被撕开，民众意识到薄的终极目标与重构社会秩序没有丝毫瓜葛，相反地，是在打破尚存的社会秩序。从重庆事变之后的种种迹象来看，比如毛左派联合起来为文革呐喊助威，左派意见领袖在公共事件中制造事端，破坏性的余毒可见一斑。
到了周永康，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集体已经将多数民意聚拢过来，且稳固程度足以让中共放开手脚进行“不设指标”、“上不封顶”的打虎动作。当然，这样的民意收获，从习近平在十八大后的就职演说中开诚布公地喊出的那句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已经开始并奠定基调。第五代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便获得人民的高度支持，也正是因为在习的带领下，普罗大众对于法治和社会规则重新燃起了希望，并有了新的界定和认识。而这，虽则无形，确是比单纯物质层面的极大丰富更为关键存在。从这个层面来讲，如果说邓小平时代是让老百姓的碗里多了一块肉，那么习近平时代则是试图让老百姓精神上多一份相信，也多一份向往。事实证明，这样的努力方向是必要且合理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民意作为强大后盾，习才敢于主动升级周案，对其进行全方位问罪。
中南海的尴尬
虽然政治问罪周永康的“势”与“力”兼具，但是最高法首次提及的“非组织政治活动”，还是让当局陷入了尴尬境地。因为在公审周之前谈及此敏感词，还将其政变、反党事宜与已经审判结束的薄熙来捆绑在一起，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即已产生：升级周案如若坐实，那么是否意味着避开薄熙来政治问题的那场微博直播的审判，将要推倒重来？如若不然，全面依法治国又从何谈起？
就时下局面来看，重审薄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便彼时问罪方面确实有所遗漏，这也是当局盖棺之后很难更改的定论。至于即将面临公审的周永康，原本公众以为会延续薄案，切中经济层面的贪腐行为，而将反党和政变层面的量刑隐晦而巧妙地“嫁接”过来，以避免不必要的震动。然最高法的罕见举动打破了这种惯例，在让周案公审变得扑朔迷离的同时，也给习近平面前横亘了一道不得不直面的坎儿。迈过去了，中共反腐的开放度和信任度将大幅跃升，迈不过去了，执政党也还是会延续一贯的问罪模式，让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尽可能地淡出公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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