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一个交待 胡耀邦身缠“三条锁链”

　　2015年4月15日是胡耀邦逝世26周年纪念日，该年还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尽管官方已对胡耀邦有过很高的历史论定，并且宣称将有“郑重安排”以纪念之，但在心怀怨气的胡家后人和民间看来，胡耀邦的身后之事并没有完结。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中共正在升级胡耀邦的地位和荣誉，但却难

以期望在正视胡耀邦下台前后的历史方面有大的进展。曾经身为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突然跌落的具体情状所反映的中共高层运作机制弊端，与之前席卷中国的“八六学潮”的关系，与之后发生的“六四事件”之间的关联，是缠绕在胡耀邦身上的“三条锁链”。

　　胡耀邦家的不平和怨气

　　胡耀邦在1989年的逝世是“八九民运”的导火索，自此之后，每年这一时期舆论中都会出现纪念的热潮。其实近年来，官方也未曾缺席这种集体性追念。多个渠道透露，在2015年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中共已有“郑重安排”。此一消息无疑吊起了观者的胃口，“郑重安排”是否意味着当局将正视那段被遮掩的历史，重评胡耀邦？在这种“郑重安排”真正呈现之前，还不宜轻下结论。

　　事实上，中共早已恢复了对这位已故领导人的声誉，并给予了相当高的历史定位和荣誉。10年前的2005年，胡耀邦在共青团的后人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之时，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日，中共即以中央的名义对胡耀邦平反。当时中共举行“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温家宝、曾庆红、吴官正三位时任政治局常委出席。曾庆红发表讲话，将胡耀邦称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而且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在此之后，执政者对胡耀邦每年的纪念就有逐渐升级升温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又恰逢胡耀邦诞辰百年，中共举行郑重的活动纪念之实属正常。值得注意之处是是否会再次召开座谈会，习近平是否会出席，以及是否会延续之前对胡耀邦的“平反”工作并给予新的论定。

　　对于这位至今仍有争议的中共领导人，10年前的“平反”工作并不是最终时态，而是有所选择、节制和策略的平反。当时座谈会的讲话固然给予胡耀邦很高评定，但是有意忽略了胡耀邦在担任中共总书记后突然去职的情节。这也正是胡耀邦家族至今仍有怨言的原因。胡耀邦三子胡德华说，官方举行纪念活动，并不代表对胡耀邦平反，“开个纪念会，只能说明怀念他，但不说明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犯了错误还是没错误，是不是冤假错案”。胡德华所期待的或许是刘少奇式的平反，即以中共全会的形式将伪证和指摘“完全推倒”。

　　相比之下，舆论场中对胡耀邦的态度则复杂得多。中共党内被胡耀邦平反的领导人及其后人对胡心怀感恩，与胡耀邦理念一致的改革派为之扼腕，很多普通人将胡耀邦视为清正为民官员的代表，知识分子则因为胡耀邦开明宽容的性情和执政方式对他青睐有加。而反对者则始终指责胡耀邦激进轻浮的作风，并且应当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承担责任。胡耀邦台上台下，在世和逝世之后，都被右派擎为旗帜，亦始终处于中国意识形态争执的风口。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胡耀邦身上仍有被遮掩的敏感之处，中共没有正视那段历史，也未放开舆论讨论存在很大关联。这也是中共一直背在身上的一个包袱。

　　“三条锁链”难解

　　分析人士认为，论及胡耀邦时，有3个难以避开的棘手问题，这也可以视为缠绕在他身上的“三条锁链”。最直观的就是胡耀邦下台的非正常操作。据悉，在1987年元旦夜之后的中共“党内生活会”上，时任中顾委主任薄一波主持会议连续数天指责胡耀邦的“问题”。胡耀邦之后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也是在此次会议上，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习仲勋斥责元老们动用文革式手段逼总书记下台是不正常的，是违反党的原则的。

　　如果以现在的视角来看，胡耀邦所承受的遭遇和下台的方式确实与中共当时的程序制度不符，带有一定的文革色彩。而且，这种批斗的方式对于当时的领导人胡耀邦本人也伤害很大。据传，胡耀邦走出批判会场后，坐倒在台阶上痛哭失声。另一方面，客观地考虑，中共刚走出文革时代，其高层运作体制也无法一步到位。以当时的现实情况，难免会出现一些程序上的问题。这也是中共现今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必要之处。而且，当时的这一类细节显然是执政者不乐意向外界过多呈现的。这是胡耀邦身上的第一条锁链。

　　第二条锁链则延伸到胡耀邦下台的原因，也就是在不久前发生的席卷全国的“八六学潮”，也即官方所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胡耀邦被批判时的罪名甚多，包括基层视察太频繁、对邓小平的态度、干部任用问题，但最直接最重要的正是在不久前发生的这场运动。正如当时的“中央3号文件”和“左王”邓力群的发言，其重点也都集中在此。

　　同样以现在的视角来看，“八六学潮”与当时中共所引领的改革开放步调一致且相互激发，也与近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等民主运动十分相像。这一股曾经支持改革开放的力量最终发展至难以控制的状态，或许是中共高层整体上都没有意识到的。固然胡耀邦等一线领导者管理不力，甚或起到了催化的作用，但也与当时中共高层缺乏应对经验和战略定位有关。事实上，在改革和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不仅中国社会需要放松和解放，执政团队亦需及时调整和改变。在这种共同探索过程中，过于保守的做法要抛弃，过于激进的做法也需有所节制。而“八六学潮”的出现和后来被控制都有一定的必然性。

　　如果将这种探索和执政的过失都由胡耀邦一人承担，显然是有失公允的。而如何要继续平反胡耀邦，就须正视这段历史，需要直面“八六学潮”。这是后来的执政者的两难选择。或许在执政党与民众对“阿拉伯之春”等民主化运动，对中共执政党自身有了更全面、客观和理性认识之后，才会形成更为有利的历史时机。

　　第三条锁链是已被捆绑到胡耀邦身上的“八九民运”、“六四事件”。如果深究起来，1989年胡耀邦逝世是民运的导火索，但后来发展到绝食、流血的程度，却已胡耀邦没有太大关联。尽管如此，在涉及到胡耀邦问题时，过于敏感的“六四事件”话题会很容易被抛到舆论的风口浪尖。能否有效地做出切割和引导，是一个操作难题。不过相应地，对胡耀邦的继续平反和正视，也将有助于和“八六学潮”相似的“六四事件”的和解。

　　概括地说，中共欠其曾经的总书记胡耀邦一个交待。这集中集体为三个问题：为何以非正式的手段拿下胡耀邦？胡耀邦在“八六学潮”中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胡耀邦与“六四事件”有何关系？约半年后的2015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对中共而言，这是一个回顾和正视历史的好时机。既然已经有“郑重安排”纪念胡耀邦，也很有可能顺势进行继续平反和新的论定。目前习近平的定位和权威，也增加了着手或推进这一操作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