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转型 处长治国戳中痛点

　　近日，“处长治国”四个大字在中国大陆的各报刊、网站的出镜率极高。一方面基于中国李克强在4月15及2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两次斥责一些部门和地方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甚至有些部门或地方的文件经常在原地“转圈”。李克强对原地“转圈”的现象表示要“坚决加以改变”。另一方面，类似于李克强的表述也见于大陆的一些企业家，像是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就曾直言不讳的说道，“中国严格意义上是‘处长治国’，投资环境的主要症结在处级或及其以下。”因此，外界不乏有学者会认为，如今中共高层是否已经意识到“处长”这个环节的梗塞？

　　虽然，外界舆论一直批评“处长治国”的现象，但仍有观点认为，或许在当前中共打击贪腐的同时，来一场“治吏”又如何？因为消除中梗阻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不过事物往往是多方面发展，所以今后如何将“处长治国”称为中国政治化转型的利器，抑或说成为新的治国理念，也许将会成为大众的另一个期待。

　　藏在“处长”背后的角色定位

　　在中国政治生态中，处长无疑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按照人事部副部长、《公务员法》起草领导小组侯建良的说法：截止2003年底，中国公务员的总数约673万人，其中中央机关及其在地方派出机构有47.5万人，省级机关有53.55万人，地市一级有144.6万人，县（市）一级有285.2（截止到2010年底，中国国家县级划共有2862个），乡一级有108.1万人。由此算来，中国县处级干部最多有几十万人之多。

　　另一方面，处长在中国官僚体制中也是处于个很微妙的位置。譬如，作为一名处级干部，如果放在在县里，处长绝对是百姓眼中的大官；但若放在市一级，几百万人中，一千多处级干部也是人上人；再假设如果放到国家部委层面，处级的含金量恐怕还并不那么高，因为这些人都是用时间熬出来，在部委大院里，只要不出差错，从科级慢慢升到处级属于例行公事。

　　但是，基于以上几点，问题则随之而来：这些官不大、权力却很大的处长们，风光无限，在省市一级是权力枢纽中的重要环节；而在中央部委层面，这些处长们虽职位不高，但却要负责部委的各种调研、担纲起草各种方案，甚至还要最终负责各种红头文件的具体执行。

　　来自北京的观察人士认为，一方面，这些人执行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项政策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这些人权力过于集中，又不免衍生出种种腐败现象。坊间曾有“中国十大最有权力处长”一说，这些人近年都是因涉贪贿落网的处长，像是国家发改委民航处前处长匡新、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处长于兵等等，从他们的落马可以看出，“处长治国”不但体现了人们对庞大的处级干部队伍政治影响力的“埋单”，同时也说明人们对处级腐败的某种无奈。

　　对此有评论指出，如果说贪污腐败是中共的“致命伤”，那么，庸官懒官则是 “慢性病”。不管是“致命伤”还是“慢性病”，显然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破坏作用。如何破解这一“顽疾”，有专家学者开出了“药方”，一是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所谓简政放权、放管结合，首先是‘自我革命’”。二是要主动作为，狠抓政策落实。然而，“处长”也就是所谓的“公务员”在中国政治光谱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仅是执行中共中央政策的“执行者”，更是一个承接着民众与中央之间的“桥梁”。

　　完善体制 简政放权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关于简政放权的改革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前，国家简政放权改革的主要特点是：权力主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不断划分。1958年，国家为克服权力集中弊端，开始有计划权力下放，1961年开始，为了整顿国民经济混乱的局面，国家又开始有计划收权。1966年3月，毛泽东再次提出了简政放权的思想，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局势很快被搞乱，简政放权改革不得不搁置起来。1970年，国家再次强调权力下放。1972年以后，国家又强调权力集中。

　　改革开放后，国家简政放权改革的主要特点是，不断完善宏观管理权力，同时也不断激活微观主体活力。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于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微观层面权力得到普遍提升。一是积极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农村经济微观主体活力。二是采取多种途径进一步激活国有企业活力。三是大力发展非公经济，提升非公经济微观主体活力。

　　诚然，在建立和完善宏观管理体制方面的标志性事件，是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出台，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作了全面表述，并为以后的改革奠定了总基调。

　　其实，在传统中国的治理模式中，中央政府通过各级地方政府来实施其税收、治安、教化等意图。因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松散关系，且乡村社会有着稳定自治的宗法制度，因此国家治理多呈现这一模式。当然，这一模式的有效性取决于社会自组织能力和程度。在今天的中国，基层自治正处于一个重新复苏、多方向探索的阶段。

　　因此有学者认为，随着今天公务员体系过程和决策的不断发展，透明度和媒体参与度也大为提高。这意味着公务员们在帮助公民们评估关于复杂问题的信息时需要更为坚决。越来越明显的是，许多与信任有关系的对话都发生在社会媒体上。分析称，公众形象对于公务员来说不总是有帮助的，他们最多不过是一次成功演出的后台人员。当然，或许部长们明白政策的制订是团队努力的结果，但是，公务员们不应该轻易走到前台来。否则政治家和行政官员之间的职能差异以及角色风险就会被模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