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王岐山 释放四大信号

　　日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南海会见了弗朗西斯?福山、青木昌彦以及德地立人等日本裔学者，并释放了中共高层在看待改革、反腐、法制等问题上的信号。大陆官方媒体没有关于这次会面的相关报道，只有德地立人的回忆文章在网络上流传。目前外界普遍相信这篇“王岐山内部讲话”文章内容的真实性。而这番讲话，也成为外界认知王岐山本人乃至中共新生代领导层的契机，其中的信息颇值得解读。

　　王岐山在谈话中明确指出，包括他在内的中共新生代领导集体，对于自身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承担的责任有着明确而清晰的定位，对于所面临的困难也有着充分的认识。用王岐山的话说，就是“现代的很多问题才刚刚开始，2013年我们开始新的起点，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能站在新的起点很难啊，要很长时间。” 在明确这个历史定位之后，王岐山看似海阔天空的，被福山称为“玄学”般的谈话，实际上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中共正在推进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探索和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反腐败等，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而推进这一系列的举措则是执政党在今天必须要承担的历史使命。

　　这种历史纵深在福山和王岐山关于东西方文明中对“政治”含义的解读对话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只不过两人在这里讨论的重点，已经在王岐山的“引导”下，从对东西方政治文化的比较分析，转而进入到对东西方政治道路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各自文化传统基础上的讨论，体现了中国道路选择和王岐山本人的文化自觉。

　　因“历史终结论”而名噪一时的福山称，“Politic（政治）是从古希腊文来的。Poli是城市的意思，当时治理城市的就是政治。Public（公共）是大众演变过来的”，他还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Republic（共和）也是从这里来的。”而王岐山则顺接福山的结论表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实际上外在形式是很难的（很大的），但核心的本质问题其实是一致的。” 虽然“本质上没有区别，但想克服形式上的东西很难。”

　　王岐山表示，“美国的历史只有二百多年，我不同意。我说，美国传承的都是欧洲地中海文化。冈田英弘说，有文明的不一定有历史，有历史和有文明的，世界上只有地中海的希腊和罗马，还有就是中国。他说，中国的历史应该从司马迁说起，我认为应该从孔子说起，史记也记载了孔子。”

　　王岐山进一步表示，“中国的事情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历史和文明，优秀的DNA要在现代化的实践中发挥。优秀的DNA中国文化中就有。中国在多民族的遗传中有变异。中华民族更要吸收西方文化的好的东西，世界上各民族的优秀的东西都要吸收。”

　　这些对历史文化的表述，显示出王岐山对中国道路的文化自觉与开放精神。中国道路不仅必须建立在自身传统文化基础上，还必须要具有开放的精神，既赋予传统文化以现代化的内涵，又要吸收西方社会的优秀内容。事实上，对于这些主张，在习近平、王岐山等新生代领导人刚上任之初，多维新闻就提出过同样结论。在彼时发表的《引领中国——习近平面临的十大挑战》一文中，多维新闻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只能建立在中国自己的历史、现实和对未来的期盼上。以中国历史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价值为主体，以现代的实践为依据，科学吸收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思想，以宽容的态度去思考其他西方价值理论给予我们的提示，让多元观点能够相互比较，社会价值共识才有机会形成。我们可以参考隋唐时期佛学东渐的经验，学会积极面对、科学和批判地接受包括马克思哲学思想在内的所有外来价值观。这是中国的历史经验，也是五千年文明的总结。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摒弃各种极端思想，才能建立科学的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

　　懂中国的王岐山

　　除了上述文化认识之外，王岐山又从历史认知的角度进一步提出，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取向，包括路线图和时间表等，都必须建立在自身国情之上。

　　王岐山表示，“有十三亿人，这是中国的特色。这是伟大的历史探索和起步的过程。你们说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尺度。发达国家加起来十一亿人口，中国有十三亿到十四亿人口，我们清楚。”

　　“我与美国朋友反复讲这个问题。中国变化是大，经济方面，十三亿人口脱贫了，了不起了，但文化教育还漫长，这对政治经济发展都极有影响。就在这个房间里，我对基辛格讲：中国在走一个方向时不可能让十三亿人走悬崖陡壁，实现目标（十三亿人）的任何一部分都很重要。中国的事情运行还要很慎重。

　　王岐山在这里委婉表示，他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此具有相同认识，并且会继续坚持邓小平的道路。王岐山说，“习近平总书记也很重视学习历史，他很清醒，他完全理解邓小平说的‘中国需要几代，几十代才能实现现代化’”。

　　王岐山表示，“发达国家的前沿学者、中国希望在现代化的路上走好，经常来中国与我们交流。通过他们，我们也传达我们的这么多信息：方向和目标，时间、尺度和存在的问题，逐步地越来越清楚。所以对了解中国的人传达这样的信号，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尽量要修好。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党要走市场化经济道路，领导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是个了不起的探索。

　　“我跟美国朋友讲，搞美国宪法的人很聪明，首先把自己的利益确定好了，所有原罪的人释放了，后来把穷人拿进来，再慢慢地把妇女，最后把黑人拿了进来，建国二百年后选举权给了黑人。现在反过来要求他国复制，但乱了又不搞了。埃及乱了，穆斯林兄弟党首，原总统刚判了20年。美国的特点怎么复制？

　　在对上述问题具有明确认识之后，在政策价值取向上，王岐山表示，“一个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政党的反腐败、党领导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是主力军，但市场是开放的。这是基本原则。”青木先生和几位中国学者主张，在这次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把一定比例的股权划拨给社保等多个公有基金，这样既可以真正解决一股独大、政企分开等问题，也可以发挥专业管理层的积极性，同时还可以让人民分享资本利得，对此王岐山也明确表示“可以提”。

　　王岐山上述表述，和多维新闻在这些问题上的主张完全一致。此前多维新闻已经多次撰文，强调任何道路和方针政策的选择，都不能脱离中国实际，而是必须要体现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性质，尽管有不少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和西方自由派学者经常批评多维新闻在中国道路和政治经济学上的主张偏“左”，我们也从来没有认为这有什么不妥。

　　现代化的王岐山

　　将目光聚焦到王岐山本人身上，可以发现在这个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讲话中，王岐山再一次表现出他不同传统中共官员的、现代性的一面。

　　据统计，谈话中王岐山7次提及了“现代化”，比如他说“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历史和文明，优秀的DNA要在现代化的实践中发挥”，“习近平总书记也很重视学习历史，他很清醒，他完全理解邓小平说的：中国需要几代，几十代才能实现现代化”等。

　　这种现代化或者说现代性不仅体现在王岐山对国家的希冀上，更体现在他本人的性格里。王岐山毕业于入西北大学历史系，从今天的政治表现来看，青年时的王岐山在从历史中吸取古人治国经验的同时，并没有沉没于历史的故纸堆中，而是积极地加入到国家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从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充当幕僚，到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再到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推动建行和摩根士丹利合作，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再到广州处理国企资不抵债、海南处理房地产泡沫，王岐山一直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这些经历也促使他形成了做事雷厉风行、说话接地气的风格。

　　他可以向纪检干部们提到美国政治剧《纸牌屋》，并且非常重视剧中“党鞭”这一政治角色，也可以向下属推荐历史小说《大清相国》；可以在两会上直接批评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的“形式主义”，也可以在美国在谈到美国保守主义时半开玩笑地承认中国的某些学者思想保守。也正是这种看起来和中国守旧官僚们不甚搭调的特立独行的性格和更现代的开放型思维，使得他即便对“宪政”这样的话题也不回避，直言自己在2010年访问巴西期间，曾在飞机上研读了《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信号是，王岐山在与福山等人的谈话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国与西方有着共同的DNA，在国家、法治、问责等三要素上都可以找到共通之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实际上只是外在形式不同，在核心的本质问题其实是很一致”。能够与西方学者会面时说出中西方在很多事情上有共性，如此坦率地表达出双方在价值观上共通，这对于很多中共官员来说实属不易。

　　尤其在当下的意识形态环境中，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仍然在中共党内具有相当影响，“逢西必反”和所谓“西方敌对势力”已经成为一些党内“左派”的既定思维。他们对于人类社会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共同价值观底层和社会治理手段等熟视无睹，整日抱着非敌即我心态看待世界，将一些具有人类社会共性的社会实践或治理模式，有意描绘成西方“别有用心”的算计，画地为牢，自缚手脚，与王岐山豁达地表示人类共同DNA的表态相比，这些“逢西必反”官僚左棍们的心态，或许也需要经历一次现代化的洗礼。

　　敢说NO的王岐山

　　王岐山敢说NO，是很多人对王岐山的直观认识，在新领导层负责为中共执掌“党鞭”的王岐山自上任以来，已经对省部级以上的高官们亮了99次红牌，在习近平力挺下，拿下了包括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在内的特大老虎，并频繁表示反腐“没有铁帽子王”、“上不封顶”，“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这次和福山等的谈话，王岐山敢说NO的个性再次展现无遗。在福山问到“不知中国的宪法能否做到‘rule of law’，并司法独立”时，与之前一直太极拳式的聊天不同，王岐山立刻鲜明的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是中国的特色。”此外，在德地立人以国企改革为例，询问晚清时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否还适用于中国时，王岐山也给予了明确的答复“不行”。

　　两次回答都是斩钉截铁，未留余地，显示了王岐山对自身政治身份以及中共在中国统领一切的执政党地位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用中共的话语体系来说，就是在大是大非等原则性问题上态度极为鲜明。

　　中共作为一个纪律严苛的政党，极为要求党性。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要求党员毫不让步，王岐山作为执“党鞭”者，更是守牢了这个底线。由此可见，虽然在一些话题上可以海空天空，共同探讨，但是一到一些碰触执政党底线的重大问题，例如具有西方政治诉求的司法独立和具有晚清隐喻嫌疑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王岐山都立刻进行了明确否定。

　　而且还需要注意一点的是，王岐山在政坛以“经济专家”出名，在十八大担任中纪委书记后，“配置错位”的说法一度出现。虽然官方对此没有任何回应，而且这两年间中纪委的表现可圈可点。但是似乎很多人在看待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上，仍然会有意无意的试探询问王岐山。如日本经济教授青木昌彦就在一开始就中国经济新常态，国企改革等话题向王岐山提问。王随后有意的将回答引向了历史，没有正面回答青木昌彦的问题。在对话最后，青木将自己与吴敬琏先生编著的有关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著作送给王岐山，他也仅仅是确认了一下，没有再作过多表述。

　　这些细节也都表明，王岐山深知自己在中共党内的角色分工，是中纪委书记而非国务院副总理，是管党纪而非经济，因此在与这些学者对话时，清楚哪些是自己应该向外界传达的信息，哪些是自己权责之外要尽量避免的。

　　总之，窥一斑而见全豹，王岐山与福山等人的对话虽然算不上很长，但的确可以成为外界观察王岐山本人以及这届中共领导层的一个窗口。而王岐山本人，似乎也在有意通过这种方式，向外界传达一些信息，正如他所说的，“今天得以结识几位，不成系统地讲了这些话，也算作信号吧”。

　　以上是多维新闻对王岐山和福山等此番谈话的系统解读。　　(王雅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