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互相讨厌是虚 互相喜欢是实

　　据日本言论NPO与中国日报2014年有关中日关系的调查，　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感到“不好”和“倾向于不好的感觉”的达到93%，这是从此调查开始以来，负面印象最高的一次。另一方面，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印象“不好”和“倾向与于不好的感觉”的达到86.8%，虽然比去年有所改善，但是仍然超过8成。

　　根据学者的研究，从1972年到2012年的40年里,以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为中心考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从昭和47年（1972）到昭和63年（1988）年。在1972年到1982年10年间里，因为没有充分的资料，难以进行一般性的资料总结，但是大体上回答‘有好感’的总是高于‘没有好感’的40-60%，特别是昭和53年（1978）年到昭和55年（1980），回答‘有好感’的人越来越多，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亲近感很强烈。

　　第二期：从平成元年（1989）到平成15年（2003年）‘好感’和‘没有好感’各约一半，相互拮抗。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回答‘有好感’的占压倒多数，回答‘没有好感’的负面回答也没有占压倒多数，而且每年都会做出类似的回答。

　　第三期：而从平成元年（2004）年开始到平成24年（2012），与第一期相反，回答 ‘没有好感’的总比回答‘有好感’高20%以上，特别是平成22年（2010），负面的回答竟然高出正面回答58个百分点。”

　　“而根据小林良树（庆应大学教授）对中国对日印象的调查的精心的收集，中国从1990年中期开始，对日感情出现恶化倾向。”（见园田茂人编《日中关系史1972-2012Ⅲ社会·文化》，东京大学出版会，2012,4页）日本言论NPO与中国日报10年来的调查，也基本证实了2004年以后的境况。

　　但是根据这些调查是不是就可以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从21世纪初期开始就互相讨厌了呢？笔者并不这样认为，与这种通过一时的感觉回答出的数字相比，一些现实中的数字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首先，据日本文部科学省今年2月发表的资料“关于《日本人的海外留学者数字及外国留学生在籍状况调查》”和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的《日本人学生等的海外留学状况》,去海外留学的日本人2012年以前一直是留学美国的人数占首位，而到了2012年，去中国留学的日本人超过了去美国的人数，达2万1,126人，1994年仅为5,055名,而据日本法务省的资料，2014年在日本取得留学在留资格的中国留学生为105,557人；而1994年仅为35,014人。

　　第二，据日本法务省的《归化许可申请者数的推移》，在日本，加入日本国籍的中国人从2005年到2014年10年里平均每年为4081人，而在蜜月期或曰“准蜜月期”的1984年到1993年平均10年间每年仅为1431人。

　　第三，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人口动态调查》，在日、来日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国际婚姻，在中日蜜月期或曰“准蜜月期”的期的1984到1993年，平均每年为3，717对，而在好感度不断下降的2004年到2013年，平均每年为11，376对。

　　第四，据日本法务省的《在留外国人统计》和外务省《海外在留邦人调查统计》，在日中国人人数在中日蜜月期的1988年为129,69人，1994年为218,585人，而2014年为654,777人。而日本人在华人数1994年为13，675人，2014年为135,078人。

　　可以说，这些数值与近年来中日两国有关两国国民感情的调查，走的是一个相反的曲线，从这些数字是否可以导出这样的结论：中日两国国民不是不断走向相互厌恶，而是不断走向互相喜欢？去中国留学的日本人最多，难道不是说日本人很喜欢中国吗？在对日感情的“冷却期”，平均每年加入日本国籍的中国人是蜜月期或曰“准蜜月期”2.9倍，难道不是更多的中国人喜欢日本了吗？在中日感情“冷却期”,日本国内平均每年的中日国际结婚件数是蜜月期或曰“准蜜月期”3.1倍，而且从199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始终占日本国内国际结婚件数的首位，这难道不是两国民众越来越相互喜欢了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日本定居、学习、工作、旅游，难道不是中国人越来越喜欢日本了吗？

　　对两国国民感情的民调的数字和现实中数字的乖离，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当然，笔者不否定日本言论NPO与中国日报及日本内阁府等所做的舆论调查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正确性及严密性，但是这种调查必然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这种调查具有很强的情绪性，而且会受到一时的政治事件与政治形势的影响。如在日本言论NPO与中国日报2014年的调查中，日本人在回答对中国“印象不好”的理由时，最多的是“采取与国际准则不相同的行为”，达55.1%；其次是“为了确保资源和能源，以自我为中心采取行动”，达52.8；中国人回答对日本印象不好的理由时说“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引起对立”最多，为64%；回答“对侵略历史没有很好地道歉、反省”的占59.6%。

　　由此可见，这类调查，具有很大的单纯性和情绪性，容易成为单一的政治关系的晴雨表，很像日本对内阁支持率的民意调查。如2002年9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闪电般”访问朝鲜，一夜间支持率就上升了13%，而在2002年2月，他将在国民中很有人气的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撤职，80%左右的支持率一下子下降到50%左右。

　　与此相对，在决定自己是否取得对方国家国籍，是否终生在对方国家生活，是否去对方国家留学，是否与对方国家的人结婚的等问题上，却要综合这个国家的生活、文化、历史、政治、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加以考虑，并要做较切实的调查，通过这些调查而得出的究竟“喜欢与不喜欢”的结论，会比在针对国民感情的民调中所做的心血来潮式的回答更具有现实性、稳定性，也更理性化。

　　其次，有关国民感情的民调具有很大的随机性，所选择的人群，大多数是没有在对方国家长期生活过的人群，他们对对方国家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媒体来完成的，但是媒体的规律和认识的规律有时是乖离的，媒体报道的是“特殊”，报道的方式往往是特写式的，就是聚焦有新闻性的事件和主题，给受众以冲击性的效果。教媒体课的老师都会告诉学生：“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而真正认识一个“完整尺寸”，用日语来说就是“等身大”的对方，需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通过“一般”来认识。在任何国家，“人咬狗”都是偶发的，如果看到了“人咬狗”的新闻，就认为在对方的国家里“人咬狗”是一种普遍现象,那就会发生很大的认识偏离。因此，媒体是认识对方不可缺少的媒介，但有时也会形成误区，这里不关乎有没有报道自由，也不关乎是否做了公正客观的报道，而是媒体和认识的不同规律和不同要求使然。

　　（作者张石 简历：1985年，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4年到1996年，东京大学教养系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著有《庄子和现代主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樱雪鸿泥》、《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不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