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2017年政改方案被戏剧性地以28票反对8票赞成不获通过。虽然方案被否决是意料中事，但建制派在临表决前离开了议事厅，局面出乎意料。建制派事发突然的离场，充分表现出建制派内部纪律和沟通的重大问题。虽然建制派并没有一个所谓的统一系统和领袖，但在如此重大的议题上还是没有联合，搞出了这么一个荒谬的场面，这令人怀疑建制派是否真心为香港和中央建立互信而努力，是否真的在代表香港市民支持中央的立场的声音，还是只是“打份工”，单纯着眼于内部的恩怨和利益分配问题。如是后者，我们怎么能相信在立法会和香港政局中能有真正反映香港市民支持中央的声音和意愿?不只是中央对建制派的不信任增加，更重要的是，那些真正认同中港为一命运共同体，支持政改作为一国两制和中国政制发展的重要环节的市民应该如何自处?
我们不得不去思考，香港对中央不信任的扩大，不单单是因为历史原因，港人对西方代议民主制的无知迷信，香港行政和社会发展的失败，还有重要一点:香港欠缺有才能，具历史观的政治人才。
具历史观，在中国复兴这个历史运动中，才能搞清楚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关系，搞清楚世界经政局面的改变，搞清楚香港在这个历史中的位置，才能提出能团结香港社会共识的发展方向。现在建制派的行事，也就是“奴才”的作风：没有自主意识，只懂拉拢年龄层较高的市民。这是当然的，显然他们根本没有对未来方向的把握。于是，他们失去年轻一代的支持理由也就非常明显，年青人不需要被拉拢，他们需要的，是对未来的承诺，在中国发展的进程中，香港该如何自处发展。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消极、保守、没有理念，只懂在地区工作上打滚的建制派。香港并非需要“奴才”，香港需要具有现实感的头脑，对中国发展的理念主动和进取的认同，使得中央的意志在香港能接地气的实践。此使得尽管有些年青人认同中港命运共同体，但他们既也得不到这个承诺，在政治上也没有称职的代表，在这个深受西方“民主”和虚无主义的地方不知应该如何自处，这股潜在的政治力量未能团结起来。
建制派和政府在理念上，也未能把握到一国两制中“一”与“多”之间的关系，未能在理念上对抗“民主”“普世价值”等等单一的空洞口号。要知道，香港的政体改革并不是基于所谓的西方“民主”和根本不存在的“国际普选标准”，而是基于一国两制下基本法所设计的政治系统，而基本法是中国作为一现代新型政治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践共和国“多中之一，和而不同”的重要环节，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民主”口号(其实是民粹，而在香港的情况下则代表对大陆的恐惧)可以理解到的。但建制派没有阻止反对派在论述上绕过这个重要问题，没有在论述战上把议题拉回具体的法学和客观的历史条件。在笔者看来，否定831决定和政改并非最大的问题，事实上，这否决的可能是基本法在设计上就包含在内，是基本法所容许的，这个能力本身就是“多中之一，和而不同”的表现。遗憾的是，这个可能在香港现况中却诱发了中港互不信任的进一步扩大。部分香港人尤其泛民忽略了这个设计，无视“和而不同”的政治理念，在意识型态上表现成盲目推崇民主民粹，这点暴露在他们回避基本法上的法学问题，而仅仅以“我要真普选”为道德号召鼓动民粹。可惜建制派也未能把握到这个设计的真正意义，未能以两制中“一”与“多”之间的关系展开议题，而被拖进“真普选”的泥沼之中。
泛民口口声声说道自己代表“人民”，事实上只是代表了在社会发展上目光短促、没有历史意识、只会使劲闹的犬儒主义者，本土主义只是其中一种表现。虽然如此，真正热爱中国的香港市民，在政治圈中又有谁可以代表他们?笔者曾在湾仔的公交站牌上贴住一简陋张贴，内容愤慨，表达的就是对西方民主的不信任，也表达对五四精神——忧国忧民、热爱祖国、积极创新、探索科学的追求(估计张贴者应是老一辈的左派)。谁能代表这种愤慨?谁能代表、发掘和团结这个政治力量?
建制派的封闭、保守和不思进取使得年青一代完全失望甚至反感，他们也不去实际了解年青一代的需要和论述。在所谓的“80后”和年青人被标签为“反叛”后，建制派和政府理解的所谓原因竟然是因为年青人精力太多，需要更多文娱玩乐。这种思维方式和港英殖民者在“六七暴动”后的方法有何不同?事实上确有不同，港英殖民者不只是更关注文娱玩乐，以避免年青人接触马列思想，而且同时大力推行民生行政改革，改善劳动阶层的生活。如今建制派却竟只想到“精力太多”。如此恶劣的政治思维、欠缺尊重和政治智慧的发言，怪不得年青人要投向西方“民主(粹)”。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只懂玩乐，而是对社会和政府有所参与，年青人就只能通过投向民粹主义，从中找到社会参与的认同感。建制派在理念，政治行动和智慧上充满缺失:而他们的犯傻也是现在民粹主义扩大的重要推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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