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选未入袋 一国两制面临巨大麻烦

　　6月22日，香港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汤家骅召开记者会宣布退出自己有份创立的公民党并辞去立法会议员的职务。他表示，经过政改一役，应该了解与中央沟通是唯一出路，在基本法下实行普选，要得到北京和香港的认同。汤家骅被认为是温和民主派，他的声音应该也反映香港温和派的诉求。在各方激烈争拗近两年致使政改失利的今天，温和派能否夹缝中生长、壮大，成为社会主流，命运操在香港社会与中央政府的手中。

　　首先看一段镜头回放：6月18日的香港立法会内，政改方案在没有议员要求发言，港府“政改三人组”作最后陈述之后，立法会主席曾钰成12时27分依例宣布开始进入表决钟响前的5分钟。不想一分钟后，建制派的民建联议员林健锋忽然提出要休会“再商议一下”。曾钰成表示，如果在他宣布表决前5分钟开始之前提出，可以休会。但表决倒数已经开始，此时无法同意休会。然而在表决钟响起前半分钟，负责协调建制派的民建联议员叶国谦一句“出去等一等发叔（建制派经民联的刘皇发）引领大批建制派议员齐齐离席。有泛民议员高叫要点算是否够表决的法定人数。曾钰成向秘书确认现场人数后宣布开始表决。表决结果是，37人参加表决，28票反对，8票赞成，0票弃权。建制派议员潘兆平在座未投票。曾钰成宣布，政改方案不获立法会通过，宣布休会。

　　对于投票前最后一分钟匪夷所思的集体出走，建制派议员解释的原因是希望为身体不舒服的议员刘皇发返回议事厅内投票争取一些时间，不曾想沟通出现问题，导致众多议员没投票。宁认“虾碌”（香港方言，指乌龙、搞笑），力避“反水”。然而，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事后称，建制派之前有多种方法可以拖延时间，例如增加发言人数。原本预估要下午才进行的表决，却因为没有人要发言而提早到中午。而记者从现场看到的情况是，在发言环节，建制派四分无力的规劝，六分空泛的指责。有熟悉香港政情的分析人士指出，在政改表决进入临门一脚的一刻，30多位建制派议员共同走出议场去迎接一位年迈并常常不参加投票的议员，而又刚刚好有几位议员留在议会内，造成有足够的法定人数进行投票未免太过巧合。如果整件事情的过程真的是“意外”，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意外。目前来看，建制派给出的理由太过牵强，整件事更加像是香港建制派势力的一次联合“反水”。以这种最糟糕近乎羞辱的方式为2017年政改划上休止符，也使原本不少不满泛民的港人将注意力转到建制派的问题上。

　　而此番也彻底暴露出了建制派内讧。留下投票的8名建制派议员，包括自由党的方刚、田北俊、钟国斌、张宇人、易志明，还有保险界陈健波、工业界林大辉及工联会陈婉娴。自由党立法会议员田北俊在表决后表示，事前没有收过其他建制派要求离场的通知，他亦认为自由党留下投票的决定正确。据了解，自由党和陈婉娴等人就是不同意民建联等的安排，反对这些人离场企图让立法会流会。他们无意跟随，显得自己毫无主见，致使一次简单的斗气酿成大错。但蹊跷的是，这其中，刚好是一向不以建制大党民建联马首是瞻，与特区政府和中央关系若即若离的自由党全数留在场内，其中田北俊去年占中时因发表敦促特首梁振英辞职言论，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而另两位留下投票的议员林大辉和陈婉娴也明显都与梁振英不甚咬弦。

　　事后，有建制派人第一时间不是检讨自身而是抱怨留下的人应该“跟随”。“羊群效应”的跟随离场也好，沟通不足造成意外也罢，随从、自保、听话，这些建制派的特点在这次乌龙离场的事件中得以充分体现。大批建制派没有对以人大常委会“8.31”决定为基础的政改方案投下支持票，是现实结果。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这些建制派已经习惯跟风，不会独立思考；另一方面也与近些年来，中共传统老一派的“统战方法”在香港愈发失败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当然是中共治港政策的失败，也是中联办领导无方，关键是传统的统战形式在重要关头彻底失败。中共统战策略从开始诞生，原本是为了团结与自己观点不同、立场不同的人。但多年来，在香港，统战成了选边站队，听话才有好处。中央的惠港政策成为某些涉港澳官员分配利益培植“随从”的诱饵。特别对建制派长期存在一种“受我恩惠，就要听我指令，甚至是替我消灾”的态度。这样的统战只能让自己的阵容成为利益的聚合体。人多而心散，势利成为重要考虑。

　　此次政改表决过程中建制派的“集体反水”，偶然中蕴藏着在必然，只知听话、跟随，遇事以势利为导向，结果反而羞辱了自己的主人。还有议员表示要就此次的乌龙向中联办解释，岂不是再要向社会证明一次变相的主仆关系？

　　人大被否 两制不虚

　　香港2017年实现特首普选，是全国人大作出的决定。人大的“8.31”决议特别就普选定下框架，而港府制订的政改方案是具体执行和落实人大决定的条文，并且经中央政府认可。因此，立法会否决2017年特首普选政改决议案，不仅代表香港与500万人“一人一票”选特首的民主进步失之交臂，2017年将继续沿用原来1,200人的“小圈子”选举方式，而且也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一次“里程碑”事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定，首次被下级“议会”（香港立法会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否决。

　　同样，如果这次政改方案通过，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第一次最大区域进行地方长官直接选举。对于中国政治体制建设和民主道路探索来说，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遗憾的是，这样一次机会难得的尝试，却被白白浪费。

　　香港的政改议题，从回归后就一直是中央同香港反对派博弈的重点。主要在于《基本法》第45条，承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会依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最终达到普选。2004年1月，当时的行政长官董建华宣布成立香港政制发展专责小组，以推动香港政制发展。由此，各方政治力量涌动，纷纷希望分一杯羹或掌握话语权。

　　12年来，中央与香港反对派有过多次回合的较量。2004年伊始普选就被当时的民主派提出，并得到美英喊话支持。同年4月，全国人大决议否定2007及2008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双普选，认为时机不成熟未体现循序渐进。2005年，董建华辞职曾荫权接替成为行政长官。由于曾荫权半途接替的任职年限问题，再次在社会上触及2007年的行政长官产生办法问题。曾荫权坚持要人大常委会就此释法。人大再次表明须坚守循序渐进原则。但曾荫权表示希望在香港政制发展中优先考虑特首、立法会两个选举办法的修改。香港政制发展专责小组发表《香港政制发展第五号报告书》，就2007年香港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及2008年香港立法会产生办法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建议。反对派在香港社会掀起极大的要求普选的声音，号称有25万人（警方及调查团体统计为6万至9万之间）参加的争取香港普选大游行。2005年12月21日，对有关行政长官及立法会选举办法的修订案表决，均未能取得三分之二议员支持而被否决。曾荫权表示他想立法会议员可以送一份圣诞礼物给香港的民主发展，但愿望落空。

　　2007年12月，行政长官曾荫权及政务司长唐英年，向全国人大提交有关普选行政长官及普选立法会的模式、路线图及时间表的《政制发展绿皮书》。人大常委会在12月23日至29日会就《政制发展绿皮书》的报告作出讨论，29日发表声明指出：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将不会由普选产生；2017年行政长官可以先由普选产生，之后立法会全体议席就可以由普选产生。香港行政长官的普选进入倒计时。

　　2010年，在讨论关于2012年香港政制发展时，中央与民主派的关系令人鼓舞地出现了一次“小阳春”。当年5月至6月的一个月间，中联办几度与民主党展开“破冰会面”，求同存异，最终获得民主党议员全票支持政府方案。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之后特别提出对香港立法会及社会各界人士为此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要求“包容共济促进和谐”。正是因为这次的中央与民主派的互动及合作，使许多港人在今年的政改方案表决前，仍然保持乐观，认为中央和民主派在最后关头会“有商有量”，能“包容共济”，使方案通过。

　　但现实已经粉碎了这样的愿望。相对于2005年反对派对港府政改方案的否决，这次中央方面反应强烈。政改被否决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中联办第一时间齐声将民主派指责为与中央对立的敌人、阻碍香港发展的历史罪人。党媒《人民日报》更是刊发评论员文章定性“反对派必须为阻碍香港民主发展负全部责任”，并将民主派扣上“港独”的帽子：“他们利用一切机会与中央对抗，与特区政府对抗，把自己打扮成香港‘核心价值’的维护者，妖魔化中央和特区政府，曲解‘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他们选择否决普选方案，其目的是与中央争夺香港管治权，图谋把香港变成独立的政治实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可以看到，北京各路人马都没能正确理解“一国两制”的根本含义，因而产生了集体不适应。难以接受在香港的法治社会，《基本法》赋予权力之后，议员真的可以行使法律否决上级议会的决定。

　　香港民主派同样不适应。泛民议员表决后走到立法会议事厅中间高叫“我要真普选”，“不要假普选”、“重启政改”、“守护香港”等口号，强调永不放弃真普选时；当立法会外，泛民支持者正在在庆祝政改被拉倒时，他们都并未同时意识到，能产生这一局面，正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高度体现，也是北京实行“一国两制”诚意写照。

　　可以说，这就是一次法律的正常程序。根本不是所谓对错、胜负的问题。如果说北京不能适应的是“一国两制”中的“两制”，那么民主派所不能适应的则是“一国两制”中的“一国”。

　　两个“百分之百”的对立

　　“告诉我，我会看见普选的一天吗？”10年前，一位署名“78岁的老伯”在报纸上刊登了整版“争普选”广告。10天后，这位无名氏又署名“信有明天的七十八岁老人”，再刊登全版广告称：“我已尽了一己力量，比我年轻的香港人，普选的希望在你们身上”。据悉，这位老人已从1984等到2005年。然而此次对普选的表决预示着这位老人仍要继续等下去。而就在这次普选方案的表决前夕，一群与老伯同样渴望普选的香港“公务员”也以全版广告要求泛民议员坚决要投反对票，“我们只是认为，通过了目前的政改方案，更会令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他们认定，“中央政府一直扮演的角色，就是采取一切方法，阻挠，拖延香港民主化的进程”。结果这群公务员的希望成真了。

　　在方案表决前的争拗中，“袋住先”同“袋一世”几乎家喻户晓。反对派在“公民提名”遭到对方以不符《基本法》驳回，“国际惯例”又难成标准，而“真”、“假”也太抽象后，终于退而求其次，将重点放在政改方案日后的修改上。针对“袋住先”设计出不能“袋一世”社会口号。由于其简洁、具体、对象明确，在表决前夕成为主要诉求，引起相当数量的港人共鸣，也确保了民调中反对通过政改方案的比例居高不下。

　　其实，这是一个很容易驳斥的口号。法律、法规常常需要修改、补充，甚至废除，道理并不难懂。何况内地官员也不能对还没有执行的东西就先保证修改。但是过半不支持通过方案的港人都坚持中央必须保证“修改”。背后的原因就是缺乏信任。一是不信任中央，要求对虚的未来必须给一个实的保证。他们要求的是“百分百”的“真”，“百分百”的保险，“百分百”的符合自己的愿望。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普选也如同政治投资，谁可以给你百分百盈利的保证？二是不自信，不相信未来的变化也在自己手中，袋多久港人一样有发言权。

　　相对的另一个“百分百”则反映在中央的要求上。那就是“百分百”地保证不能让“反对中央的人作特首”。2013年3月27日，中联办发稿，引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与建制派议员会面时部分谈话，提出普选特首的条件时说：“行政长官人选必须是爱国爱港人士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与中央对抗的人不能当特首是一条底线。这样讲不是为了从法律规定上排除谁，筛选谁，而是为了让将来的提名委员会委员和香港市民心中有杆秤，有个衡量的标准，自觉不提名这样的人，不选这样的人”。他同时也表示，“有人会讲，‘与中央对抗’难以定出具体标准。确实是这样。爱国爱港标准也好，不能与中央对抗的标准也好，是难以用法律条文加以规定的，但这种标准就像内地一部有名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一句歌词，‘老百姓心中有杆秤’。讲爱国爱港、不能与中央对抗的意义，不是要把它写入法律，而是要在香港民众心中架起这杆秤。”

　　然而，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特首普选“连落三闸”，而成为香港各界关于政改争论的焦点。不少持温和立场的港人也对其严厉感到震惊。在公众咨询期间，社会各团体纷纷提出各自方案，不乏一些在人大“831决定”和反对派主张之间寻找平衡的思路和提议。但中央基本不理，只表示支持港府相对保守的提案。在表决前，虽然中央官员频频出动，也试图表现一些善意和柔性，但这一切基本都被不断强调特首的底线、原则所冲淡。最后直接挑明所有的“强调”、“收紧”、“决定”就是要严防死守，“百分百”保证不能让对抗中央的人当选，更高调宣称是否支持人大决定和官方政改方案是衡量港人对一国两制的“试金石”。至此，乔晓阳之前讲的“老百姓心中有杆秤”，被中央收回，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才“百分百”放心。

　　双方既不互信也不自信，在这种基础上，当中央的要求越是简单（只是国家安全），这种要求就会变得越发僵化，而且更容易成为被各方随意解读加以利用的对象。双方更不会去认真了解和倾听对方，而是热衷于计算自身利益。特别在选举的程序里，这种考虑会直接同选票挂钩。反对派此时也需要向自己的群众展现斗争的成果，而斗争本身就是成果，在简单要求之间发生的博弈更容易将观看搏斗的观众融入激情的场景。结果，习惯了悲情的反对派，在知道自己无法摆脱就范的尴尬时，铤而走险选择当烈士，以悲壮来掩盖自己的无奈与无能。正是由于这种相互猜疑的气氛，无法达成有效的沟通和相互妥协，使得香港民主建设原地踏步。

　　特首成为香港问题的症结

　　当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他的首份“施政报告”中，对政改话题着墨不多，显示并不乐意对此有所推动。当有泛民议员质询时，他也只是一句“我们还有时间”作为回复。同时，他的管治能力也受到较大质疑。特别在“占中”期间，不但坚持不对话，更使用大量的催泪弹进行镇压，试图造成强压效果，让示威人群就范。权威人士透露，如果不是中央紧急开会制止，以及港府温和人士的反对，梁振英的强势应对还会升级。

　　香港至今经历了三任特首，依据其特点被舆论总结为：商人治港、公务员治港、草根治港（又一说是左派治港）。虽然其中可以看出中央的调整，但还是难以解决特首的社会认受性问题。从香港回归后权力机构的产生过程来看，由于在强调“民主”的操作中更多体现的是中央“委任”的色彩。而这种“委任”导致香港权力机构只能得到部分政治势力的认可，也被诟病为不能代表全体港人。使其民主性很容易被质疑。于是有关代表性、合理性的争执不断衍生，任何社会问题都被归结到这种政治责任上，成为香港泛政治化的重要因素。

　　例如，香港市民普遍认为，社会治理需要重大改变，社会发展不应该停滞不前，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们希望以一定的言行让北京、港府、各政治派别真正关注问题。当然，其中也会夹杂相当的怨气和无端指责。然而香港无论建制派还是泛民派，乃至中央在港的机构都自觉不自觉地将这样的社会大众的反应当成自己争取政治利益的筹码，以及在政治攻防中的“武器”。纠葛之下，普通香港市民的生活方式不断被政治干预，政治直接或间接成了每个人的副业。那些看上去意欲将一生奉献给马路抗命的年轻人，可能更忧心忡忡于自己的就业和住房问题，只是当政治狂热鸠占鹊巢，后者也就自动被忽略、被搁置一旁。这就是香港政治乱局的根由。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权力结构，不论特首是否代表香港大多数民意，只要被中央认可便可久坐，使得这种泛政治化的争执日趋严重。而同时，这种权力结构代表的各种利益集团可以得天独厚地享受。久而久之，社会资源集中在一小部分利益集团手中，处于夹缝中的普罗大众则将社会矛盾的始作俑者更指向“小圈子”政治团体，甚至直接指向中央。香港社会的政治窘局也由此恶性循环。在香港社会的泛政治化中，民主帕特别是激进派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激进派更是盼望以此作为自己的“民意基础”；建制派同样在这种泛政治化中博取政治资本及经济利益。但公平地说，中央在这里亦有着相当大的责任。因为权力结构问题的主导者就是中央。让香港社会的政治躁动平复下来，中央亦有着必须的责任。试想，在政治漩涡内中央同各派缠斗，不断被当做出气口、替罪羊，怎么能让港人真正地爱国家，让人心思归？

　　回归之后的17年，香港没有统一过民意来集中精力研究如何解决香港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而是不断被政治争议冲击。在许多人看来，中央授意的特首没有一个能够符合香港民意的要求，更妄论解决问题。人们将责任推卸给中央，这样的结论极不客观、也不公平，但谁又能说香港市民的这种感受缺乏根据。

　　应该说，根据《基本法》循序渐进地推进香港政制发展，在2017年进行行政长官的普选是解决香港权力结构问题的直接有效的途径。普选无疑是能够让全体香港民众对权力架构进行选择和一定程度的制约，达到一定的“公平”效果。这样产生的权力，相对于以往具有更强的民主性和社会认受性，可能减少由此产生的政治争拗。一旦香港权力结构理顺，港府管治能力加强，权威有了保障，就可以集中全社会力量和资源着力解决香港的重要矛盾——经济和民生的发展。所以，人大坚持决定让2017年普选实现体现了一定的胆魄也看到这是解决问题的一步棋。

　　毫无疑问，香港普选特首的政治改革，对整个中国政改亦有实验和标杆的意义。然而，习惯了“一制”维稳操作的北京，在开放的同时依然难摆脱过于保守的心态，一方面承诺推行普选，一方面又层层设卡。内地从学者到人大官员、国务院机构，人人都代表中央放话，宁紧勿松，结果反而是抓住了“保险”的次要矛盾却丢掉了“解决特首认受性”的主要矛盾。

　　坚持培育温和力量

　　这次政改方案遭到否决后，人们普遍担心香港社会进入严重分化时代，社会动荡会加剧，泛政治化一时难以消散，同时社会又普遍对政制发展产生迷茫。而在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两方面，更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之前的温和力量很可能难再有市场。

　　首先，此次泛民的捆绑式投票，以及不断强调统一行动，大大挤压了自身温和力量的空间。汤嘉骅在自己的投票发言时，明显进退两难，十分矛盾，更一度哽咽。他表白自己决定投反对票的理由是不想因为方案通过，而导致立法会外的示威者因情绪激动而引发暴力行动，给社会带来震荡。而原来外界普遍认为会被政府撬票的5名泛民温和派议员，在捆绑和民调反映出的社会半数反对者的压力下，都选择了服从组织。结果不但泛民没有丢票，还俘获梁家骝的一张“外来票”。但是，这种团结的胜利，很可能让这些温和派不知如何再保持自己的立场。而且，由于普选的暂时无期，使他们的温和力量一时也不容易显示作用。

　　如文首所述，汤家骅在辞任立法会议员的记者会上更强调“无沟通就无办法商议”，他表示即使北京不愿意沟通，都要继续说服。他又说，大家要痛定思痛，退一步想怎样由沟通对话解决问题。汤家骅连续退党及辞立法会议员，应该试图引发社会重视，让自己温和派的声音得以传播。可谓用心良苦。也说泛民明温和派在香港政治争拗中的艰难。

　　而对于建制派中的温和势力，一方面因为泛民的“大胜”而难再对其发生作用，一方面也因为建制派的乌龙而受到牵连，话语权大大减小。更重要的是，整个香港社会的理性及温和力量能否经得起这次“两败俱伤”的哭笑不得。

　　香港多个反对政改方案的团体在表决前，都强调要非暴力地表达意见。但社会舆论依然认为一旦政改方案通过，激烈行为难免。警方之前进驻立法会已然破例。可见香港社会的戾气已让人不敢掉以轻心。目前，政改方案已成过去式，一周以来，社会基本平静，大部分港人接受现实，或者一时找不到方向。这种情况是否会持续？还是会产生新的动荡，相信不少人在关注。

　　北京会如何看待这次投票结果，也必是港人十分关注的。至少官媒方已经表态，一国两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这是一个定心丸。但更重要的是行动。在社会经历了较大动荡后，重建信心和共识往往是最主要的。而这个时候，双方的理性和温和的态度必不可少。

　　要看到，“逢中必反”和“逢官商必反”日益反映在香港“民间”，政治改革的讨论只是让这种力量不断发展的契机和土壤，同时又是激化这种消极意识的借口。目前的情况是不断恶化，呈螺旋上升的态势。中央轻视了这种形势，港澳办、中联办忽略了情况恶化的走向，中联办更傲慢地以为自己可以掌控局面。而以为是民意代表者的民主派更缺乏魄力去管控事态的发展。这种态度已经成为香港社会的普遍情况。应对的首要方法是将中、官、商三者的“捆绑”解开，特别是通过具体的行动让市民看得见解开的过程，不然，信任根本不可能建立，任何的讨论都将持续遇到信任冲击。

　　推动政改的前提是市民认为中央和政府认识到社会的问题，启动了针对这种问题的解决，而且诚恳积极面对这种问题的结构性原因；只有当市民接受了这种诚意，根据831原则构建的政改方案才有可能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

　　“反对派”的身份既是泛民主派的立场所致，更是中央错误政策的结果。由于六四的原因，绝大部分主要的泛民主派成员都被褫夺返回内地的合法权利，结果是双方既不能沟通，更没有了相互信任的基础。虽然中央最近多次强调温和民主派是可以沟通的对象，但却没有任何实质表示，在缺乏信任的前提下，只是嘴巴说说，谁会相信中央的“虚话”。如果中央认真希望重建自己与反对派的信任，就要首先解决绝大多数反对派领导层的回乡证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任何的沟通都改变不了互不信任的现状。

　　因此，作为主动方和具有宗主地位的中央应该首先给出明确信号，减低香港社会的政治压力，同时积极在香港培育温和势力，帮助整个社会平复。也要看到，不论是香港反对派还是不想要政改方案通过的市民，虽然立场、态度同中央有差异，但在爱国爱港方面并不落后。在20个月的政改讨论中，香港的稳定和理性毕竟是主流状况。这也是今天中共得以重兴统战之风的基础。坏事变好事，关键在怎么看，怎么理解。在香港扩大温和、理性的阵营就是最好的统战。更不要忘记的是在旁边看的还有一个台湾。在台湾，同样需要培育温和力量和理性阵营，这只能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有利，对未来的统一有利。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或许这正是习近平全面整顿传统港澳领导体系的机会。

　　就在香港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的当天，大陆突然宣布，在今年的香港回归18周年纪念日当天，开始对台湾开放免签。“香港的现况，台湾的启示”，这是台湾网络近年的流行语，尤其是在香港占中运动期间极为火热。然而面对尚未解决泛民回乡证问题香港，这次台湾开放免签似乎先成了香港的示范。香港和台湾原本就互为示范。1981年，邓小平公开提出今天用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时，就是为统一台湾找寻方法。

　　治理多元社会，互信是基础。不论是治理大陆，还是稳定香港，统一台湾，无信则一事无成。香港回归18年后，之所以造成今天的局面，正是信任纽带被蚕食的结果。观察近两年来的中国政治动向可以看到，习近平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既然已经意识到治理中国如果继续沿袭一元化思维已经行不通，并已经跨出了向多元化社会治理体系发展的改革，那么立足于多元化社会的“一国两制”，也必然是习近平时代治理香港过程中坚定不移的指导方针。在这一方针下，如果执行者们依旧采取专制、高压手段，谈着“一国两制”却秉持“一国一制”的一元化思维去处理香港问题，则不仅不能使香港回归正途，还将使中国民主探索、台湾问题的解决失去难得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