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近日颇受关注。除了此次美洲行的经济战略层面交流和为习近平访美铺路的使命，坊间突然传来他将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消息。事实上，汪洋十九大“入常”本就“十拿九稳”，此一提前“泄露”的消息不过是使其更多了一分可信度。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共决策层对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已经悄然开场。
在中国政坛中，汪洋是一位颇有知名度，也被套上很多光环和“帽子”的官员，比如“娃娃市长”、“团派”、“政治不可靠”。这样一位猛将进入中共权力核心圈，势将引发中国政治局势的深度调整。作为一位改革色彩浓厚且敢于突破的猛将，汪洋上位之后将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发挥自身优势，成为习近平的重要助手。与此同时，他行事做法中的一些争议点和局限亦会被放大，因此需更为权衡持重、谨言慎行。
十九大“天机”遭泄
6月23日至24日期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主持对话的有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及国务委员杨洁篪，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Jacob Lew）。外界多认为，汪洋、刘延东、杨洁篪此行是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铺路。在此之前，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汪洋已经多次扮演习近平代表的角色。
最近一段时间，汪洋在中国高层政治议程中颇显活跃。此番访美只是汪洋美洲行的一部分，稍后他还将连访古巴、巴西，并主持召开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同一时期，官媒报道揭示出，汪洋又兼新职，出任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组长。
然而，在舆论场中最具震撼性的一则消息却是来自于坊间。据悉，汪洋目前在恶补英语，他本人还曾无意中透出口风说，“不能不学，下届外访任务多，不掌握一两门外语不方便。”外界据此分析，他将在中共十九大上接替到龄退位的现任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
以张高丽和汪洋的职务性质来看，这种接换确实较具可行性。这主要是因为，二人的职务具有相当的关联性。张高丽与汪洋都是国务院副总理，配合李克强在国务院的经济工作。张高丽主要分管的领域是财政、发展、改革、国土资源、金融，汪洋则侧重农林、水利、商贸和旅游。1946年生的张高丽在十九大时将71岁，而1955年生的汪洋才62岁。不排除中共高层当时把汪洋安排到这一位置就是为实现与张高丽的前后相继。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产生于2009年，中方代表一直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担任。王岐山之后得以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似乎也预示着其继任者汪洋未来仕途的良好预期。
因此，坊间突传汪洋将接替张高丽，似乎是提前泄露“天机”，实则是对既有安排的进一步确认。一方面，这种人事安排自有其合理之处；另一方面则说明，在此一阶段，中国政治局势已然十明朗，高层或已就此达成共识，也就不必遮遮掩掩。除此之外也要看到，在北戴河会议即将召开之际，突然出现这一重要人事信息，说明北戴河会议在人事层面的布局已经悄然展开。
五年磨一剑 猛将终将登台
以汪洋的资历和他目前在中国政坛中的定位和外界期待，在十九大时再上一层楼已是“十拿九稳”，甚至在十八大时没有“入常”就令外界颇感意外。主要的原因或许正是在于汪洋一度值得骄傲的年龄上。如果汪洋在十八大时就入常，势将在十九大连任，而且在二十大时67岁还能勉强“过线”。但这种情况是不会被允许的，更何况时下的中共领导集体正注力打造一个集中统一的高层权力运行机制。
除此之外，中央或许还有另一层面的考虑，这可能也与汪洋的年轻有关。汪洋在中国政坛享有极高的知名度，除了他本人对改革的态度和努力因素，还主要源于两件事，一是邓小平南巡时的特意提点，二是他主政广东后与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论战。可以想见，经邓小平提点后，中共组织系统自然会将汪洋纳入重点培养群体，这为他后来的升势奠定了基础。而他与薄熙来之间的论战一方面阻抑了薄熙来的任意发挥，为中央减轻压力，另一方面也使自己名声大噪。薄熙来已经因为腐败和“路线”错误倾覆，而汪洋亦受自己当时的高调所连累。
中国政治讲究集中、统一、团结与服从，十分忌讳地方、单位和个人过于突出，“百家争鸣”。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降低中央的话语权，削弱其权威。姑且不论这种制度的利弊，至少是在时下政治环境中，汪洋如果不能够适当收敛锋芒，或许将难以适应高层政治，受到相应的制约和压力。比如汪洋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以“夫妻”比喻中美经济关系即被指不当，并受到高层批评。而在第七轮的中美对话中，汪洋又表示中美都承受不起不合作或对抗的代价，中美对话不是聋子间的争吵，则更合乎中方的立场和观点。
汪洋履历十分丰富，起步于“五七”干校，任职过地方共青团，担任过国务院副秘书长，并曾担任重庆和广东两个重要级省市的“一把手”。如果细看的话，他在各个职位的任职时间都比较短暂，跳跃性较大。汪洋在担任广东“一把手”时不仅抛出了与薄熙来不同的“蛋糕论”，还有“幸福非恩赐论”、“幸福观”、“腾笼换鸟”等口号，其中一些受到舆论热捧，却也引发争议。
而在现今，由地方诸侯发表这类议论的现象几乎已经绝迹。进入中央之后的汪洋亦明显低调内敛了许多。其原因既有中国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有汪洋本人的变化。如果说中央确实有意让汪洋在国务院排名第三的副总理之职工作五年再“入常”，或许也是意在历练和栽培，并更正掉先前的一些行事做派。不论是在接下来两年多时间中还是在成为政治局常委之后，汪洋都需要更注意顾全大局、权衡持重、谨言慎行、拿捏分寸。
在汪洋身上，现在决策层所重视的因素，或许正是邓小平当年所看重的那些，也即汪洋本人对改革开放的长期追求，以及勇猛果断的行事风格。虽然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有欠妥之处，但这些因素正是当下亟需。在习近平执政两年后，其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宏大战略已经碰触“难点”、“痛处”，遭致某种抵制和反弹。这时就更需要一些敢闯敢干的人物，推进其改革部署。而思维活跃、行事果断、善于开拓新局的汪洋正是此方面的能手。待其学习更正历练之后，再被赋予更重任务更高使命就势成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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