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控訴 我們要告狀”

　　縱觀知青一代人的命運轉折，國家始終是一個關鍵詞。知青上山下鄉是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的產物，最終成為一代人的歷史記憶。在一部分知青得到磨礪與成長的同時，也讓其他知青成為歷史悲劇。

　　誰也沒有想到，一個在地圖上無法查到的邊遠農場會引發一場波及全國的大事件。1978年11月10日，西雙版納橄欖壩農場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因難產母子雙亡，此事刺激了長期遭受不公待遇的雲南知青。他們串聯起來，喊出“回城”口號，“雲南知青大返城”事件就這樣爆發。12月28日，近百名知青代表組成北上請願團，在昆明火車站附近集體臥軌，長達三天三夜的臥軌行動致使昆明連接京滬、京廣、隴海幹線的鐵路大動脈中斷。消息傳出，整個中國為之震驚。12月31日凌晨，北京電告雲南，同意請願團赴京反映情況，知青的回鄉路終於打開。

　　上山下鄉

　　195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提出，“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知青，這個中國獨有的群體，開始在“反右”的背景下進入中國政治話語體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如何既利用這些革命小將從“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手中順利奪權，又管控好這群已經頭腦發熱到無法無天的激情少年，成為毛澤東需要認真解決的問題。毛澤東把目光投向農村。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傳達了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知青上山下鄉運動被推向高潮。

　　有一種說法認為，當時的城市承載能力有限，所以毛澤東要把大量知識青年趕下鄉。但也有人認為，這是後人為掩蓋毛澤東決策錯誤而找的託辭，因為當時農村的承載能力也很有限。不管如何，最高指示發出後，是否下鄉迅速變為衡量一個知青革命不革命和對毛澤東忠不忠的標準，正如北京市革委會1969年1月25日《關於知青和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工作中幾個問題的通知》中指出那樣，各級革命委員會和安置機構，在上山下鄉工作中，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無產階級政治。

　　隨着下鄉成為政治任務，全國各地實施各種方法動員，包括政治動員、頻繁家訪、向學生和家長施加各種壓力、在工作單位施加壓力、註銷城市戶口、停發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資……手段不一而足。辦學習班尤其受歡迎，也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他說：“辦學習班這種辦法很好，應該提倡。”

　　一位知青記述了她親身經歷的動員大會：會場坐着各級領導，下面是全校學生。前面是初三的，後面是初二、初一的。開始是領導講話，然後是初三紅衛兵代表說響應毛主席號召，自願報名上山下鄉，講完後拿一朵小紅花就算報名了。同學們為他鼓掌，高呼口號。在這種氛圍下，不斷有學生前去拿小紅花。但是，一半初三學生報名後，就沒人再報名了。這時，初二、初一的學生開始拚命喊：“忠不忠看行動！忠不忠看行動！”邊喊邊拍巴掌。那些沒報名的學生如坐針氈。直到所有初三學生都“自願”報名了，這場動員大會才圓滿結束。

　　這樣的手段到1973年才停止使用，但下鄉已經變成了一項規定。1975年下鄉的天津知青張虎臣說：“當時沒有選擇，按照當時的規定，我必然要下鄉。”後來移民美國的作家巫一毛是1976年下鄉的安徽知青，她回憶說：“當時，叫你去，你就得去。當時，能夠掃馬路都情願啊，不要下鄉。沒辦法。”

　　就這樣，占中國城市人口十分之一的知識青年幾乎全部到了農村。在當時，中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沒有一家不與知青上山下鄉聯繫在一起。

　　夾縫生存

　　無論自願還是被迫，“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是知青下鄉時最普遍的感受。但他們很快就被現實擊倒了。為了保證改造效果，上山下鄉的目的地通常是邊遠地區或經濟落後的縣份。由於口糧不足，他們經常處於飢餓或半飢餓狀態，不少知青要靠城中親屬的救濟生活。

　　前往各大農場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算是分配正式工作，好過下鄉插隊。但多數知青的生活仍然艱苦，普遍存在住房、學習條件差，生病無錢醫治，勞動所得難以維持個人生活的情況。

　　下鄉插隊知青則是直接到農村生產隊當農民。他們分占土地、分攤口糧，讓本來就不寬裕的農民覺得他們是一種負擔，對知青的態度自然不好。可以說，不受歡迎是插隊知青的集體記憶。

　　另外，插隊沒有後勤保證，一些尚未成年在當地又無親屬幫助的知青，首先要面對生存困境。上海知青作家葉辛說：“我插隊所在的砂鍋寨是方圓二三十里最富裕的寨子……在插隊後期，所有知青的共同心願就是要活下去。”在美國定居的作家凡草回憶，“每天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怎麼能夠儘快離開。可是，回城似乎比登天還難。”為了實現這個願望，凡草親眼目睹了最好朋友之間互相競爭、走後門。她自己也是憑藉關係，提防其他競爭對手，最終通過招生離開農村回城。

　　在經常吃不飽的情況下，一些知青不得不靠偷雞、偷菜來填飽肚子，但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這又常常被上升為政治問題。每逢類似於“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來臨，一些“有前科”的知青就成為整肅重點，處罰手段有拳打、腳踢、掌嘴、跪板凳、木棍打、皮帶抽、嘴啃地、吊房梁、枷子夾、光身凍（包括女知青）、火棍燙、火炭燒等。1969年，重慶涪陵雙河大隊因一些知青偷生產隊和農民的東西，大隊黨支部書記將其定性為階級鬥爭的新動向，8名知青在聚會時被農民打死。消息傳出，當地知青集體罷工。兩個星期後，政府逮捕主謀人員並安撫死難者家屬，此事才平息。

　　不少知青下鄉後都遇到婚姻問題。當招工、招生、招干、徵兵從不徵招已婚知青時，他們明白，如果結婚意味着將在農村過一輩子。結婚還是單身，這就成為擺在插隊知青面前最艱難的選擇。而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連這點選擇權都沒有，他們到兵團的任務是“屯墾戍邊，反修防修”，談情說愛被視作“資產階級的思想”，“男女大防”被奉為金科玉律，任何越軌行為都將受到懲罰。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將與農民結婚的大學生白啟嫻樹立為“反潮流英雄”後，才開始鼓勵知青結婚。

　　與此同時，女知青卻頻遭姦污。四川巴中一個林場，只有10名重慶女知青，她們全部被當地幹部強姦，其中兩人跳水自殺，而官方的調查結論是游泳“溺水致死”！吉林九台某生產隊長齊殿發先後強姦、姦污、猥褻女知青23名，公開宣揚“好漢霸九妻”。瀋陽軍區第一師二團六營連長張國良任連長3年，姦淫了幾十名女知青，其中數人多次墮胎，直到李先念點名斥責“女知青聽見喊一聲連長來了就會嚇得簌簌發抖”，張國良才得到應有的懲罰。頻發的案件驚動中南海，儘管中央三令五申要保護女知青，但風頭一過，案發率又重新攀升。

　　掙扎回城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後，中央開始允許知青以招工、考試、病退、頂職、獨生子女、父母身邊無人、工農兵學員等名義返回城市。於是，知青們找關係、走後門……為了回城，他們不惜一切手段。

　　著有《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的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el Bonnin）總結道：“上山下鄉運動破壞了社會風氣，因為那麼多人想回城，父母找一些辦法來解決問題，就變成了腐敗。1971年隨着林彪在中國政治舞台的消失，大批幹部子女通過走後門得以返城。當時也有一些女知青使用性賄賂的方法回城。”

　　沒有後門的知青也有自己的辦法。當時政策規定，患有肝炎、肺結核、心臟病、胃潰瘍等重大疾病的知青，可批准回原居住地分配工作。肝炎需要驗血無法做假，知青便發明了在後背貼牙膏皮裝肺結核、用繩子緊扎大腿裝心臟病、吞鉛皮棍裝胃潰瘍等“絕招”。

　　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邊讀了一封來信，讓這位上山下鄉的始作俑者也忍不住潸然淚下。這是福建莆田城郊公社下林小學教師李慶霖“告御狀”——哭訴自己下鄉的知青兒子口糧不夠吃、沒錢看病、沒錢理髮。毛澤東立即覆信：“李慶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為了貫徹毛澤東指示，中國國務院在1973年6月到8月召開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起草了《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草案》和《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〇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初步規劃草案》，使已經沉寂了幾年的上山下鄉再次掀起高潮。從1974年到1977年，又有750多萬知青上山下鄉。

　　文革結束後，在“兩個凡是”的指引下，知青的命運並沒有改變。1977年中共十一大仍然強調上山下鄉“必須堅決貫徹執行”。1978年大約有220萬知青下鄉，而且計劃在1979年讓80萬知青下鄉。儘管鄧小平已經意識到知青問題的嚴重性，胡耀邦也明確表示上山下鄉這條路走不通了，但1978年秋召開的第二次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通過的《知青工作四十條》仍然強調，今後要“有計劃地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工農相結合”。此外還明確規定，今後農場（兵團）知青一律按照國營企業職工對待，不再列入國家知青政策的照顧範圍。正是這一條，徹底澆滅了滯留邊疆的200萬兵團知青回城的願望。

　　全國知青徹底失望了。對貧困生活的不滿，對十年間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的厭煩，以及對個人前途的憂慮，種種情緒交織在一起。一些了解知青尤其是兵團知青內情的人不無憂慮地說，“知青狀況如果不從根本上加以解決，我看遲早要出亂子！”果然，就在1978年年底，震撼全國的“雲南知青大返城”事件爆發了。迫於壓力，中共作出了由原動員地區儘快分期分批接收雲南農場知青回城的決定。但是，知青們已經等不及了，不到3個月，雲南10萬名農場知青走得所剩無幾。就如同10年前下鄉的大潮一樣，10年後回城的大潮也沒人能擋得住，就連已任黑龍江省團委副書記的著名知青烈士金訓華的妹妹金士英，也放棄副廳級的官位回上海做一名普通工人。曾經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終於走到了它的盡頭。

　　歷史餘音

　　1979年6月，北京前門月亮灣，一處低矮的木棚里，27歲的返城知青王秀辰高聲吆喝着賣大碗茶，與她一起忙活着的是二十多名從大柵欄街道辦“派來”的返城知青和待業青年。

　　返城知青迫切需要一份穩定的工作，成為一名國營工廠職工是當時所有返城知青的夢想，可是，“工廠的招工指標太少，一個指標有幾十、數百人在搶，有關係有門路的才能拿到，而且還要排隊。”王秀辰如是說。

　　面對攤派下來的解決返城知青就業的任務，大柵欄街道辦供銷組組長尹盛喜想出了擺茶水攤的主意。事實上，就連這種工作的機會也不多。當知青陸續返城時，農民也獲得了進城務工的自由，與他們一起爭奪就業機會。城市待業人口越聚越多，一度超過兩千萬。以北京市為例，當時待業人口40萬人，平均每2.7戶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人在街頭混。

　　為了解決形勢嚴峻的就業問題，1979年10月，鄧小平提出要扶助城市安排知青就業。1981年10月，國務院知青辦發布的《二十五年來知青工作的回顧與總結》中說，知青上山下鄉是“我們黨解決就業問題的一次大試驗”，因為在文革中被當成政治運動去搞，“工作上有嚴重失誤，造成勞民傷財，人民不滿”。11月，中共決定由勞動部門統一管理知青工作，基本解決了知青子女上學、已婚知青的安排、插隊知青的工齡計算等遺留問題，為上山下鄉運動畫上了句號。

　　實際上，知青問題一直在延續。錯失教育機會的他們在招工時要面對文化考核、擇優錄取的難關，好不容易擠進國企後不久，卻又趕上國企改革下崗潮。據中國官方統計，1996年共有750萬工人下崗，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1%。最大工業城市上海下崗工人最多，其中56.8%的年齡在35歲至45歲之間。下崗工人的教育程度與年齡結構清楚地表明，知青一代是下崗的主要對象。

　　這不代表知青中沒有成功者，對於成功人士來說，知青歲月的磨難會給他們的故事增添一抹亮色。但絕大多數普通知青，他們的總體狀況低於任何一個年齡段人群的平均水平。其中最突出的是那些下崗與內退的工人。如同徐友漁在《上山下鄉運動和知青經歷：一代人命運的大轉折》一文中所說，回到城市的大多數知青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邊緣化了，他們在自己的故土成了外人，看着大街上飛奔的私人轎車，看着拔地而起的新型住宅，既無奈，又無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