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姐妹因占中反目, 一年后心结仍未解开

　　她在香港出生, 父母及姐姐王乐在七十年代申请来港定居。王乐来港时已十多岁, 说得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 反而广东话却总有一点点不纯正"口音";王然笑言自己的普通话是典型香港式的"普通话", 即是水平有限。她们的父母都是印尼华侨, 上世纪五十年代印尼排华, 于是全家回到中国内地, 七十年代末, 文革结束不久, 他们一家申请来香港定居。"初来香港时, 我们租住一间只有七平方的板间房, 家徒四壁。本来是知识份子的父母, 来了香港学历不被承认, 唯有去工厂打工; 爸爸白天制衣厂上班, 晚上还兼职校对工作; 大家拼手抵足的, 储了点钱便买下第一套房子; 生活逐渐改善,跟着王然出生, 她可说是没怎样吃过苦呢!"姐姐王乐说。

　　王乐后来上了一间左派的爱国学校就读中学; 中学毕业了就被学校介绍去一间中资背景的公司当秘书; 妹妹王然中学时被派到一间由英国教会创办的学校, 她十分喜欢听英文歌, 英文也比中文好; "有一回她跟我说中文学深奥难懂, 而中国历史科也闷透!我心里想真是岂有此理! 中文有那那难吗？」姐姐投诉说。"六四那一个夏天, 王然刚上高中, 天天跟同学们去游行, 又接受外国传媒的访问, 差点把父母吓个半死。他们说共产党会秋后算帐, 要我去把她拉回家。"

　　一"英"一"中"

　　王然后来进入香港大学, 全家都以她为傲。"爸妈说, 终于有一个大学生了。"王乐说, 妹妹上了大学却没认真读书, 跑去搞学生运动, 整天去示威什么的。大学毕业后, 她就进入一家英资大集团, 高薪厚职。姐姐则乐于在中资机构裡工作。两姐妹虽然一"英"一"中", 但感情还是要好。每次选举, 姐姐及父母必定选建制派议员, "我在中资机构工作, 虽然没有人强迫, 但总有人会善意的提示你去投建制派的候选人, 慢慢我也识趣地不用提。"王乐笑说。王然呢, 当然是投泛民议员。每年"六‧四"妹妹一定参加纪念活动; 姐姐却对这个日子早已淡然。然而, 这因无损大家感情。

　　九七回归后, 王然对政府的不满日益增加, 尤其梁振英上任后, 更是满腔怒火。"吃饭时她总是批评政府无能, 只是一味媚共、官商钩结… 我的想法是, 政府的确有很多不足, 但作为平民百姓, 生活安定就是了, 我也没太多理想….但王然总是说我们要走出来去争取, 我们开始出现意见分岐。"

　　不希望, 也很怕再要经历政治运动

　　直至2013年, 中学生反国民教育拂拂扬扬, 妹妹高调参与。"这完全是中共的洗脑教育, 我感到一股说不出的忿怒, 为了下一代, 我们责无旁贷!"妹妹王然说。反国教运动后, 就是一连串的反政府运动, 包高铁、东北发展规划… 然后是争取民主普选。"我们的政府这麽糟糕,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自由选择自己的特首, 所以一定要争取普选…"王然坚定的说。其后, 雨伞运动爆发, 她向公司拿了假期, 天天跑到佔领区去支持学生。"我们全家被她气死, 我跟她说, 这么做有用吗，别傻了吧, 你怎样对抗共产党! 发催泪弹那一刻, 父母又吓个半死, 又要我去拉她回来, 但今天她己四十多岁, 不是'六‧四'时的小孩, 我怎样劝她呢!"王乐说时眼有泪花, "没办法劝她, 我写了一封信给她, 跟她说, 我们父母由经历许多动荡, 由排华、反右、文革…来了香港, 好不容易捱到现在, 总可算有一个安乐的生活!我们不希望, 也很怕再要经历政治运动!"

　　一枝针埋在各自心里, 隐隐作痛

　　王然在佔领区收到姐姐的电邮, 当场泪洒现场。"其实有很多人像我, 也同样收到父母及家人这样的信或劝告…然而, 我知道运动不一定成功, 但是越不争取, 将来的香港将会更不堪…. 我太爱香港了。"王然说。"我也爱香港呀, 但一定要用这种激进的方法吗?"王乐质问。接着, 她俩足足冷战了三个多月。直到妈妈入医院, 两姐妹才开始再说话。

　　雨伞一周年前夕, 也是中秋节这天, 王然与《德国之声》记者重回金钟佔领区, 看着去年她扎睡营的地, 她心情仍然很触动。"无论怎样艰辛, 我们仍要努力守卫香港。我很爱我的家人, 但更爱香港。跟姐姐的分岐, 像一枝针埋在各自心裡, 隐隐作痛!"

　　王乐 (化名, 姐姐, 50+ )王然 (化名, 妹妹,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