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伞兵”亮剑 政情丕变北京头疼

      香港第五届区议会选举23日揭晓，投票率达47%，比2011年选举投票率增长5.52%，打破2003年44%的纪录，创香港主权移交后最高。亲北京的建制派虽仍获近七成议席，却小幅衰减；泛民派约获26%席次，增加约20席，成绩高于预期。

　　选举结果，泛民的新民主同盟成绩最佳，参选16人中15人当选。去年“占中”雨伞运动后涌现的政治新人，俗称“伞兵”（即支持或参加占领行动者），出乎意料获得八席。选举中，建制和泛民两大阵营都有资深议员落马，被新面孔取而代之。在占中运动中立场激进的党派候选人则全线溃败，无一人胜选。

　　这个选举结果，主要归功新生代“首投族”。今年选举新登记的选民达26万，是近年之冠，其中40%是18至35岁的首投族。“伞兵”落区和首投族突进，使香港政治生态发生历史性变化，为日后政局增添新变量。

　　香港区议会议员的职责，虽然主要负责所在选区事务，但由于区议员可在立法会“功能组别”中占有席位，并与选区关系最密切，是政党的第一线。所以议员选情对香港未来政治版图作用不可小觑。明年立法会选举将有五个“超级区议会”议席，由全港登记选民投票选出。参选人首要条件，是要成为区议员，即须在今次区议会选举中胜出。获取区议会议席，遂成为进入超级区议会的入场券，是各阵营必争之地。

　　这次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有几个值得关注的指向：一、占中及雨伞运动促成年轻一代对政治参与觉醒和热情高涨，“中港矛盾”激发的本土思潮兴起，使首投族等新生代踊跃发声，在选举中很给力。

　　二、但太激进的本土主张，得不到选民真正支持。香港选民厌倦了激情，更倾向于稳健的变革。

　　三、香港社会政治化和政治政党化趋强，社会更撕裂和分化。泛民力争民主自治，建制派则以经济竞争失力为由，倾向限制民主权利。占中之后，出现黄丝蓝丝阵营，彼此势不两立。

　　四、投票率高有利泛民派的常规被打破，这从上届选举的泛民倒灶、建制大胜、区议会一片红，已略见一斑。而今次选举的高投票率，也未给泛民带来决定性的优势。

　　五、伞兵涌现政坛，打乱泛民建制旧格局和两大阵营部署。

　　六、此次区议会选举，完全取消委任议员，全部议员都由选举产生，使区议会的民主元素和政治意义都显著提升，似见北京在“微调”香港民主参与制度。

　　尽管此次香港区议会选举激发港人参政热情，为香港民主发展翻开新一页，添加新鲜气息，然而，并不能掩饰和摆脱香港选举和政制畸形的阴影。譬如：一个人大“831决定”，就推翻港人2017年实现普选的梦想；去年6月政改方案被立法会否决，特首、立法会选举安排仍将被北京操控，泛民“拉布”(冗长杯葛议事)议员的权利也被翦除。另外，北京加强对香港言论、出版和学术自由的限制(如港大副校长事件)，使北京对“港人治港”和“一国两制”的承诺水分陡增。

　　中联办不仅在香港对特首小圈子选举、立法会选举，以及区议会选举插手干预，北京也开始觊觎台湾的民主选举，试图左右或影响结果。之前，面对台湾1月16日选举总统和立委，习近平突然愿意与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其用意和政治目的，外界也解读是想拉抬国民党选情，尽管台湾选民不易因国共两党意志而转移投票取向。

　　北京在香港推行“中港融合”与解构本土经济的政策，加上对香港政治和选举的操控，可能带给台湾选民负面观感，在与大陆的政治互动中，也为台湾带来“今日香港，(就是)明日台湾”的恐惧和对照。

　　另外，“中港矛盾”日益激化，也为香港未来政治发展增添变量和疑虑。从孔庆东辱骂港人事件，到梁振英推行陆港两地融合政策，和引入过多观光客及移民，都使中港两地民众冲突加剧。例如：针对水货客的“驱蝗”行动、中港足球大战时陆港球迷互呛、香港黑店宰内地游客，恶导游、低价团或零价团等乱象，都是中港融合的负面案例。

　　本次香港区议会选举伞兵空降，首投族鹊起，传统政治格局被打破，均是香港社会分化、政治政党化、港人参与政治意识觉醒的体现。香港政治生态的大变化，将对今后中港关系、北京对港政策和香港自由等方面，都发生极深远影响，也是北京愈来愈不易处理的棘手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