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宇案：胡锦涛为改革争论划上句号

　　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路，虽然没有资本主义早期人吃人、羊吃人那样的残酷，但与资本主义早期圈地运动（美国西部开发、英国的羊吃人）相对应，所产生的两极分化同样伴随着掠夺性。种种问题迫使新一届中央另辟蹊径在不断加强宏观调控和改善民生的前提下解决前期改革遗留的严重问题，重新选择科学发展的新途。本文摘自纪硕鸣、周东华所著《中国新政》一书。

　　胡锦涛2006年3月6日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温家宝总理也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当前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加快推进各项改革。”

　　胡锦涛和温家宝的重要讲话，充分表达了中央的改革意志和改革决心，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指出，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坚定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必须始终明确三个“坚持”的正确方向。强调“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求是》杂志也刊登“推进改革开放努力实现新突破”的评论文章。两篇重要文章，都重申了中央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重要的象征意义是，在“十一五”规划的实施中，中央对上海寄予厚望。在中国迈向新的建设时期，胡锦涛对上海提出了“四个率先”，要求上海“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是希望上海可以和中国现代史中历次社会深刻变化一样，走在中国全面富裕时代的前沿。耐人寻味的是，面对京城争议四起的未来改革路向问题，胡锦涛在上海团作出改革方向不动摇的阐述，为继续改革定调，也为改革反思划上句话。

　　紧接着，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两会”闭幕9天后于3月24日在上海开幕。胡锦涛在会上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议，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事实上，经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当年邓小平在广东讲的是“要不要改革”，胡锦涛在上海讲的则是如何“深化改革”。广东处南方，与香港接壤，市场经济的触觉更为敏锐，容易冲破旧体制的条条框框，广东有改革开放领军的优势。而深化改革更需要科技、文明、文化为基石，需要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样的历史责任毫无疑问地落在上海，上海有深化改革的优势。曾经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较早引入了西方的文明、文化，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加上江浙的依托，上海对全国的辐射带动能力更强。

　　胡锦涛对上海提出“四个率先”，其实质是明确了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

　　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路，虽然没有资本主义早期人吃人、羊吃人那样的残酷，但与资本主义早期圈地运动（美国西部开发、英国的羊吃人）相对应，所产生的两极分化同样伴随着掠夺性。但这种“掠夺”表现出的特征与方式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产生时的现象却截然不同，它表现为中国商人在改革开放的粗放阶段，通过“官商勾结”为主要形式快速聚集起庞大的私人资产并以新型社会阶层为基础形成强势利益集团，对中国弱势群体的既有利益进行掠夺。美国西部开发掠夺的是印第安人，中国粗放型改革中的利益掠夺则表现为一小部分人滥用手中权力，甚至高举以强凌弱的权力武器，形成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的一种新的社会对抗，建立在贪腐的官员和不法商人对农民、城镇居民和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利益进行剥夺的基础之上。

　　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走的是革命性的粗放型市场化探索之路，其特征表现为单纯追求GDP高速发展的模式，无论是区域考核、领导政绩、社会发展都围绕着GDP转，这个指标成为整个社会的驱动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最终产生过热过快与发展极不平衡的后遗症。至1997年“十五”大后，成功的市场化改革经验又迅速向社会层面全面扩展，将市场化引入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领域，导致民生问题日益尖锐。问题越来越突出：一是基本保障问题，包括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等的缺失；二是社会公平问题，公民的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令很多人丧失了权益，在市场竞争中失去竞争力，如受教育的机会问题，市场上创业得不到权力的支持难以成功等等；三是既有利益被剥夺问题，城市动迁剥夺了市民的居住权、下岗剥夺了工作权、农民被剥夺了耕地所有权等，形成了改革开放后的新矛盾日益尖锐。从而，迫使新一届中央另辟蹊径在不断加强宏观调控和改善民生的前提下解决前期改革遗留的严重问题，重新选择科学发展的新途。

　　由此可见，以陈良宇贪腐利益集团的瓦解为标志，终结了中国改革开放第一阶段，即初步市场化的过程，也可说是改革的初级阶段的结束。改革开放至今，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但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的步履才刚刚迈出，这个时代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建构，而于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则反映出中国改革第一阶段的积极成果，从财产认同到对新生的中产阶层的认同是中国共产党借助改革从理念到制度的新突破。资产阶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终于使中国在法律层面获得了确认，其社会意义远远超出对个人物产所有的肯定，意味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出现。同时也宣告了，中国改革在先，制度法制建设滞后的无序化改革的结束。如果说，30多年来的粗放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以GDP的连续高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狂热换来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以牺牲了社会公平、正义、公正为代价，是社会财富向小部分人积聚的“原始式积累”，那么，下一步改革开放将进入以制度法治建设为先导，以民主和谐为追求目标的，更有序、更为科学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