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出狱？北京是时候解决刘晓波问题

　　北京时间12月28日，是在囚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60岁生辰，香港支联会当晚在游客区举生日聚会，另有约四十名广州公民已提前为他庆祝生辰，网端的祝贺声更是不绝如缕。

　　此前不久，中共对维权律师浦志强轻判，对记者高瑜二审减刑并准许监外执行都体现了中共的让步与妥协，甚至艾未未也在北京办起了画展。其实这些“异见人士”或者“人权人士”都像中共喉咙中的鱼刺。只不过刘晓波较为特殊，刘晓波不但参与了六四学运而且还起草了被当局认定具有颠覆国家性质的“零八宪章”，甚至西方不顾中共的反对还颁发给了其诺贝尔和平奖。

　　刘晓波在2009年被北京一中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从对刘晓波重判、高智晟适中、高瑜减刑到浦志强轻判，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对知识分子因言获罪量刑的逐渐宽松和社会的踯躅前行。然而，对于知识分子的言论当局还需更大的宽容和释怀。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曾对知识分子作过这样的阐述，强调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做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不仅要增强责任意识、配强工作力量，还要改进工作方法，学会同党外知识分子打交道特别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领。这也促使中共以更加现代化的姿态与知识分子相处。

　　然而，知识分子的地位是特殊的，但是不管知识分子是出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国情怀，还是当局认为的知识分子被“西方国家”所渗透利用，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政局提出异议或批评的同时，一直处于弱势的地位。从近代以来看，这种状况从晚清时代的“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再到“六四事件”一直都没有改变。

　　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在中国这个有着传统集权社会的国度，知识分子并不是国家政权的威胁，在和平年代政权的威胁往往来自于政权内部。从古至今知识分子在国家的建设中更多的发挥着“谋士”的角色。而从刘晓波获罪的原因“零八宪章”来看，刘也只是参考了捷克的七七宪章对中国的民主走向假设了一个飘渺的蓝图，而这其中刘晓波更像是一个“谋士”提出了知识分子的建议。

　　事实上，并非一味的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在刘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盛赞当局在看守监管上的改进，并对认为“现政权提出“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作为知识分子他没有失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谦卑”，

　　那么是什么让当局不能对刘晓波们释怀呢？刘晓波身上的西方影子使其被西方高度关注的刘晓波俨然成为了西方宣传普世价值的代言，这让中共当局不能释怀。根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官方网站的披露，刘晓波的独立中文笔会长期接受该基金会资助，每年资助额约十万美元左右。

　　纵观这些年，但凡跟西方基金会、捐助、NGO扯上关系的“人权人士”、“异见人士”都被无形的转化为中共当局与西方的对垒，这些知识分子的非独立性使得他们处于中西对垒中的尴尬境地，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使得当局长期紧绷神经加强监控。一方面这种行为成为西方对中共有关言论、人权、民主政策批评的口实，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触碰到当局的红线时极易成为牺牲品。

　　从结果来看，这种对垒对中共而言在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和人权压力的同时，损失的却是作为中国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因此当局应该对知识分子的“异见“给予更加宽泛的释怀，还应逐步提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言论平台，在中共当局与西方的对垒中告别被动，这需要当局更大的自信。

　　狱中的刘晓波已愈花甲之年，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称，中共当局在考虑到刘晓波在狱中的良好表现和其他因素后可能给予刘晓波适量的减刑，让其早日与家人团聚。不过截至发稿前，尚未有任何权威消息出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