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完全抛弃了曾庆红对香港的怀柔政策

　　在中国这样一个言论高度不自由的国家，要证实该信息的真伪，首先要看的就是报导的媒体是否有官方属性。《每日经济新闻》创刊于2004年12月9日，是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成立的一张全国公开发行的财经类日报，被中共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产业类媒体，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很显然这个媒体具有高度的官方色彩并为政府所支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42万亿的投资信息就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更何况该消息被多家国内主流媒体转载发酵，如果是伪信息为什么不及时制止？

　　有分析人士指出，即使是财政部的辟谣也未否定42万亿的投资，只是说当前还没有预算好，而之所以相关人员出来辟谣更多的原因或许是因为该大规模投资计划被指大跃进，损害了政府形象。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对京津冀地区出手如此阔绰？从本质上看京津冀大规模投资计划并不奇怪，本质上讲还是习近平权力经济的产物。首先从情感上讲，习近平对北京的感情显然要高过他的家乡，媒体的报导显示在“文革”后期习近平下乡做知青时就曾经多次因为吃不了苦而跑回北京；其次北京作为中共的龙兴之地，有着强烈帝王思想的习近平自然要优先发展它；再次天津是北京的卫星城市立足于服务北京，而河北省则正是他曾经为之工作奋斗过的起步省份。

　　除了权力经济外，习近平当然也是内部殖民主义的信奉者。不过与其前任们相比，习近平表现的更狠，他的内部殖民主义直接瞄准的居然是香港。

　　2002年11月曾庆红入主中南海常委，并逐渐接管港澳事务，证据显示，曾庆红负责港澳事务期间，推行开明的怀柔政策，民主化政改得到了很大的推动。

　　2003年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纪念日，民间人权阵线举办七一游行，主题是“反对23条立法”，获得逾50万市民上街支持，从铜锣湾步行到中环政府总部。参与游行的人数大大超过政府预期。7月5日，在与中央政府商量之后，香港政府就23条立法作出三项的让步，董建华宣布修改原草案条文，包括：9月5日，董建华被迫宣布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承诺先搞好经济，并会再次充分咨询市民，达成共识后才再立法，并重申没有时间表。分析人士指出，此时正是曾庆红任港澳小组组长之际，促成了这次妥协。

　　而曾庆红对香港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建立了香港普选框架。根据《基本法》，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香港的选举制度应循序渐进向普选方向改革，但一直实施缓慢。正是在曾庆红的努力下，2007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通过了《有关普选问题的决定》，宣布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政治分析者认为，这应该是曾庆红在2007年底其将退休之际，为香港留下的最大一笔丰硕的政治遗产。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习近平执政之后，不仅完全抛弃了曾庆红时代对香港的怀柔开明政策，甚至还有计划的对香港实施残酷的内部殖民主义。而习近平对香港的殖民主要是从政治殖民与经济殖民两个层面开始的。

　　先看政治殖民。纵观2012年末习近平执政以来的香港政策，他的政治殖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阻断民主化与暴力镇压。

　　如前所述，在香港泛民主派的努力下曾庆红在任期结束前给出了2017年香港普选的承诺，不过习近平却反其道而行之，精心设计了一套程序从而在事实上完全阻断了香港民主化的可能。

　　例如其执政后不久，2013年3月27日，香港中联办发稿，引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与建制派议员会面时部分谈话，提出三点普选特首条件，其中第二点特别强调：行政长官人选必须是爱国爱港人士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与中央对抗的人不能当特首是一条底线。2014年3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张德江，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小组会议，提及普选问题，张德江指出，普选不能照抄西方一套，否则水土不服，可能有灾难后果。

　　2014年7月15日，香港政府公布首轮咨询的报告，并同时启动政改首部曲，向中央提交报告。报告称特首人选要爱国爱港、提名委员会应参照选委会四大界别比例组成、提委会产生办法沿用现时选委会产生办法等为“主流意见”；泛民的提议则被政府形容为“一些意见”、“不少市民”等来引述。2014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就政改决定草案所作的说明中再次强调，行政长官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的原则。政治分析人士指出，该方案借用提名委员会程序将可能危及中共利益的泛民主派完全的阻挡在候选人名单之外，使民主派永远不可能获得执政机会，可谓其心可诛。

　　不仅如此习近平还不断发动香港亲共力量煽动支持“假普选”。例如，2015年5月，现代美容中心在5月5日发内部通告，要求全体员工参加“2017一定要得支持政改方案大会”。

　　这样的假普选方案自然遭到了香港民众的强烈抵制。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表示，这筛选方法显示中央不信任香港人。香港大学法律教授陈弘毅认为，爱国爱港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法律概念，又认为香港普选应采用法律上可操作的标准和制度。

　　很快抵制的行动开始在民间广泛蔓延开来。首先是“6.22全民公投”最终有超过79万人参与，然后是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发起一连五天的“罢课不罢学”抗争，誓争真普选，创下香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罢课抗争。紧接着“和平佔中”发起人戴耀廷在2014年9月28日凌晨1时40分，于添美道的学联命运自主大台上宣布占领中环正式启动，将以占领政府总部为起点……

　　那么这些轰轰烈烈的抗命行动习近平又要如何应对呢？实践显示习在这个问题上毫不手软，其对香港政治殖民的第二大手段暴力镇压便粉墨登场。不过与其他独裁者相比习近平的暴力镇压政策则更表现出隐蔽性与策略性的特徵，可谓层层布局、蓄谋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