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剑债务魔鬼 新任朱镕基生死抉择

　　中国债市已进入高危期。陆媒第一财经近日公开数据统计，截至目前，中国境内提示债券违约风险的发债主体已接近40家，涉及债券超过50只，金额约为600亿（1人民币折合约0.1544美元）。主要涉及钢铁、水泥、煤炭、化工、有色金属、造船等产能过剩领域。

　　随着刚兑制度被打破，央企国企“信仰神话”正式破灭。截至27日，中国企业至少有103只债券共1,009.1亿推迟或取消发行，金额大约是去年同期的3.4倍。此外，中诚信国际对信用债公开评级变动的跟踪结果显示，今年迄今至少发行人主体评级已发生33次下调，较去年同期的17次几乎翻番。

　　今年一季度，在政府基建和房地产回暖刺激下，中国经济小幅反弹，受此影响，一些原材料和能源产业告别亏损。数据显示，中国钢铁业3月利润增长38.9%，而1—2月则下降72.9%。随着钢铁价格的回升，一些停产或检修的企业纷纷开始复产。

　　不过，在很多业内权威看来，目前钢铁等原材料价格回升，并非纯粹需求所拉动的，而是过去减产太多导致的一个回归。如果所有企业都复产，那么价格大幅回落是必然现象。况且，倘若政府和央行考虑到通胀因素，被迫减少刺激力度，产能过剩问题将更加严重。

　　正常情况下，一个企业如果出现债券违约，必然要遭到市场清算。作为参与者出于规避风险，投资也更加趋于谨慎理性。但中国现实环境下，作为债券发行人央企国企，通常以政府财政和信用做担保，长此以往，逐渐在债市上建立起“信仰神话”——不可能出现债务违约。这构成市场基金、银行机构等乐观的理由，从而酿成潜在风险。

　　目前，中国银行理财产品规模扩张到20万亿，很大比例以委托的方式，让各大基金等金融机构管理。考虑到债市投资风险偏低、能获取稳定收益，央企国企债券成为热衷投资对象。倘若债市接连不断出现违约，导致理财产品出现亏损，自然牵涉到银行资产，并且，很可能诱发恐慌现象，引发银行理财产品大规模赎回，反过来加剧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抛售潮。

　　此外，也有分析预测，中国债市繁荣是建立在央行宽松货币环境基础之上。倘若随着通胀上升，央行采取紧缩货币压制通胀，结合债市违约频发，中国债市很大程度将丧失融资功能。众多央企国企将丧失融资渠道，彻底陷入资金枯竭的困境中，倒闭破产潮是大概率事件。

　　既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又要维系货币宽松环境，为经济结构调整腾挪空间，还要应对国企央企连锁破产倒闭潮， 此外也要应对美联储加息，引发的资本外流风险。可以说，繁荣浮华的经济背后，中国政府和央行可谓步履维艰。随着改革空间逐渐缩窄，剩下的均是难啃的硬骨头，如果缺乏纵深改革的动力和勇气，经济很难出现根本性反转，处境将越发艰难。

　　人有生老病死，经济也有繁荣和萧条周期，关键在于政府和企业如何共同应对。无论英国、日本还是韩国，这些国家上世纪发展过程中，均遭遇过挫折，但均坚持走市场化发展道路，才逐渐摆脱低谷迎来繁荣。

　　以英国为例，作为曾经“日不落帝国”，上世纪70年代经济绩效非常低下。1970—1979年，英国经济平均增长仅为2.2%，而通胀率年均高达12.5%。国企负担沉重，企业创新停滞不前，英镑贬值愈演愈烈（英镑购买力在二战后30年中下降85%），这迫使后来撒切尔政府采取了大刀阔斧的私有化改革。此举至今仍被许多左翼人士所抨击，但事实证明，英国经济经历改革后得到彻底扭转。

　　中国上世纪90年代也效仿英国，采取大规模私有化改革。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缺乏健全的资本市场和机构投资者，缺乏强大的社会和舆论监督，交易制度未公开化、透明化，配合社会补偿机制不完善，几千万国企职工沦为改革的牺牲品。很多人将此归咎于市场经济本身，实在有失公允，归根结底，在于当时社会缺乏制衡机制，普通民众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

　　经历新世纪一轮繁荣周期之后，目前，中国经济遭遇比先前更加艰难的改革调整期，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后期，政府通过“甩包袱”，辅之基础建设、促进对外出口， 加入世贸组织，使国内经济度过难关。那么现阶段，随着外部需求疲软，政府投资乏力，人口红利消退，政府必须通过自我瘦身，结合完善市场环境手段，才能推动经济真正实现触底反弹。

　　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家之争的竞争，更大程度体现在企业层面上，自由的市场环境、完善的法律制度、健全配套的基础设施，低成本高效的公共服务，才能孕育出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集群。消除政府和国企垄断，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当经济资源（劳动力、土地、资本、各种生产要素）大多被低效领域裹挟时，经济发展僵化停滞是必然现象。

　　总体来说，中国债市风雨飘摇背后，说明驱动中国经济发展30年的粗放型模式已然到达临界点，中国经济需要相比过去规模更大、涉及面更广、触及利益更深的动态式调整，才有望实现涅槃重生。希望当下决策者能够超越朱镕基，通过大刀阔斧改革，为中国经济重新注入强大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