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发现特务 早已丧失生育能力

　　三岁那年，李鹏的父亲死了。

　　他的母亲赵君陶是一个要强的人，不愿意告诉他父亲是被国民党政府杀死的事实，用“英国留学”来向儿子解释父亲的去向。

　　在1930年代，男人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被认为没有“父母运”，必须辛苦劳作，早早当家。

　　不过父母交游甚广，除了本身都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工作之外，还有一些有地位和声望的亲戚和朋友，这些关系保护着失去父爱的男孩，男孩的父亲、在海南岛遇难的李硕勋有一批关系密切的朋友，其中最有实力和才干的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李富春、蔡畅夫妇和陈云。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时隔多年之后，李鹏作为唯一曾经担任过中国国务院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两职的国家领导人推出了自己的回忆录《李鹏回忆录（1928-1983）》，详细地回忆了自己在成为国家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之前的岁月。

　　这并不是一个所有人精心培养一个战友的儿子，让他成为一个组织中的顶级人才的哈利·波特式故事，李鹏的大多数少年时代是在战火和各种撤退中度过的，根据他的回忆，他总是能够在需要别人指点的时候得到年长者的帮助。

　　李鹏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帮助过自己、教过自己的人，有的甚至不知姓名，在成都的时候，他提到自己去游泳（“当时只会一点儿狗刨”），遇到水蛭的袭击，当时一位老农经过，用鞋子慢慢地拍打钻入皮肉的水蛭，直到水蛭退出来。他心存感激，那老农却悄然离去。

　　他在此后的一生中时常遇到这样的优待，在晋察冀转移的时候，17岁的李鹏也曾经受到各种老乡的照顾，他们教会这个年轻人给马打马掌，告诉他马骑了一天，晚上必须要喂黑豆和草料，不然就再也走不动了。

　　他还在回忆录里感激地记录下同事、苏联读书时的老师和同学对他的帮助。自幼丧父又早早就离开母亲生活的李鹏似乎对别人对他的照顾特别在意，对他影响颇大的朋友，他往往会在身居高位后试图寻找对方，和对方恢复联系。

　　他曾经用了不少段落描写一位延安学习时，可能叫王真的病友，他认为对方是一名七大代表，他住院时收到了蔡畅和李富春的礼物，王真就会给他讲，这是革命的情义，还告诉他关于整风的很多事情，李鹏对党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了解，都是从王真那里获得的。这可能是这个年轻人最早接触到关于政治的切身说教。

　　在这本回忆录的后半部分，读者可以看到他去照顾别人，偶尔会忍不住讽刺照顾孩子的保姆喝掉留给孩子的牛奶，却也不曾对人恶语相加。

　　根据回忆录出版的顺序，原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把自己的人生划为两段，一段是55岁之前的生活，一段是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后的生活。

　　他已经完成了两段人生中前一段的回忆录写作，而后一段的人生传记，也在紧锣密鼓筹备之中。

　　回忆录是给一个时代留下的史料参考，也是写给那个时代的一封最好的情书。

　　如果细翻这本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回忆录，可以看见已经86岁的李鹏心中满怀一种大业已成的气势。

　　书籍上除了出版方中国电力出版社的名字，还有中央文献出版社作为联合出版方，这种设置使得它在新华书店除了被当做新书推荐之外，还将被归类于国家领导人著作的柜台。

　　扉页上低调地印制着李鹏在庆祝三峡工程开工时写下的那篇《大江曲》，在已经退休的领导人当中，作者并非一个以书法见长的人，也并不善于辞赋，不过是一种自己对开发长江的期待之情：

　　巍巍昆仑不尽长江生巴山蜀水沃野千里人杰地灵满天星斗……千秋展宏图恰逢新时代万丈潮头。

　　落款显示这段话写于“一九九四年”，没有句读。

　　一张考究的透明纸隔开了作者近照和版权页，照片里，李鹏面带微笑，戴着他的招牌大框眼镜。红色的领带充满喜庆的气息。

　　红色恰恰也是李鹏最引以自傲的颜色，在过去的86年里，那个红色的印记是他一切道路的开始。

　　红色的孩子

　　将近10岁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父亲是被国民党杀死的，这个孩子突然就变得沉重了。

　　当时还叫李远芃的李鹏在长到10岁的时候，家里的一位长辈姻亲“夏娘娘”对他揭开了母亲没有明说的真相：他的爸爸并非在英国留学，因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重要领导干部”，“在海南岛被国民党杀害了”。

　　这位夏娘娘是李远芃五舅舅赵世炎的岳母，赵世炎是远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参与者之一，和周恩来交情深厚，领导工人运动，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被国民党杀害。

　　李远芃的父亲李硕勋死于1931年，根据李鹏自己的描述，这次牺牲可能完全没有必要，一个在上海和香港活动的工人运动指挥者突然被安排去海南岛主持军事会议，在当地因为没有接应和掩护，一口四川话立刻让他被当地的敌人发现了。

　　李硕勋遇难前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红七军政委（他的前任是邓小平）和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赵世炎则曾经担任过江苏省委代理书记和中共中央委员。

　　在革命低潮期，看起来很高的职务实际上能够指挥的人力很少，两人的遇难都说明这一级别的干部在当时都是可能被迫需要独自行动或者化装行动，他们直接面对危险。

　　在父亲死后的几十年里，李鹏一直都是以“李硕勋的儿子”和“赵世炎的外甥”这两个身份被中央大多数干部认识。

　　李鹏的母亲赵君陶和父亲李硕勋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同学。在李硕勋死后，中央指示赵君陶带着孩子先到上海再想办法，于是当时还有四个月身孕（后来生下李鹏的妹妹李远芹，后来改名李琼）的赵君陶来到上海，见到了中央军委的刘伯承，当时刘伯承建议她带着孩子回四川老家，因为“苏区斗争环境非常残酷，不合适”。

　　共产党人在照顾自己战友的遗孀时选择了最现实的一条路。刘伯承说：“那里有硕勋同志的家，家里还有他的哥哥等亲戚。你的兄长也在成都，过一段时间，组织上就会派人跟你接头。”

　　赵君陶带着孩子辗转于合川、宜宾和成都，担心李硕勋的老家庆符镇太闭塞，党组织可能会找不到，最终决定去成都居住。她的二哥赵世珏是个川军军官，一家人就寄居在那里，李鹏形容当时的生活“伙食比较清淡，经常吃一些时令蔬菜、泡菜、还有豆豉之类”。

　　李鹏的小学在四川省立实验小学（现在的成都市实验小学）就读，他父亲的好友王季甫给了他一些照顾，王也曾经在上海读书和入党，在组织遭到破坏后，这位医生回到成都生活。

　　除了本身照看自己老战友的孩子，给李鹏提供医药上的照顾之外，他还动用自己的关系把李鹏送进了当时的名校——省立实验小学。在赵君陶不时去附近县里的中小学教书时，李鹏可以短期转出实验小学，然后在母亲丢掉外地的教职（大多数是因为宣传鼓动学生参加革命）后又转回来读书。

　　李鹏回忆起这段生活的时候提到，因为生活动荡，自己的成绩不是很好，不过“数学一直是强项”。

　　李鹏在省立实验小学很早就住校了，后窗望过去“外面是一片芭蕉林”，“枝叶茂盛，可以起避暑的作用”，一天晚上下雨，雨点啪啪啪地打着芭蕉叶，高年级同学给小同学们讲鬼故事，几个小同学都不敢起夜，尿了床。李鹏说“这样的事发生了不止一次”，后来母亲来看他，发现被子里是湿的，非常自责。

　　李鹏并不讳言自己小时候爱尿床的毛病，在后来延安的窑洞里，他也曾经因为天气寒冷不愿意起夜而尿床，那时的同学们自嘲这种行为叫“海军部队”。

　　1939年春天，日军飞机轰炸了成都，当时被转移到温江县的省立实验小学的同学们目睹轰炸，受惊不小，李鹏在夜间梦见白天的轰炸，从上铺滚了下来，头部受伤。也正是这会儿，成都传来了“家里来人了”的消息，要他回去看看。

　　这是改变李鹏一生命运的重要一刻，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来到成都，看着头上裹着纱布的李鹏，她决定把李鹏从成都接到重庆。

　　故人之子

　　李鹏说自己不是总理的养子，只是烈士的儿子，像他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都管邓颖超叫邓妈妈。

　　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最艰难的时刻，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一批共产党的政治犯被释放，共产党也可以在重庆进行公开活动，得到了难得的喘息机会，周恩来也开始逐渐寻找一些失散的同志以及他们的孩子。邓颖超把李鹏带到重庆去养伤。

　　李母赵君陶在重庆的第三保育院工作，李鹏自己入读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他说自己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人格非常钦佩。不久他第一次见到了父亲的老战友周恩来。

　　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李鹏长得更像父亲还是母亲打趣了一番，然后“周伯伯”发现李鹏有点驼背，背上拍了一下，又用拳头敲了敲。据说后来无论李鹏多大，周恩来再见到他的时候都要检查他是否驼背。

　　周恩来考校了一下李鹏的功课，拿了一份《新华日报》的社论，让李鹏念了一遍，归纳一下要点。李鹏照做了。这事后来被传得近乎神奇，成了“一个孩子小小年纪背马列主义倒背如流”的戏码。周恩来对李鹏的功课看起来十分满意，不久还把李鹏介绍给了当时名满天下的郭沫若。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关系再次趋于紧张，李鹏回忆，自己曾经在1941年1月11日跟周恩来一起来到《新华日报》社，周恩来极其痛心地向所有工作人员宣布了事变的消息，这时突然电灯熄灭，灯光重新点亮之后，周恩来说：“我们正经历着黎明前的黑暗，但是黑暗吓不倒我们共产党人，我相信光明一定会来到。”

　　时隔多年李鹏没有明说自己对“周伯伯”的仰慕之情，但是他记得周恩来说的每一个字，在这段讲演之后，周恩来让他和准备去延安学习的孩子们搬去一起住。

　　1941年初李鹏来到延安，蔡畅把他接到家里去住。蔡畅、李富春夫妇和李硕勋、赵君陶私交很好，当时李鹏的毛背心里缝了一个口袋，装有母亲写给“蔡畅妈妈”的信，以及60元的法币。赵君陶在信中托付自己的好姐妹、老领导蔡畅照顾儿子，“希望你们抚养他”。

　　李鹏在延安中学和自然科学院读书，这期间他说自己“对前方回来的同学”印象深刻，有些同学当过兵，有的还是党员。

　　1941年3月，陈云派他的警卫员去找李鹏，陈云和李硕勋曾经共事过，根据陈云对李鹏的回忆，在1931年5月，陈云、王明、潘汉年和李硕勋四人曾经在一个小饭馆里吃饭，陈云对另外三人说：“为了革命胜利，大家一定要保重，我们要看一看，在座的我们的四个人，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

　　这句话使得陈云对李硕勋的牺牲唏嘘不已，也使得陈云对李鹏印象深刻，这位中国共产党当时的组织部部长总是尽力照顾这位战友的孩子。

　　幼年丧父的李鹏只能在无数父亲战友的回忆当中去咂摸和体会自己父亲的英雄气概，他也找到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王明，王明关于那次聚会的回忆和陈云基本相同。不过李鹏从来没有见到过潘汉年，李富春和蔡畅不让这个少年到潘汉年的窑洞去，李鹏认为是因为潘汉年做秘密工作，回来开会时不希望接触太多和工作无关的人。

　　1942年秋天的延安，陈云带着李鹏在杨家岭的小灶食堂里吃饭，在那里遇到了毛泽东。

　　究竟陈云是有意带李鹏见毛泽东还是纯粹在食堂的偶遇已经不可考，但是当毛泽东坐下的时候正好在李鹏的对面，江青则坐在陈云对面。毛泽东不认识李鹏，问陈云：“这个娃娃是谁？”

　　陈云介绍了李鹏的身份，延安大学中学部的学生，“他的父亲是李硕勋。”毛泽东没有想起来李硕勋，于是陈云补充了一句“世炎同志妹妹的儿子”。毛泽东一下子兴奋起来，提到自己和赵世炎都在李大钊的手下工作过。“他是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不过世炎他们是搞工人运动的，而我是搞农民运动的。”

　　随后毛泽东逐渐想起了李硕勋，记起了他在海南岛牺牲的事。随后毛泽东也问了李鹏学习的情况，以及看什么小说，李鹏福至心灵，提到了《三国演义》。毛泽东当时就问他《三国演义》里最佩服哪个人物，李鹏脱口而出的是“曹操”。

　　《三国演义》是毛泽东喜爱的名著作品，而《三国演义》里最喜欢的人物正是曹操，“文革”时期所有关于曹操历史评价，都是大法家、大英雄的套路，此外毛泽东还喜欢诸葛亮、周瑜和张翼德，不过在他的眼里，那三位都是办事能力强的同志、青年团员和特别能打仗的将军的代表。

　　毛泽东又问了李鹏喜欢曹操的理由，他说的是“能团结干部”，这个老戏新唱让毛泽东有点小小惊讶。他颇感兴趣地让李鹏举个例子。李鹏就举了官渡之战后，曹操把手下私自和袁绍来往的书信全部烧毁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对毛泽东的胃口。

　　江青问了李鹏一些关于育才学校和陶行知先生的事情。

　　当时毛泽东对陈云说：“这个娃娃了不起，一定要好好培养，以后一定是个人才。”

　　李鹏在回忆录中说，这种议论并非自己的原创，而是一些老同志的议论给了自己启发。

　　这次面对面的测试对李鹏影响深远，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在数份工作中被认为是能团结同事的人。

　　周恩来也曾经多次对李鹏耳提面命，在周恩来回延安的时候，李鹏曾经去他的书架上翻看一本《堂吉诃德》，翻完就放在了其他位置，周恩来以为书被李鹏拿走而怪罪了他，不过后来书找到了，周恩来向李鹏道歉后，仍然对他说要批评他，书应该放回原位。这事对李鹏意义深远，他说自己多年后都用周恩来对秩序的追求和严谨的态度来地告诫自己。

　　关于他和周恩来的关系，传言很多，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不是周恩来的养子，只是接受周恩来照顾的许多烈士子女当中的一位。

　　不过在回忆录中李鹏提到了对他和周恩来关系感兴趣的一些人，其中就包括朝鲜方面，在他某次在朝鲜参观时，朝鲜同志对他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感兴趣。

　　从谏如流的人

　　不是天才型的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

　　李鹏并不是一个天分很高的人，这也使得他对接受别人的意见不会感到别扭，他在很多关键时刻遇到别人好心相助，他也因此而心存感激。甚至于他把名字从李远芃改名李鹏，也是出于实用和从谏如流的考虑。

　　在去延安的路上，一起同行的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帮他改名为李鹏，一直沿用至今。

　　蒋南翔对李鹏说：“我们到了延安以后一般都要改一个名字，你现在的名字叫李远芃，远是李家的远字辈，芃这个字比较生僻。”蒋南翔建议李鹏把这个名字改一改，李鹏同意了。

　　李鹏说：“那请你给我改一个名字吧！”蒋南翔想了想说：“那你就叫李鹏吧！芃改为大鹏的鹏，这个名字意味着对你的希望，希望你将来为革命、为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于是李远芃从此就叫了李鹏，也确实解决了字太生僻的苦恼，并非每个人都可以因为一个同志的建议就放弃亡父所起的名字。

　　在晋察冀地区转移的时候，李鹏学会了照料牲口，此前尽管他长期离开家过集体生活，但即使骑马也有人照顾马匹。这段颠沛流离的岁月让他成长得很快，他会在马车被敌机袭击之后仍然坚持把钱塞给马车的主人，这位老乡认为自己没把机器送到目的地，不该要钱。在李鹏坚持给钱之后，老乡到下一个村子里重新找来了马车，帮了他们的大忙。

　　到1947年，李鹏已经19岁，对有些事会考虑得更加周详，因为要途经山东坐海船前往东北，过海时必须化装成老百姓。李鹏的评点是：“几乎是无济于事的，虽然发的是老百姓衣服，但是每个人的衣服都一样，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一看就不像是老百姓。”

　　李鹏到了哈尔滨之后，担任了油脂厂的协理（副经理）。尽管自己的父亲是一位红军政委，但是李鹏似乎并没有对上战场作战表现出特别的喜好，他对技术和机器比较感兴趣。他没有接受过指挥作战的军事训练，但却会驾驶汽车和使用武器，他还协助公安机关逮捕一个有嫌疑的油脂厂职工。

　　李鹏偶然发现一个有特务嫌疑的职工散布谣言和私藏一把左轮手枪，公安部门要求李鹏自己去把这人押起来，免得进去逮捕会打草惊蛇。当时上级派了一个面粉厂副经理（是位带过兵的干部）带着驳壳枪过去帮忙，他和李鹏两人在夜间把住在工厂宿舍里的这个人叫起来，然后用枪指着押出厂门交给了公安。

　　苏联印记

　　李鹏在燃料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刘澜波面前表现出色，这使得刘澜波成为日后一直指点照顾他的人。

　　李鹏1948年到苏联留学，之前他对学习不算热衷，在担任油脂厂协理的时候曾对这个工作很有期待，但是他的母亲赵君陶坚持要他去苏联留学。

　　这次留学非常关键，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进入军事实力崛起的转折时期，苏联在东北的一些要地有驻军，协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了一些重要地点，东北的形势到1948年，基本上大局已定，国民党退出了东北，这时中共的人力可谓充裕，军事干部在这几年成长很快，但是缺乏的仍然是各种技术干部，尤其是在天下太平之后可以设计汽车、飞机和水坝的人。

　　中国共产党选择最优秀的青年去苏联加以学习训练，不过这种优秀，首先是忠诚、可靠，烈士和高级干部的子弟，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在延安的学校里，他们已经补习了几年的文化课程。

　　时隔多年之后，周恩来在和李鹏聊天时，把他们形容为“第三批留学生”，第二批留学生比他们要早得多，一般是一些高级负责人的孩子，当年随着周恩来一起去苏联。决策者固然希望他们能学到东西和有所作为，但更多的成份还是让他们安全成长，接受亲近苏联的教育，解除他们父辈的后顾之忧。

　　李鹏在伊万诺沃和莫斯科一共学习了6年，期间还成为留学生学生会主席和支部书记，邹家华成为支部委员之一。邹家华后来曾在李鹏担任总理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是邹韬奋的儿子，比李鹏大两岁，留苏的时候他们的关系要好。

　　赵君陶的决策非常正确，在苏联的几年里，李鹏认识了很多第一代领导人的孩子们，他们中的多数人受到了教育之后，在各领域表现出众，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已经是各部委和大型国企的中坚力量和领导者了。

　　留苏学生的学生会主席角色也使得李鹏有了更多和国内领导人接触的机会，也有利于他去巩固年轻时与那一代长辈的交情，那几年苏联和中国常来常往，李富春给留学生们作报告、毛泽东访苏的时候接见留学生和讲话，都是李鹏利用自己和李富春、周恩来的关系争取下来的。

　　李鹏在莫斯科动力学院的学习和生活安排得非常妥帖，他和林汉雄（后来担任过建设部部长）跟另外两位苏联同学住在一起，其中包括一位俄罗斯人的退役连长和一位少数民族同学，在四人中李鹏是成绩最好的，连长时常要向李鹏讨教。

　　李鹏这个时候已经显露出善于照顾别人的优点，因为连长在全院党员大会上要穿西装，李鹏就把自己的一套借给了对方，后来看着连长穿着合适，就干脆慷慨相赠。

　　其他外国留学生同学有的后来前途远大，比如来自罗马尼亚的伊利埃斯库，在齐奥塞斯库被杀之后成为罗马尼亚总统，后来来访中国还受到李鹏的欢迎。

　　毕业设计成功完成之后，李鹏成功地获得了工程师学位（苏联工科学位），1954年，他就地加入了来访的中国电力代表团。

　　当时的代表团以燃料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刘澜波为首，还包括后来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组织部副部长的李锐（时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燃料工业部的人对李鹏也都很熟悉，他的三姨赵世兰当时担任燃料工业部的人事司司长。

　　李鹏把自己和刘澜波的交情称为“忘年之交”。

　　在苏联的访问结束后，刘澜波让李鹏和他一起乘飞机回北京，飞机中途在西伯利亚加油，遇到跑道结冰无法起飞，航空公司开的旅馆号称客满，这时李鹏显露出了他灵活的办事能力。李找到旅馆的人交涉，首先告诉对方这里有一位中国副部长，要求他们拿出给要客留着的房间，其次他递上了一张100卢布的票子。

　　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援助中国的苏联专家当中，苏联科学院的化学研究室主任在苏联的月工资是5000卢布左右。李鹏深谙苏联办事靠吵架不够，有钱更快捷的规则，这100卢布使得刘澜波副部长获得了一个小房间，而李锐、李鹏等其他人都在走廊里搭行军床凑合了一夜。

　　李鹏自始至终没有对100卢布有关于“不正之风”的评价，他是一个努力解决问题的现实主义者。

　　李锐开始问刘澜波如何使用李鹏的问题，刘澜波后来给李鹏的选择是，要么去基层，要么留在自己身边当秘书。

　　李鹏选择了基层，他去了吉林的丰满发电厂当见习厂长。

　　在苏联的6年时光当中，李鹏获得了学位，增长了见识，办事能力上也大有提高，和大多数留苏青年一样，苏联的痕迹伴随了他一生，苏联歌曲和文学影响着他的爱情观。

　　单身汉和追求者

　　单身汉李鹏在发电厂过着令拖家带口者羡慕的生活，不久，他也陷入了恋爱。

　　李鹏在丰满发电厂对各国机组有了比较直观的认识。一次，发电机损坏，一位年轻的技术员因为有个在台湾的舅舅而被列为嫌疑人，不过李鹏和技术员卢兆策和苏联专家胡道巴耶夫仔细分析了情况，认为是电机有漏焊，在那个时代，大多数人不敢质疑苏联的产品有质量问题，李鹏最终以生产副厂长的身份做出了这个结论，让很多人非常佩服他。

　　在丰满发电厂，李鹏遇到了1957年的整风运动，在那里他被人提意见，“骄傲自满”和“娇气”，前者主要是接待中央领导来看当时中国最大的水电站时，往往因为认识他就找他接待，有的时候他没有及时汇报，被人觉得他不尊重厂长和党委。

　　第二点的娇气，是说他习惯坐汽车上班。

　　这点，李鹏自己反思是因为自己“在苏联养成了不好的习惯，习惯晚上看书看资料睡得很晚，第二天早晨起不来床”。

　　同时李鹏的穿着和别人不同，他的中山装是咔叽布的，参加对外活动的时候还穿蓝色的华达呢中山装，这可能和苏联留学的经历有关系。

　　他曾经非常羡慕那些穿军装的退役军人同学每天整理大衣和擦靴子。苏联人重视仪表，此外他认为这和自己单身有关系，他的母亲有工作，不需要他来养，挣的工资都是自己用，手头比较宽裕，和拖家带口的同事相比，境况要好得多。

　　李鹏住在招待所30平方米的一个房间里，他在柜子里存放了很多点心、零食和葡萄酒，留着睡觉之前“用一点”，他也时常把工人和技术人员请来一起吃，不过这没使得他们和他“打成一片”，而是被形容为“他的住处像宾馆、样样俱全”。

　　此后他“规范了自己的行为”。

　　条件不错的单身汉李鹏在1957年的联欢会上遇到了朱霁凌（后来改名朱琳）。她在元旦联欢会上为吉林市市长张文海翻译，本身则在102厂（后来归属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做翻译，李鹏认为朱霁凌的俄语发音很好，然后想到自己“虚岁已经29岁了”。李鹏忍着等到两场舞过去，邀请了朱霁凌跳舞，他“灵机一动”，用俄语和姑娘互通了姓名。

　　按照李鹏的说法，当时还有认识的舞伴，但是一点也不想再和她们跳舞了。几段音乐过去，朱又停留在李鹏附近，他赶紧过去又一次邀请，这种舞被称为“交际舞”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曲终人散的时候，李鹏冲过去和朱霁凌握手告别，然后才一一和苏联专家握手告别，朱的反应是“李鹏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礼貌，跑过来先跟我握手，然后才和苏联专家握手”。她的一位已经结婚的同事的回答是：“他对你有意思，你小心一点。”

　　此后李鹏托一位同时在102厂和发电厂工作的苏联专家给这位舞会上刚认识的姑娘送去礼物，一支上海产的幸福牌钢笔。该专家对他说，如果姑娘没有拒绝就好了，还建议李鹏去她工作的专家招待所去直接找朱霁凌。李鹏受到鼓舞，真的去了，于是两人开始恋爱。

　　李鹏的母亲赵君陶对朱霁凌非常疼爱，也不在意她的父亲是一个右派，同意两人结婚。

　　两人用大琳和大鹏来称呼彼此，以和“小琳”“小鹏”区别，这虽然非常亲热，但和中国自古以来不用父母的名讳是相反的，后来有个第三个孩子，李鹏想用“小陶”这个名字，因为孩子爷爷曾经用过“李陶”的化名，奶奶的名字里也有“陶”字，被奶奶当场拒绝，理由是“犯上”。后来他们的小儿子起名“小勇”。

　　这三个孩子基本上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李鹏的待遇比较高，不至于让家里挨饿，不过他也感受到了他做单身汉时无法理解的那种家庭压力——拖家带口，还要雇保姆。

　　1963年，他们一度想过放弃第三个孩子，认为影响工作，后来还是决定生下来，因为担心孩子可能是双胞胎，不知道衣服要准备多少，李鹏拉着朱琳去照了X光，照完回家才收到孩子奶奶的急电“千万不要照X光”。年轻的工程师李鹏和朱琳对电离辐射的危害并无概念。

　　李鹏担心妻子会再度怀孕，为此在1965年做了输精管结扎手术，他在回忆录中特别强调：这在当时的干部中是不多见的。

　　周伯伯、邓妈妈和老大姐

　　邓妈妈是党内若干老大姐之一，这些老大姐在党内威望很高，到改革开放后，几位老大姐都担任过国家领导人，她们对李鹏非常关心。

　　作为最关心李鹏的人之一，周恩来曾经在1956年把李鹏叫到中南海，吃完饭李鹏陪周恩来散步，问到为什么会发生高岗和饶漱石的案件，周恩来说到这事是“阶级斗争的反应，也和世界观人生观，和个人品德、党性修养有关系”。

　　李鹏提到高岗的儿子成绩不好而不得不从苏联回国补习，在回国休假的时候，李鹏受命把此事面告高岗，结果高岗当时脸上变色，“一言不发，拂袖而去。”周恩来表扬了李鹏，认为他坚持了原则。

　　此后周恩来对李鹏又一次说：“在苏联也有各种人，社会上也存在各种矛盾，你们不能迷信苏联，也不能迷信苏联的领导人。”

　　这时的中苏即将迎来两党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周恩来的话，正是希望李鹏好好认识这种复杂的关系，不要说错话表错态。

　　周恩来是一位陈近南式的严师，每次见面就是评点李鹏的近期工作和见识的进境，邓颖超则是一位慈母，一直对李鹏疼爱有加。

　　类似于邓颖超一样照顾李鹏的还有几位女性长辈，在中国共产党内，这样受人尊重的女性一般被称为“老大姐”。

　　在李鹏回忆录当中，多次提到的几位老大姐包括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李鹏叫她邓妈妈）、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李鹏叫她帅妈妈）、蔡畅（李鹏叫她蔡妈妈，1975年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在李鹏调回北京市供电局工作之后，有一段时间直接负责重大活动时天安门地区的电力保障，认识他的人很多，他就在登上城楼检阅红卫兵的时候，照顾这些体力不支的老人，他曾经搀扶过帅孟奇和蔡畅，两位妈妈“文革”时情绪都不好，他都在把人送上车的时候告诉对方自己是李鹏，对方才能认出来。

　　这是有一定风险的做法，李鹏曾经亲眼看见工作人员从见到刘少奇欢呼到无人欢呼，但是他仍然会去搀扶和自己家关系紧密，看着他长大的这些“妈妈们”，这些老大姐在“文革”结束之后恢复了工作，往往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小的发言权。

　　李鹏的三姨赵世兰也是一位“老大姐”，“文革”前担任煤炭部机关工委书记，在“文革”期间遭到了批斗，背后提供材料的人可能是康生，赵世兰于1969年在冤屈和愤怒中病逝，身边只有李鹏和妹妹李琼，医院的人拒绝协助“大叛徒”办理后事，兄妹俩一切都要自己动手。

　　赵世兰嘱咐李鹏说，自己要“学许广平”，李鹏理解为“要上八宝山”，要让组织给自己一个清白。

　　这事邓颖超一直在努力，但一直到李鹏担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后的1984年，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煤炭部才给赵世兰恢复了名誉。

　　1976年清明节，北京市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纪念周恩来，李鹏和朱琳也带着三个孩子多次前往，他也抄下了几首诗，当时有人作证，说李鹏乘坐的汽车上下来了一个留平头的青年，放火焚烧了邮局，但是外形和年纪都和他们说的不同。

　　这可能是有些人对“周恩来的人”的一次试探性攻击。

　　邓颖超的秘书打来电话告诉朱琳“如果李鹏不见了，必须追问和李鹏最后在一起的是谁，是谁带走了李鹏”。

　　不过对李鹏的指控没有太久，随着唐山大地震的发生，李鹏就带人去抢修唐山的电力了。

　　年轻干部

　　李鹏担任电力部部长的事情有些一波三折，52岁的正部长在当时非常罕见。

　　李鹏在唐山地震当中的表现在当时看来非常出色，在接通唐山市委副书记毕新文的电话听到他说：“李鹏同志，唐山平了，都完了”之后，李鹏组织了电力抢修队赶往唐山，当时局里的其他领导和他紧紧握手，还有掉泪的，“好像我要上战场似的”。

　　李鹏经历过几次死亡线上的遭遇，年幼的时候从床上摔下来摔伤过头部，后来又有几次肺炎和阑尾感染，到40岁的时候还曾经骑自行车被汽车撞飞过。不过他似乎有一种很心宽的生活态度，在出车祸之后，一度趁着休息学习自己手工制作家具，找来一堆水曲柳、杂木板和拉簧，全家动手打了两套沙发。

　　和今天的大部分地震灾害类似，电力、电信的专业救灾队伍主要是抢通线路，李鹏和他的队伍逐渐恢复了煤矿、市区的供电。

　　当时李鹏已经戒烟20多年，在地震指挥部又抽上了，朱琳在去慰问热电厂职工和子弟的时候发现他抽烟喝酒，非常生气，同事们只好解释说，烟酒和大蒜，是对抗炎热天气下尸臭的必要措施。

　　1977年，李鹏当选十一大代表，这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一个节点，也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开始。

　　李鹏把自己的当选分析为：“那几年缺电严重，经常拉闸限电，市民怨声载道，意见很大，对电管局的工作也不满意……我是北京电管局的主要负责人，主持了唐山抗震救灾、恢复电力的工作。”

　　1979年2月，李鹏被任命为电力部副部长，那年他51岁，他的简历很全面，有水电的工作经历和火电的工作经历，后来又主要从事电网管理工作。电力口千头万绪，需要有各种工作经验的人。

　　这时担任部长的是“文革”后被重新起用的老领导刘澜波，刘澜波在开会时专门批评了康生整人，不放过烈士子弟，还提到了赵世兰被康生迫害的事，为重用李鹏做了铺垫。

　　1980年6月，刘澜波因为身体情况不能参加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指派李鹏替他发言，当时李鹏的发言有数据，有道理，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表扬。

　　也是在之后的几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把李鹏和李锡铭两位副部长叫到家里谈话，李鹏顺便提到了自己在内的21人因为留学苏联被怀疑为是“苏修特务”一案，有些人仍然因为这个案子受到牵连，胡耀邦当场让他把名单给自己，果然很快给这些人平反，“有的可以重新分配适当的工作，有的可以提拔重用。”

　　后来李鹏才知道，谷牧听了他的发言后十分欣赏，立刻打电话给刘澜波了解李鹏的情况，而后谷牧对胡耀邦推荐了李鹏。

　　1976年以后的仕途中，谷牧成为和刘澜波一样影响李鹏的关键人物。不过李鹏担任电力部部长的事情有些一波三折，52岁的正部长在当时非常罕见。

　　刘澜波告诉他，电力部有人联名给中央写信，认为他太年轻，还是一个培养对象，马上当部长难以服众。

　　最终李鹏仍然被中央任命为部长，刘澜波也再一次提到“气魄大一点，宽宏大量才能团结同事”。就像当年李鹏在毛泽东面前对曹操的赞美一样。

　　1981年7月，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的座谈会，陈云以李鹏为例“提50多岁的并非没有争论，李鹏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搞电30多年，这次提拔当部长还有争论……”邓小平则把力荐李鹏的刘澜波评价为“开明人士”，建议大家向刘澜波学习。胡耀邦说自己和万里先提出来要提李鹏，部里通不过，刘澜波“一马当先出来说话，扭转了形势”。

　　1982年，电力、水利两部合并为水电部，李鹏成为第一副部长（正部级），钱正英担任部长，不过钱正英做了表态，认为自己是过渡人物，表示会创造条件让李鹏尽早担负起全面领导责任，而李鹏则说自己能上能下，会做个好助手。

　　也是同一年，中共十二大，李鹏被提名参加主席团，坐在了主席台左边第三排，看着相邻的三个位子上坐着的是“李一氓、李强和李锐”，前两位都是“革命的老前辈，是我父亲的好战友”，延安时期就熟识李鹏的薄一波说这个人事安排名单“九全九美”，整个会议弥漫着一种欢迎年轻人的气质。

　　邓颖超特别说：“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我特别满意中青年干部进得多。”

　　在北京代表团开会时，李鹏表达了对老同志“中流砥柱”作用的尊重，而后主张总产值要翻两番，电力也必须翻两番。这是李鹏后来一直主张的电力思想，也就是“电力先行”。

　　这次大会上李鹏当选了中央委员，这对54岁的他又是一次重要的提升，集体照相时他接受了各位老同志的祝贺。李鹏详细地把几位老同志的话记录在他的回忆录里。

　　陈云拉着李鹏的手说“多年不见了”。李先念说的是“久仰，久仰”。邓小平说：“你爸爸是李硕勋，我们熟得很！”聂荣臻照顾过李鹏母子，问候的是：“你妈妈身体可好？”李鹏跟所有中央领导同志握了手，排在他后面的人也都这样做了。

　　李鹏认为自己是一个长于忍受非议的人，在电力工业部担任副部长的时候推行华北电网和华北电管局时，就遇到司局级干部的抵抗，为此他曾经这样评价自己。

　　“一个不怕困难的人，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我热爱的电力事业，我准备承受这些流言蜚语，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来妥善处理。”

　　李鹏并不像许多领导干部那样尽量让自己的妻子远离本系统甚至干脆退休，他们夫妻在好几个单位一起工作过，李鹏并不避讳这一点，李鹏担任电力部部长时，朱琳就调入华北电管局外事处，主持引进30万千瓦机组的招标谈判。后来又被派去担任水电部驻捷克斯洛伐克验收机电炉。

　　这可能是“流言蜚语”所指的。夫妻两人在同一单位，一个担任领导职务，一个则负责采购验收这样的重要工作。他似乎并没有避嫌这样的考虑，觉得工作都能胜任就好了。

　　李鹏的女儿李小琳也有类似的态度，也在电力系统任要职的她曾经说自己“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

　　后来朱琳又被借调到大亚湾核电站工作，负责筹备主持广东核电驻京办，此后又担任主任。1990年，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时，朱琳又调到国务院特区办担任研究室主任。

　　尽管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流言蜚语”，这位年轻的共和国部长对外界对自己的评价仍然十分重视，他详细摘录了参考消息转载的香港《中报》上表扬自己的一条消息：“9月12日，电力部部长李鹏也从北京赶到龙羊峡指挥抗洪，这些人和事都令人欢喜赞叹，他们真的是人民公仆了，真是和人民休戚与共了，譬如这位李鹏部长，他管的是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电力的事，既然副部长已在龙羊峡，他倘若是个腐朽的旧官僚，或者是贪生怕死，爱享受怕艰苦之辈，便可以大有借口，不到龙羊峡现场去。他如今却离开安全的北京城，到黄河之畔和民工战士同甘苦，这种新人新事新风气，使我们觉得中共好的传统确在恢复中……”

　　《中报》是台湾人傅朝枢在香港投资创办的，他曾经在1981年受到过邓小平的接见，是著名的爱国报人。《中报》曾经报道过“邓质方遇到失踪多年的科学家彭加木出现在华盛顿街头”的报道，轰动一时，后来被辟谣。

　　在担任中央委员之后，李鹏的仕途开始加速。

　　1983年的中国，全国各地都在超标用电，改革开放使得一个国家突然提升了自己的前进速度。这种超标用电的争吵，全国各地都屡屡发生。

　　能源对各国都是一件大事，国务院需要一个懂得电网，能够协调部门的管理人才，1983年6月4日，新华社采访李鹏，这个采访印证了之前中组部青干局局长李锐传递出来的消息。此前的头一天晚上李鹏在李锐家听说了自己可能会去国务院工作。

　　当月6日，李鹏接到中办通知，列席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会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向李鹏表达了祝贺，他说李鹏被提名为副总理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9日晚上，在招待来访的金正日时，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向金正日介绍了李鹏和田纪云，说这两位已经被提名为副总理。

　　李鹏对自己的生活也做了一些安排，每天晚上去母亲家吃晚饭，直到朱琳从捷克斯洛伐克回来。他同时要求三个孩子李小鹏、李小琳和李小勇：不得夜出不归，每月交10元生活费，不能向人家借钱、传递信件和接受人家的礼物。

　　17日，新华社记者和《经济日报》记者来做了对李鹏的专访，一直到20日下午，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任命了万里、姚依林、李鹏和田纪云担任副总理。

　　自此，李鹏进入中南海，步入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行列。

　　55岁的他，将在此后20年中治理这个国家、决定这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经历这个国家的欢庆和苦难。

　　最勤奋的回忆录作者

　　李鹏给大部分和他有过接触的图书编辑都留下了“勤奋”的印象。“李鹏有一个特点，就是坚持记日记，如果今天太晚了没时间写，过一两天也要补上。他是个很勤奋的人。”同时，李鹏在他书里表现出的聪明和幽默感，和当年在《新闻联播》上的样子不大一样。

　　2003年卸任以来，李鹏在11年的退休生活中出了11本书。6月底，《李鹏回忆录（1928-1983）》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这是李鹏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详细记述了他从1928年至1983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经历。

　　出书几乎占据所有卸任常委退休生活的一部分，李鹏是其中最勤奋的作者。他出的11本书几乎都是以他的日记为素材，重新进行编辑整理，分类出书。

　　曾经给李鹏做过图书编辑的赵之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过一个细节：有人认为李鹏这么忙，没有时间亲自写日记。李鹏听到了，当时并没反驳。但后来开玩笑时说，日记的真假有手迹为证。

　　赵之援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他非常的聪明，记忆力非常好。有些地方他在日记中只记了一句话，我们向他询问当时的具体情况，他能很快想起来那天谁出席了会议，谁说了些什么，一些细节都记得很清楚。”当时77岁的李鹏对电脑非常熟悉，他甚至会使用数码相机上传照片到电脑中，再打印出来。

　　李鹏给大部分和他有过接触的图书编辑都留下了“勤奋”的印象。“李鹏有一个特点，就是坚持记日记，如果今天太晚了没时间写，过一两天也要补上。他是个很勤奋的人。”另一名责任编辑吕仙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在图书编辑看来，李鹏的日记内容丰富，包括他在任时参加的各种会议走访经历和个人体会等。在李鹏分别按照不同内容进行出书时，他会将日记中与主题相关的部分摘出来，这部分工作完成后，他再把书稿交给编辑。

　　此前，李鹏的女儿李小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李鹏仍然坚持每天写日记，并准备按十个类别出版成书，内容包括电力发展、三峡工程、大亚湾核电站、在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任职涉及的部分等。如今，李鹏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些计划。

　　在李鹏撰写的书中，与水电相关的书籍占有重大比重，这和他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他在《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的前言写道：“1948年9月，党中央从东北解放区选派21位青年人到苏联学习，我是其中的一个。到1949年8月，我们将进入大学，究竟选择什么学校和专业，成为我们这些留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正在苏联养病，他对在苏联留学的青年人说：“你们的专业由你们自己选择，但不要选择学政治，应该选择工科或经济。现在全国就要解放了，中国即将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特别需要办工业和管理经济的人才。”此后，李鹏和其他几位同学选择了水力发电专业。

　　“我之所以选择水电专业，主要受到两点启发：一点就是列宁说的，‘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另一点就是我知道中国有一个大的水电工程设想，即三峡工程。日本投降后，原来在延安的自然科学院迁到张家口，改名为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我在那里读书。当时，我从报上得知萨凡奇修建三峡水电站的计划，一时炒得很热，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李鹏写道。

　　1983年6月，李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兼任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参与了对三峡工程重大问题的决策和组织工作，并且在1982年至2002年间15次考察三峡，他在自己的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些经历。

　　一般领导人出书，除了一些重大的政治出版任务，譬如邓选、江选，直接交办到人民出版社，其他的常委、党和国家领导人出书与出版社之间都是双向选择的。

　　领导人出书的出版程序要求严格，这对出版社来说既是一个机会，也是挑战。领导人出书，多数会选择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老政治局常委出书的资源通常是各出版社争抢的对象，但通常获选的都是有一些人脉资源、之前建立了良好关系的出版社。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书，一般要“先立项，后送审”。“立项”一般是由作者本人完成。一般来说，政治局常委出书是由本人跟中央主要负责同志请示，由文稿组跟中办打一个立项报告。稿子交到出版社以后，再履行送审备案的程序。

　　政治局常委的书，一般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报中办，中办来统一安排送到各单位审议，有送到一般部门的，也有送到现任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处的。李鹏的许多书籍，与电力相关的都交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他的《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则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则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与新华出版社联合出版。

　　李鹏曾任5年国务院副总理、10年国务院总理、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任期间曾主导完成三峡大坝、大亚湾电站建设等重大水电项目，参与过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决策。

　　李鹏撰写的《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等书籍，是按照他自己的从政经历进行梳理。

　　《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以1964年到2004年间有关中国核电建设的日记摘录为主线，辅以李鹏相关的讲话、文件、会议摘要和新闻报道，记录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起步到发展的历程；《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以他担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5年间的日记为主线，内容涉及立法工作、监督工作、代表工作和自身建设等人大工作的各个方面；《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是他的领导、管理和组织经济工作的经验总结和体会集成；《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则是李鹏日记系列著作的第六部，记录了李鹏出访、外交经历。

　　这些书籍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是李鹏在卸任后进行的自我述职。

　　此次6月出版的《李鹏回忆录（1928-1983）》则包含了更多私人化的内容。

　　他在书中详细记述了他的父母的经历，澄清人们关于他是周恩来的养子的传言，并在书中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夫人朱琳的情景：“第二排走出来一个姑娘，大概20多岁，穿紫红色女式套装，梳了两条辫子，有一双明亮自信的大眼睛，五官端正，举止大方。”

　　李鹏还在书中透露了自己儿女名字的由来。在儿女出生后，李鹏和朱琳就不直接喊对方名字，李鹏称朱琳为“大琳”，和女儿李小琳区分开，朱琳叫李鹏“大鹏”，和儿子李小鹏区分开。从此，这个称呼一直是夫妻两人的“专属”。

　　关于两人的感情经历的描写极为细致，年轻人对此兴致盎然，在图书上市后不久，关于书中谈恋爱内容的描写就在微信和微博上广为流传。

　　已经年届86岁的李鹏还打算继续完成《李鹏回忆录》的下册，内容将会是1983年之后至今的回忆录，包括他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20年和离休之后的生活。

　　“这一写作任务会更加繁重，我当尽力而为。”这位勤奋的回忆录作者在《李鹏回忆录》上册的前言中写道。（作者汤涌，高诗朦，原题为《我的前半生》）